當我在美茵河畔想起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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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6月

文‧蔡慶樺


二〇一三年初,我來到美茵河畔工作、長居,直到二〇一八年夏天告別。因為工作的關係,我認識了形形色色的法蘭克福人,大部分法蘭克福人都愛著這座城市,雖然他們對於這座城市也有各式各樣的批評,然而,基本上都還是地方愛國主義者(Lokalpatriot),也就是說,以一種如同愛著國家的心,愛著這座城市;甚至,比愛他們的國家更愛他們的城市。

法蘭克福是屬於全世界的城市。不只因為這裡有五成市民來自外國或是移民第二代,不只因為歐洲央行及全球的大銀行都在此,還因為這裡產生了影響全世界的文化力量。

一九四五年,法蘭克福被盟軍轟炸,九成以上成為廢墟,當時沒有人想到今日能夠重建成美茵河畔的現代都會,正如沒有人能想像在道德虛無的困境中,德國如何重新回到正常的國家。但一切終究會過去,在經歷那麼多苦難後,仍應樂觀活下去,這是法蘭克福教會我們的事。


人性是良心的準則抗命的外交官們

自從二次大戰結束後,為了清理第三帝國留下的歷史,德國曾有過多次審判,以釐清罪責問題,例如紐倫堡大審及法蘭克福大審。而在這些審判中,不斷被爭論的難題是:任職於第三帝國裡的公務員們有什麼責任,甚至罪過?尤其在鄂蘭於六〇年代寫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後,法學界與政治學界更必須質問:面對不當命令時,甚至不正義的政權時,公務員行動的準則究竟在哪裡?在什麼界限上,公務員可以斷定某個命令違背了人性、道德、甚至上帝的旨意?究竟什麼時候必須違背「服從」義務,而遵從另一個更高的準則?

這些問題如此困難,也沒有標準答案。每個必須做出這種艱難判斷的處境皆不相同。有些人始終忠誠履行公務員義務;有些人看到體制的問題,但袖手旁觀;某些人想改變什麼,卻認為個人始終無能為力而放棄;有些人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但付出的代價太高,因而卻步;有些人只是蒙上眼睛,假裝一切都不曾發生。

但是,還是有少數人,在每一次困難的生命情境中面對自己的良知做出判斷,即使面對的是承受不起的代價。

在職責之外

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日到二月二十六日,在柏林的德國外交部總部中庭,舉辦了一個特別的展覽:「在職責之外:被授予國際義人稱號的外交官們」。這些外交官的故事,正可以與鄂蘭筆下那個忠誠於服從命令的艾希曼對照,顯現出不一樣的公務員職責。

「國際義人」是以色列的猶太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受以色列國家委託,頒給那些基於公義與良知在納粹暴政時期幫助過猶太人的非猶太義人。這次的展覽,就是德國外交部與猶太大屠殺紀念館合作策劃,展出了英、日、德、祕魯、土耳其等二十一個國家三十六個外交官的義行。

這些外交官在納粹暴政期間,對與自己非親非故、受到迫害的猶太人伸出援手。如展覽名稱所示,他們都在職務要求外,多做了未被要求、但自己認為是正確的事情,拯救了許多原將犧牲於法西斯主義下的性命。

其中有些人冒著性命危險,有些甚至不惜違背上級命令,不惜失去外交官的工作,只為了幫助素昧平生的受苦者。德國外交部長加布列爾在展覽開幕致詞中問道,究竟外交官的職務是什麼?「我相信,這個展覽已經為我們展示了答案。我們也必須慶幸,今日要完成職務,我們所需要的勇氣,不像這個展覽裡被介紹的案例一樣那麼多。我很高興,今日外交官們只需在極為罕見的情況下違抗政府命令,以按照其良知行事。因為人性是我們今日的憲法、也是政府成員良知的準則。」

