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壇菁賢影歲月

李釣綸先生今年七十八歲，大半輩子的業餘光陰是生活在籌畫、推展民間團體的攝影風氣上，對初學同好的孜孜教導，尤其不遺餘力。他發起、並留守「自由影展」十年、「青影展」廿八年、「台灣省攝影學會」五年、「今日影展」四年、「青長青影展」三年，資歷縱貫老、中、少三代，看遍多少攝影圈內的浮沉起落、恩怨是非，難得的是，他仍以一顆不與人爭的平常心，及硬朗的身軀與笑容，風塵僕僕地默默為一些地方、企業上的攝影社團做著培育與指導的工作。不求名利，「純粹是為興趣而已。」他說。為了報答他廿八年來，為YMCA的「青影展」貢獻了多少心力，「青影社」在今年送給他一個紀念銀盾，上刻四個大字：「攝壇菁賢」，我想是最恰當的一個感謝與讚譽之詞罷！

上）三歲的李釣綸／台北大稻埕／1911。（李釣綸）

動手做相機

李釣綸，民國前三年出生於台北士林區的一個醫生家庭中。他的祖父、父親、伯叔都曾在當地懸壺濟世。我們可以在李釣綸三歲的紀念照中，看到他身穿花巧的肚兜褲，從中領會了他當時較為富裕的生長背景。當他十八歲就讀北二中（今成功中學）三年級時，因為強烈的興趣與慾望，開始自己動手「製造」相機。

他從木匠那兒弄來一些材料，用粘膠、鐵釘先做成一個四方匣，再用黑紙與鉛板摺糊成一個蛇腹，將玩具店買來的一個放大鏡粘放於蛇腹前當成鏡頭，四方匣的另一面夾進一塊毛玻璃，當做檢視鏡，而放大鏡前的黑紙蓋一收一放間就變成快門，曝光速度全靠直覺與經驗，於是這樣一部手製的相機就替李釣綸開啟了攝影奧秘之門，雖然當時只是用它來拍一些4.5*6尺寸的玻璃片人像，但那種直接「參與」的熱中與感情，毋寧可說是日後對「攝影」懷著更加珍視與謹慎之情的緣由罷。

初中畢業之後，他並沒有從醫，而是經過親友的引薦，開始至「士林信用組合」（今合作社）做事，專門負責農具、農產品的購買、販賣、利用與貸款，這個職業他做了十幾年，又換到一家「三井農林會社」服務，做到六十八歲退休。而工作之餘，音樂、攝影與運動，就成了他的專注所在。

（下）七十七歲的李釣綸／桃園龍潭／1985。（李釣綸）

迷濛的虛幻

在台灣光復之前，能擁有照相機的本省人並不多，北區三五同好在一起，就會合日本攝影愛好者組成「愛友會」、「萊卡俱樂部」這樣的業餘攝影會。當時台灣最大的攝影會則叫「關西寫真聯盟」，主辦者是日本的大阪新聞社。他們經常在台北新公園舉辦攝影活動，題材不外乎是模特兒與風景的擺飾搭配，李釣綸當時用的相機，從Kodak小型機種慢慢轉到Eastman Kodak的Spring-Camera，最後又換成Rollei-Flex。這段期間，他興致勃勃地參與各種比賽與活動。

民國卅二年，當時的「台灣總督府」舉辦第一屆「台灣登錄寫真家」評審，有三百多人參加，合格者八十六名，其中廿二名的本省人中，李釣綸是其中一位，李火增、邱創益、陳耿彬、呂士文、孫有福、林祖川、楊文津、陳啟川等也都榜上有名。

當時的攝影作品，在日本思維與風潮影響下，大部分都瀰漫著朦朧的畫意美，輕渺虛幻、矯飾美化，好像「藝術」一定要飄浮在半空中，在某種距離的引領下，才能製造一種美感的意境，這是台灣攝影發展中，最早出現的「沙龍」調。戰前的攝影風，似乎一直徘徊在古典主義、自然主義、唯美和象徵主義的範疇裡。當然，鏡頭、藥水、紙張等客觀條件的簡陋，以及印刷上的限制，也是製造這種朦朧美的間接原因。

