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記者要求新、歷史學者要求全」,曾兼任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院長的政大歷史系教授閻沁恆,一語道出為何歷史學者在當前紛擾的傳記風潮中,自願扮演一個旁觀者:「一般歷史學者不會去寫仍然在世的人物傳記,蓋棺論定,才能看得出一個人的歷史價值。」
「就像一幅畫在沒完成前,如何評定它的特色與好壞?」政大歷史系教授王壽南比喻,當年慨歌「引刀成一快」,冒險刺殺清吏的汪精衛,誰又想到他會有投靠日本政權的一天?因此歷史學者不急於一時,耐心等上二、三十年才下筆為人物立傳,則是常有之事。
在史學家眼中,當代在世的人物之外,去世未久的,他們也有「勉強下筆、意義不大」的顧慮。
「本人雖去世,但他的門生故舊、兒女家人倘若在世,下筆時終究不能秉筆直書,仍不符合歷史學家『求真』的最高理念」,王壽南指出。
多年前一位歷史學者在學術論文中提及民初人物陳炯明,引起陳家的激烈抗議,鬧出一場風波,這種顧慮顯然有其道理。
求全、求真,事事講究證據,因此在立即可得的直接資料如口述歷史、當面採訪之外,歷史學者尤其看重的,則是各種文字資料,譬如各種檔案、私人信函、私密性日記手札等等。這些資料,不容易在當事人生前取得,而且最好避免由當事人自己披露,以求客觀。
閻沁恆指出,譬如英美等民主先進國家,重要檔案如國務院檔案、各政府機關檔案等,都會在事過境遷、機密性已失後,定期開放,供學術研究。而每一批檔案,往往都是學者翹首苦等十多年的寶藏;許多歷史懸案、人物秘辛,也唯有透過它們,才能點滴拼湊、水落石出。
至於目前蔚為風潮的當代政治人物傳記風,在學者眼中,算是寫史的「先鋒」工作,先留下當代人的紀錄與觀點;至於各個人物在滔滔歷史洪流中的定位,則還有待數十、甚至數百年後,由歷史學家以更全面的關照和更嚴謹的考據來論斷。
歷史是由時間舖續而成,因此,在歷史學家眼中,唯有經過時間的沉澱和篩揀,才有傳之久遠的價值。當代人寫當代事,人事都還在變動中,不易捕捉預測;人際間切身的利害、交往,也使「下筆中立,不帶感情」成為奢求。然而,舞台人物繽紛、評者興致高昂、觀眾也一片叫好,誰還在意歷史的千古價值?
「真正的歷史學者,本來就是寂寞的」,王壽南指出。相較於一片喧鬧的傳記風潮,歷史學者的寂寞冷靜、保持距離,可能更讓人深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