展覽的內容展示了這些外交戰場上的平凡之人,做了不平凡的事。例如中華民國的外交官何鳳山、日本外交官杉原千畝等。他們之中的一些人下場悲慘,例如瑞典派駐布達佩斯的華棱貝格(Raoul Wallenberg),他不只核發簽證給猶太人,還為被困在布達佩斯猶太隔離區的人設立臨時住處與張羅糧食,並在匈牙利到奧地利邊境的「死亡行進」中救出了數百位猶太人。但在戰後俄國紅軍攻占布達佩斯之後,華棱貝格行蹤不明,消失在歷史中。

其中一位令人欽佩的外交官讓我印象深刻,他展現了不可思議的巨大勇氣,完成了別的外交官無法完成的職務。他是葡萄牙駐法國波爾多的總領事索沙門德斯(Aristides de Sousa Mendes)。

無法坐視眾人痛苦的抗命者

根據德語維基百科,索沙門德斯出身富裕家庭,法學系畢業,原考取律師執照,但選擇加入外交工作,於一九三八年開始擔任駐法國波爾多總領事,當時已經出現猶太人逃亡潮,而尚未陷入納粹控制的法國與葡萄牙,就成為逃亡者的希望之地。可是,當時的葡萄牙在威權獨裁者薩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統治下,薩拉查曾發布公文,要求葡萄牙的外館不可以核發簽證給流亡猶太人及其他國籍上有問題的人,而一九四〇年德軍控制法國後,想越過邊界逃去西班牙的人湧入了葡萄牙使領館─因為當時西班牙的政策是,只有擁有葡萄牙簽證的人才准予放行。

為避免太多難民湧入,維護國家穩定,從里斯本來的命令於是更嚴禁葡國外交官們發給流亡簽證。四月二十三日,外交部即發電報給外館,要求嚴審申請簽證者的猶太身分:「對於猶太人的護照,除非獲得外交部許可,不得發給簽證。」五月十七日再發電報,強調「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在未獲授權下核發簽證。

索沙門德斯在與其妻子徹夜長談後,做出這個艱難決定:不遵守命令。他不停發簽證給所有流亡者,並為那些窮困者免除申請費用。甚至透過他的影響力將意願傳達給當時葡國駐法其他外館,要求其他外交官們也比照辦理。在他的幫助下,無數難民取得簽證,得以穿過西班牙抵達葡萄牙避難,其中也包括知名畫家達利與他的家人。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日,葡萄牙政府要求這位抗命的總領事立刻離開駐館,並派了兩個人去解送他回國。在離開前的最後一天,他對著前來申辦簽證的難民說,他將離開這個崗位,但他願意免費為所有人辦理簽證;二十三日他離開波爾多,返回葡萄牙的路上,他都還一直為難民核發簽證。二十四日,薩拉查宣布,所有從波爾多核發的簽證一律無效,並要求駐法大使館此後只發簽證給非猶太人,他用的詞彙是「純淨之人」(gente limpa)。

一九四〇年八月,索沙門德斯在葡萄牙接受審判。在戒律委員會上,這位虔誠的基督徒陳詞解釋抗命救人,是因為他無法坐視那些人的苦痛。最後他被判有罪,被外交部停職後強制退休,絕大部分退休俸被取消,並吊銷律師資格,全家陷入經濟困境。索沙門德斯變賣所有家產後,困頓難挨。之後,幸有葡國猶太社群伸出援手,將他的小孩送到美國求學,稍解其困。

忠於憲法與上帝

為什麼索沙門德斯這麼勇敢無私?因為他有高於政治意識形態的行動倫理準則。他的準則,首先來自法律人的良知判斷。他認為政府的命令違憲。他曾對求助的人們說:「我無法坐視你們這樣死去。你們中的許多人是猶太人,而我們的憲法清楚地主張,外國人的宗教與政治信念都不能做為拒絕他們留在葡萄牙的前提。我決定忠於此原則。我不會棄守,唯一忠於我做為基督徒的信念的方式,就是以合乎我良知的方式行動。」戰後,他向國會申請平反時,也敘述當年抗命的理由,是要使那明顯違反憲法保障的自由與信仰不受侵犯。