九份／1956。（李釣綸）

綺麗的感受

台灣光復後，因為島上的日本人返鄉之前紛紛典賣了他們的相機，島內的攝影人口逐漸增多起來。不過因為戰前長期的訊息壓制，戰後缺乏學習與溝通的管道，在觀念上一下子無法開通求變、廣納新意，攝影在諸種藝術創作中，就只能扮演較附屬的被動角色，不如文學、音樂或繪畫那麼突出生色。許多攝影者也只是依樣畫葫蘆地沉迷於某一種因襲模式中，我們看不到極有創見、質量齊觀的攝影家出現。環境的漠視，加上創作之無力感，大家都自認只是「業餘」的喜好者，能達到某一限度就很滿意，不會做更嚴苛的鞭策與努力，因而要有所大突破與大創意，真是困難。這一種台灣攝影經年的普遍困境，追究起來，代代都是有口難言的罷。

民國四十二年，中國攝影學會成立，李釣綸旋即加入。第二年，他又聯合了鄧南光、詹炳坤等人發起了「自由影展」，冀圖稍許擺脫山水、人物等沙龍式的擺飾與美化，給予生活上各種現實較直接的面貌，不過在這面貌上，他們仍希望傳達「綺麗」的感受。換句話說，是一種溫和的寫實主義，夾帶著繪畫性的構成趣味。

石碇／1958。（李釣綸）

寫實的魅力

這個階段的李釣綸，一方面有「沙龍」的包袱，一方面也受日本攝影雜誌提倡的寫實主義影響。就在每個月至少兩次出遊的攝影活動中，他斷斷續續拍下許多民間鄉情的寫實速寫。沒有精巧的構圖設計，避免刻意的自我表現，這些單純、直接、樸素的現實紀錄，反而成為日後李釣綸自己也不曾料到的珍貴留影了。

民國四十五年，三峽橋上站立著的憨笑小孩：他背袱著一個仰面而睡的嬰兒，兩個小臉孔生動有趣地點亮了照片中的情感。空無一人的橋面、鄉間流行的背袱方式，小兄弟照顧看護之情，都清楚地反映了戰後刻苦、儉樸、自立的社會背景，而橋拱美妙的幾何構成與延伸，以及小孩不安定的方位感（他不是站在畫面中間，視線缺少延伸空間，似乎違反了傳統的平衡觀念），給予照片更多的活力與想像。當然，這是站在今天的觀點試著去解析，對當年的李釣綸來說，他可能沒想這麼多，所以把小孩擺在左側，也許只不過是為了能看到橋面的另一端出口罷了。

石碇／1958。（李釣綸）

價值觀與表現力

另一張值得「讀」的照片是，民國四十五年李釣綸在九份街道遇到的一次民俗遊慶中，居民駐足圍觀一對「公背婆」演員的速寫照。這一對演員流露出憂煩與茫然的互異表情，她們身後的男女老少也各以其壓抑的臉色分佔在四周空間。這兒很有意思的是，連這位彎腰的「道具公公」好像也完全領會了周圍的人間苦悶與煩躁，他承擔了如許的負載，視線永遠向下低望。我們在這張照片中，一個一個的臉孔「讀」過去，視點豐富、情感凝聚、直接動人地道出民間生存的原貌。當李釣綸重新看到這一張他不是很在意而幾乎忘卻了的照片時，笑一笑說：「啊，你喜歡這樣的照片，畫面太亂、情感太苦了吧！」

也許是對「藝術」和「價值」的觀點各有其旨，因而他沒有在這種感情直陳的領域中耽擱太久，就慢慢轉向另一種較乾淨、愉悅、設計、造型的景物攝取方向，譬如枝幹的水滴、建築的局部、光影的特寫等組合連作上。「人」的味道減弱了，俗稱的「主觀的」、「藝術的」、「趣味的」味道加重了。因此，很可惜的，在一九六○年代之後，我們就看不到太多這樣寫實的照片了，李釣綸的觀點如此，許多老一代的攝影家也是如此。今天回想起來，那些造型的、主觀的照片，大家仍然繼續在拍，幾乎成為一種樣式，以後再拍也不遲，倒是那些一縱即逝的人間寫實紀錄，要想再拍已經沒有機會了。

