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社團和政府官僚是兩條永不交叉的平行線。互動?合作?談何容易!」一位社運工作者口氣決絕,宣稱自己一向不和官方打交道。
另一方面,行政官員也是滿腹苦水:「民間改革團體常常先入為主地認定政府就是沒有解決問題的誠意,就是刻意打壓他們。可是你想想,社會的意見是很多元的,我要去問哪一個民間團體?從哪個作業階段開始問?又要問到什麼程度?!」
對於無數細微的、每天都在進行的公共行政作業,民間社團至今尚無有效參與的管道,不過在某些已經成立專門諮詢委員會的重大議題上,民間人士倒是可以在官方點名的情況下,接受延攬、參贊決策。
收編與投靠?
譬如去年九月成立、由中研院院長李遠哲主持的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俗稱「教改會」),廿八位委員中,台大心理系教授楊國樞及黃榮村,就是因深具民間改革背景而被納入。雖然在「寡不敵眾」下,他們的意見未必被全盤接受,教改會的初期報告也仍然遭到民間教改團體批評,不過「四一○教育改造聯盟」的張則周和史英都承認,「有自己人在體制內,內外呼應,還是可以發揮一些說服力量,加快改革腳步。」
民法親屬編的修法工作是另一個例子:
自從去年婦女團體突發奇想,藉一項判例來聲請大法官釋憲,並成功得到「現有民法親屬編一○八九條條文顯有性別歧視之嫌,應屬違憲,必須在兩年內廢止」的判決後,法務部就積極展開修法工作。而聲請釋憲的主力人物——身為律師的「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尤美女及王如玄被納入修法小組後,由於和法務部修法委員都屬舊識,在理念上相當契合,因此第二階段有關離婚判決及子女監護等問題的修法草案,大致上可以符合婦女團體的期望。
然而,在「聽說法務部人事將有大幅更動」的情況下,未來第三階段有關夫妻財產分配等更關鍵的修法重頭戲,她們是否還會被點名納入?如果換了別人,還能夠守住「把關」大任嗎?形容自己正提心吊膽的尤美女,對情況完全沒有把握。
官方廣納民間人士,照理說是美事一樁,但在雙方互信基礎實在薄弱的情況下,納入的難免被昔日同志解釋成「立場溫和、容易被收編」;仍在民間陣營搖旗吶喊的,又會被官員認定:「叫得那麼兇,還不是想來分一杯羹!」結果「做事不難做人難」,官方的點名標準、被延攬者的迎拒與否,都成了煞費周章的苦事。
理念與現實拔河
互信薄弱的癥結,其實不在理念,而在改革的速度和方法。行政機構包袱較重,作業方便和「可行性」是首要的現實考慮,然而這種瞻前顧後,落在民間人士眼中,就成了「缺乏改革誠意」。
譬如不體罰、小校小班、教師有教學自主權等人文教育理念,如今已是無人質疑的共識。然而擺在眼前的客觀環境並不樂觀:超過七、八十班,每班又超過四十人的大型學校比比皆是,在寸土寸金的市區要尋覓新校地更非易事。這種情況下,民間教改團體堅持教師應立即禁絕體罰是否可行?又該給行政機關多少時間以落實小班小校目標?
對改革心情急切的民間社團來說,「民間永遠走在政府前面」,是他們最感自豪的。不過當政黨輪替成為常規,不少當年的批評者上台後,同樣陷入體制的泥沼中,難有突破。例子看多了,民間社團領導人並不是不瞭解眼高手低的難處:「政府不會請我去當官的;就是請我,怕也不容易做好」,一位教育改革團體負責人承認,一旦攻守易位,他也難逃「挨打」的份。
這樣的困境是否無解?其實未必。
台大社會系副教授陳東升指出,在具有城邦政治傳統的西方國家,公共事務通常由下往上成形,社區有社區自治委員會、學校由家長委員會掌權、都市計畫也有大量的當地民眾參與。
有了這種設計,不必在朝當差,人民自有各種參與公共事務的管道,有心人可以從中培養處理公共事務的行政歷練,學習瞭解其中的複雜困難,才不會提出一些陳義過高卻和行政考量脫節的意見。
體制內的挑戰
在國內,民主環境或許未臻成熟,然而原本封閉、由上而下的行政體制倒是略開了一扇門;在某些領域中,改革團體接受政府委託,進入體制內實際操演的情況,這兩三年開始多了起來。改革團體如願地將戰場從體制外拓展到體制內,只是這回,從批評者到實踐者,他們面臨的挑戰和以往截然不同。
從去年九月開始,四一○教改聯盟在台北縣市進行所謂的「現代教育實驗班」,希望落實教改理念。然而,縱使官方願意讓出一點空間給民間團體揮灑,他們也無法得到體制內的全面合作。
「別的老師都等著看實驗班的笑話,說絕對不可能成功」,剛應試辦國中班導師的求救邀請,去解決「實驗班學生上課吵鬧脫序」問題的四一○召集人張則周,也很明白民間團體挑戰現行體制的困境。
這兩年接受內政部委託、為智障者培育臨時托育保育員的台北市智障者家長協會顧問曹愛蘭則感嘆,「現在政府還欠缺『向民間買服務』的觀念,還認為民間團體既然想做一點事,就該有自己募款的本事;政府補助經費,是一種『恩惠』!」
向政府拿錢做事常令民間團體覺得處處掣肘,因為主導聲援「殺夫案」女主角鄧如雯,而被內政部社會司委託做「婚姻暴力防治法」研修工作的婦女新知基金會,就常有啼笑皆非的感覺:「每次開會,我們不是先討論研修內容,而是忙著收集大家的報帳單據!」尤美女形容。
何時攜手並進?
親身見識到行政體制的強大箝制力,好處是民間團體在批判聲中,偶爾會流露出對官員的同情,但也讓部分民間團體深自警惕:一旦接受體制委託,和體制合作,難免隨著一起僵化,反倒抹殺了民間原本彈性靈活、點子多多的特性。至於和行政部門攜手後,如何保持民間團體改革批判的本色?那又是另一種挑戰。
「政府如果不好好做,我們就要糾正它、監督它;政府如果有心好好做,我們當然應該幫助它」,台北鳥會總幹事曾美麗指出。
那樣的日子或許遙遠,但仍值得期盼:終有一天,民間改革團體抗議叫囂、政府官員躲閃苦笑的鏡頭,能被兩者攜手共進所取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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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有心做事,政府則從旁幫忙,官民攜手將是未來的重要趨勢。圖為租用國有地、替顏面傷殘朋友創造工作機會的陽光洗車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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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社區民眾主動參與,可以培養民眾處理公共事務的能力,並熟悉行政作業流程。圖為去年三月由社區及官方共同舉辦的新港文藝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