他的忠誠不只對憲法,也對上帝,這是超出俗世政權的更高準則。在決定抗命那一天,他說:「從今日起我遵照我的良知行動。做為基督徒,我沒有權力讓那些女人與男人死亡。」被解除外交官工作後,他說:「即使我被解職了,做為一位基督徒,我還是只能這麼做。」在展覽的文宣影片中,也引述了他一句話:「我將站在上帝那邊對抗人,而不是站在人那邊對抗神。」

需要平反的精神價值

為了忠於憲法與上帝,索沙門德斯即使在戰爭結束後,還是持續付出代價。戰後,索沙門德斯向葡國外交部申請平反,未獲回應。後來他中風,健康大受影響,一九四八年喪妻,一九五二年再度中風,半身癱瘓,一九五四年過世時還不到六十歲。這位外交官死時,身邊只有一位姪子,無任何官方致哀。入殮後,他的墓碑上刻著猶太經典《塔木德》的句子:「拯救一條生命的人,就拯救了世界。」而他所拯救的,是三萬條生命。

即使被自己的國家忽視,國際上還是注意到這位犧牲自己拯救他人的無私外交官。他過世那年,法國報紙及其他國際媒體刊登了致意文章;一九六六年,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為他設了紀念碑;以國的內蓋夫沙漠(Negev)中,有一座森林以他命名;一九六七年,猶太大屠殺紀念館追贈他獎章,上面刻著他墓碑上那句話;一九八六年,《紐約時報》上刊登了聯署請願,寄到葡國,要求為他平反;那一年,美國的西蒙維森塔中心(Simon Wiesenthal Center)也將他的名字刻在牆上。而美國國會也在那一年,趁著葡國外長訪美時機通過決議案,要求葡國為他平反。

一九七四年,索沙門德斯的女兒向葡國申請平反其父親聲名。一九八七年,葡國總統索阿雷斯(Mário Soares)終於承認這位義人,並追贈自由獎章。一九八八年,在葡國國會議員嘉瑪(Jaime Gama)努力下(他是葡國前外長,也因為反抗薩拉查政權,在十八歲那年即成為政治犯入獄),國會正式為他平反,將他的名字重新列入外交使領團名單中,並追封他為大使。一九九三年猶太大屠殺紀念館頒發他「國際義人」,今日葡國並成立索沙門德斯基金會,以致力人權及民主事務。

二〇〇〇年,葡萄牙外交部為他以及另外兩位有類似義行(只是沒有那麼大規模)的外交官策劃特展,巡迴全美國葡萄牙使領館展出,除了讓美國社會理解,無數美國移民都是因為當年憑藉著葡萄牙簽證才得以跨越北大西洋離開歐洲;也讓所有葡國外交官知道,他們曾有過什麼樣值得欽佩的前輩。

幾年前,一部群眾集資拍攝的紀錄片《多虧索沙門德斯我才活著》(I AM ALIVE thanks to Aristides de Sousa Mendes)問世。這部紀錄片在葡萄牙的小鄉鎮帕薩爾(Passal)拍攝,那裡正是索沙門德斯的故鄉。多年後他的故居逐漸傾壞,在曾受他幫助的人之後代發起募款及葡萄牙政府出資下,這棟房子才得以整修。落成時,許多這些感念他的人來到這裡,有些人當年從這位外交官手上領過簽證時,不過五、六歲,他們知道,倘無這位陌生人相助,他們家族斷無生路。許多人帶著當年他們先人的護照,上面正是索沙門德斯簽署的救命簽證。

影片中,索沙門德斯的孫子說,他祖父代表的意義是歐洲的價值,歐洲值得保存的不是什麼建築或經濟價值,而是這樣的精神價值。他說得對,但其實不只歐洲需要這樣的價值,這樣的人;每一個時代的每一個地方,都需要這樣的人為我們見證人性的尊嚴與價值。 

 

探詢遺忘之地:阿茲海默

我失去了我自己

她向來是一個規矩順從、勤奮的家庭婦女,每日的生活以家庭、丈夫及小孩為重心,把家裡打理得乾乾淨淨,總是燒上一桌好菜,從未讓家人餓肚子。她的生活,其實就如那個年代的大多數德國婦女,再平凡不過了。