這兒牽涉到的，就是有關「創造性」的認知差異。李釣綸口中的Reality、Snap是一種即興的，速寫的攝影行為，攝影家主動的個性不易表達，沒有「主張」。不如自己心中先有主題概念，思索尋找之後，呈現一種新鮮拍法，更有「表現力」。因此他更要藉重不同鏡頭的特性不可，專注一些線條、光影的趣味變化。今天，李釣綸的Nikon F2，附帶有十二個鏡頭，可以站在原地，獵取各種尺寸的畫面。換句話說，淺顯、愉悅的「物」性對許多攝影者來說，比繁瑣、苦澀的「人」性更具吸引力。是對生活四周粘滯、混亂的厭煩與逃避，轉而投向另一種形而上的心靈追求。

新埔／1960。（李釣綸）

連作與組合

李釣綸在「自由影展」後期，開始和影友嘗試一些專題連作，例如「淡水河畔」、「女性」、「信仰」等，基本上還是比較偏向外形、景物的描寫，缺少內心的感受與刻畫。他在YMCA的「青影社」中，擔任顧問達廿八年之久，在教育新人，提攜後進的貢獻上，似乎是超過當時的創作慾望與成績。另外，在早期的影友活動中，他的模特兒攝影佔極大篇幅，其中不乏佳作。李釣綸企圖在一種典雅的形式裡，給予女性體態溫和與抑制之美，其光線與構圖的配置，今天看來，仍有一分嚴謹的執著。

但模特兒拍多了，興致轉薄，李釣綸晚年開始提倡另一種所謂「自我表現」的組合攝影。在「今日影展」四年與「青長青影展」三年中，他大力教導初學者運用組合連作的方式去創作。他認為，科學的發展與文明進步，導致工業社會的複雜性，單張照片的「表現力」已經不夠了，組合照片確有必要，也才能完整看到事、物的全貌。根據一些日文雜誌的資料，他將組合照片的種類分成連集、連作、連環、隨比、對比等十種，實技的手法又分遠近構成法、起承轉合法、重複強調法、水平思考法……等等，其實就好像一部攝影文法的ABC，也像電影中的遠、中、近景與特寫的剪輯觀念。對於學者來說，這是一套有趣的規則理論，也可以從中學習「構成」的基本概念，但它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過程隨想，而不是展示依憑。可是卻時常被混淆了。

九份／1963。（李釣綸）

規則與創意

對藝術創作者來說，「規則」不是用來遵守，而是用來打破的。如果規則變成一種僵化的格式，永遠套住攝影者拍照時的思考，攝影，豈不變成程式填充或是非演算法，會場上，你所看到的，盡是一些最基本的公式解說，「形式」是主角，「攝影」變成配角，那才真是本末倒置呢。對一位攝影者來說，如何表現攝影真正的內容與創意，獨立或組合，往深度與層次上歷練，才是創作應有的態度，而不是永遠沈迷於基礎公式的追逐遊戲中。

一生曾擁有過一百多部相機的李釣綸，進入七十高齡之後，已把修養自己、訓練新輩當作他的晚年目標。他認為目前的攝影圈，「學會」與「名銜」充斥，既名「學會」，又不作學術的研究與交流，一味在名利獎章中暈迷，自己實在不會也不慣處於這樣的局面裡，因此他儘量保持一個較為遠離的方位，也顯得淡泊謙遜，坦然快樂。他說，人為什麼活？為了興趣。人的一生有了一個可以專注的興趣，會活得更有力、更有味。攝影帶給他許多活下去的力量，而他早年的一些寫實照片，也帶給其他人，一些活下去的見證。

石碇後街／1956。（李釣綸）

圓通寺／台北／1962。（李釣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