直到五十一歲那年,在她身上發生的怪事,使她再也無法維持多年來的生活,她再也不能平凡,也注定了她的名字會永遠留在歷史裡。多年以後,許多世人都承受著與她一樣的宿命,都不斷地再翻出這段悲劇,與她一同哀嘆、悲傷、憤怒、迷惘。

那是一九〇一年的三月,她性格大變,開始對丈夫產生無比強烈的猜疑、嫉妒及占有欲;她煮的菜味道怪異,無法下嚥;她時常迷路,忘記時間及其他的小事。最後她的家人無法再與她共處,認為她精神失常,只好於那年十一月將她送到法蘭克福的「市立瘋狂與癲癇診療所」。

她原來應該如同其他病患,在診療所裡過著與社會隔絕的餘生,並就這麼無名地死去。但是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一位未滿三十歲的年輕主治醫師坐在她的床邊,問了她幾個問題,從此改變了她的命運,也改變了這位醫師的命運。

這位醫師的名字叫阿洛伊斯.阿茲海默(Alois Alzheimer)。

病患的名字是奧古斯特.迪特(Auguste Deter),真名是否如此,她自己也無法確定,但她這麼自稱,而醫學史文獻多稱她為Auguste D.。阿茲海默寫下的病歷資料,成為醫學史上最著名的問診內容。

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她)坐在床上,一臉無助。

您的名字? 答:奧古斯特。

您的姓? 答:奧古斯特。

您先生的名字? 答:我想是奧古斯特。

我問的是您的先生? 答:對啊,啊,我的先生。(明顯無法理解問題)

您結婚了嗎? 答:跟奧古斯特結婚。

您是迪特女士? 答:是的,跟奧古斯特.迪特結婚。

您來這裡多久了? 沉思後答:三週。

這是什麼? 答:鉛筆、鋼筆、錢包及鑰匙、筆記本、香菸。她正確回答。

午餐她吃了白菜及豬肉。問她吃了什麼,她說菠菜。

她吃肉時,問她正在吃什麼,她說馬鈴薯及辣蘿蔔。

把一些東西秀給她看。短暫時間後問她,她已經記不得這些東西。

讓她寫字,她寫的樣子讓人覺得有右眼視覺障礙。

請她寫下奧古斯特.迪特女士,她寫了女士後,忘記接著要寫什麼。必須一個字一個字再告訴她(失憶性的書寫障礙)。

晚上,她說話內容充滿詞義錯置及不斷重複的用法。

阿茲海默覺得困惑,這些反應似乎是老年失智症(Senile Demenz),但奧古斯特才五十一歲,症狀雖然類似,但其病變比一般老化失智更加劇烈。究竟是什麼造成這個疑惑、失憶、性格扭曲、自我認同破碎的狀態?奧古斯特恐懼地喊著:「我不要開刀!」無法再理解原來的世界,只能重複做著自己無能控制的動作,耗盡力氣卻無法回到原來的正常狀態,嚷著:「我得重建我的秩序。」最後,奧古斯特癱坐在病床上,哀傷地說出了醫學史上這句非常著名的自白:「可以說,我失去了我自己。」(Ich habe mich sozusagen verloren.)

阿茲海默也無法理解這樣的病症,他想,這種狀態迄今為止的醫學無法解釋,也許這是一種新發現的疾病。但他無法確定,只能每天觀察、記錄奧古斯特的變化,寫下:病患持續地無助、驚慌……

直到一九〇六年。

發現醫學史上未曾記載的病症

阿茲海默一八六四年出生於巴伐利亞,一八八三年中學畢業,赴柏林讀醫學。當時的柏林是剛剛統一不久的帝國首都,聚集了頂尖醫學、化學研究者,例如菲爾紹(Rudolf Virchow,白血病發現者)、克赫(Robert Koch)、埃爾利希(Paul Ehrlich)、維斯法爾(Carl Westphal,研究跨性別的先鋒),這些一流研究者正領導著醫學革命,並把柏林打造成世界醫學中心。阿茲海默在柏林讀了一個學期後,再去符茲堡大學、杜賓根大學就讀,一八八七年寫完博士論文,一八八八年通過國家醫學考試後,來到法蘭克福的「市立瘋狂與癲癇診療所」擔任助理醫師。

市立診療所位在今日法蘭克福大學現址,由法蘭克福知名的精神醫師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建立,霍夫曼是德國青少年精神醫學的先驅,也創作許多知名的童書。在他的主持下,診療所不同於以往的精神醫院只是收容,而是透過現代醫學診療,試圖為精神異常的病人減輕痛楚,甚至找尋康復的可能性。奧古斯特就在一九〇一年進入這間診療所,直到過世。

從一八八八年到一九〇三年為止,阿茲海默在這個診療所工作,也努力想治療奧古斯特,但還是找不到對策。一九〇三年,在慕尼黑大學擔任醫學教授暨慕尼黑皇家精神診所所長的克雷普林(Emil Kraepelin)向他招手,他遂轉到慕尼黑任職,但仍然關切在法蘭克福的奧古斯特。一九〇六年,奧古斯特過世,阿茲海默要求解剖,把組織切片送到慕尼黑檢驗。在顯微鏡下,阿茲海默發現奧古斯特大腦的大部分神經細胞已經毀損,約有三分之一的神經元已經死亡。他確認這並非老化失智,而是醫學史上未曾記載過的病症。

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三日,阿茲海默回到母校,在杜賓根舉行的第三十七屆西南德精神醫師大會報告此病症。然而,在他報告完這個令他振奮的醫學進展後,在場的醫師反應冷淡,無人提問;甚至連大會主辦方也不打算把他的報告放入大會紀錄中。這個在今日影響現代社會甚鉅、危及無數人存在狀態的病症,當年首次曝光時,被醫學界完全忽視。最後只有當地報紙以簡短的一句話提及:「來自慕尼黑的阿茲海默醫師報告了一個四年半內神經細胞大量萎縮的發病過程。」

一九〇七年,他的報告內容終於在專業的醫學期刊刊出,這篇〈論一種腦皮質區的特殊病變〉(Über eine eigenartige Erkrankung der Hirnrinde)是首次談及此種阿茲海默症的公開文獻,然而這篇論文在當時的醫學界中,依然如同投入大海的石頭,並未激起什麼漣漪。阿茲海默雖然確定此病症在歷史上獨一無二,但他暫時不知該如何命名,僅稱之為一種特殊病變。後來,他的導師克雷普林於一九一〇年在其暢銷著作《精神醫學:給學生及醫師之教科書》(Psychiatrie: Ein Lehrbuch für Studierende und Ärzte)第八版中敘述了此新發現,並稱為「阿茲海默症」,從此確立了該名稱。

阿茲海默是位熱情的研究者,也是憐憫的醫者。他窮其一生想找出治療此病的方式,後來更是全心投入研究,減少看診時間,但還是每週在家裡安排固定時數為窮困者義診,這在當時的醫療制度中,稱為「給貧困者的無償問診時間」(Unentgeltliche Sprechstunden für Unbemittelte)。一九一二年七月,他獲得布雷斯勞大學正教授職位,並擔任大學精神醫學診所所長。但是長年投入研究已使他透支健康,該年十月他臥床不起,最終於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九日,阿茲海默與世長辭。

那一年,是德國醫學界的巨星殞落之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埃爾利希、克赫病毒及傳染病研究所(Robert-Koch-Institut)所長勒夫樂(Friedrich Loeffler)、海德堡大學首位病理解剖學學科教授阿諾德(Julius Arnold)相繼去世。而該年年底德國醫學界又失去阿茲海默,世界也失去了一位真正的人道主義者。一百年過去了,那個以他為名的病症,至今仍未能找出治療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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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名美茵河畔思索德國──從法蘭克福看見德意志的文明與哀愁

作  者蔡慶樺

頁  數428

定  價460

出 版:春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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