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一八八二年，英國作家王爾德應邀到美國作巡迴演講。在回答新聞記者此行目的時，此君大剌剌地說：「來使美國文明化。」

他在旅途中屢屢抱怨美國的喧囂嘈雜，而且沒有著作權的保障；而這位向以消遣美國新貴或澳洲富商為樂的天才詩人和劇作家，卻對舊金山的中國城情有獨鍾。

在王爾德的眼裏，中國城是他所見過最藝術的城市。他形容華人區奇異憂鬱的東方人，在一般人看來未免平凡而且貧窮，「但是他們似乎認定，凡是和他們有關的事物都要美麗」。他在中國餐館，發現工人們用來喝茶的瓷杯「雅緻得如同玫瑰花瓣」，與他在俗麗旅館使用的陶杯不可同日而語。此外，宣紙帳單上用黑墨記下的帳目，「像藝術家在扇面上畫出逸趣橫生的小鳥」。

法國攝影家札希曼的中國城經驗，顯然與此不同（見四十頁）。他在兩年前出版了一本有關華人社會的攝影專集。為了能深入瞭解另一種文化，他同時也為自己尋根，拍攝一系列法國猶太人的照片；也為尊重客觀事實，中國人專輯命名為「大鼻子的眼睛」。札希曼表示，在拍猶太人社會時，雙方溝通的層次是藝術，但在拍攝中國人的經驗中，卻總像是在談有條件的生意。「藝術，是猶太人文化的一部分」，他強調。

是大鼻子的眼睛能夠體己猶太鄉親，卻看不見華人對美感的追求方式？或是百年前金山大埠的中國礦工，比起今天華人社區堛煽I裕華商，果然保有更多中國人的真淳本性？王爾德對美國表現出的優越感，是仗著歐洲歷史文化的根柢？或只是當年大英帝國富強的國勢？

兩年前的夏天，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學者吳弘達，帶著新婚妻子喬裝潛返中國大陸，拍下中共勞改隊生產奴工產品的證據影片（見九十六頁）。歷險歸來，吳君立刻成為歐美媒體注目的人物，積極呼籲抵制奴工產品。

在吳弘達奔走往來的許多演講場合裡，西方人的第一個反應通常是：一個製造奴工產品的地方，必有中共公安人員密佈，怎有可能讓管理人員侃侃大談生意經，甚至說出「不用擔心產品品質，做不好的，我們會重罰勞改犯」這樣的話來？

說來遺憾，以奴工為羞恥隱蔽的暗地勾當，是西方人的看法。對中共而言，讓勞改犯無酬生產，是天經地義的事，何罪之有？一般中國聽眾也有同樣的疑惑：讓「犯人」做點工作，順便為國家賺點外匯，有何不可？

吳弘達總要耐著性子解釋，他要討論的不是監獄制度，而是他到了美國才發現「即便是死刑犯也是人，執刑之前也需要被以人的態度對待」的觀念；更何況成千上萬的勞改犯，可能只是犯了信仰不同的「罪」。用西方人的觀點回顧他十九年的勞改生活，才發現中國大陸的老百姓根本沒有被當作人看待。

講究人權的西方人又怎麼看勞改呢？知名學者如美國的費正清、英國的李約瑟，早年都有頗為樂觀浪漫的看法；歐美毛迷甚至一度以之為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創見。直到近年義大利導演貝特魯奇的電影「末代皇帝」，不是還在稱頌「把皇帝改造成平民」的奇蹟？而所謂的「重視人權」或「愛好藝術」，究竟是血液堣悒耵漸螫琠吽H還是富足三代以後才可能享有的進化結果？中國文化媞攭竣d年的藝術菁粹，和民胞物與的仁愛精神，難道進化不出一點對生命的尊重？

生於羅馬尼亞，後因痛惡家鄉受納粹法西斯思想迫害，而歸化法國的文學家尤涅斯柯，在他的小說「犀牛」中，描述一個城鎮在初受犀牛攻擊時震驚不解，接著鎮民一一變成了犀牛。犀牛逐漸佔領了電台、佔領了一切。最後，當答應和主人翁生兒育女、共同試圖恢復「人性」的愛人，也變成了一隻犀牛時，他開始憎恨自己沒有「堅韌美麗的外皮」，也為臉上沒有英挺的尖角，而日益沮喪消沉。

在不知人權為何物的中國大陸，人們看不出叫勞改犯在外人面前赤身裸體，跳在化學池裡洗羊皮有何不妥？而在講究人權，甚至「動物權」的英國，前不久也出現為抵制動物實驗，而在科學家座車內裝置炸彈，炸死了車內五個月大嬰兒的憾事。

對於「犀牛終結者」之議（見四十二頁），如果能將焦點暫時由自己或者犀牛的「大鼻子」上移開，或許反能窺得全貌。面對百年來犀牛數量驟滅，與其怪罪中國人取角磨粉製藥，或英國人打獵作樂，不如反省人類百年來工業化對自然資源的全面影響。

當無辜犀牛和其它野生動物，在人類的無度需索下瀕臨滅種；當世界上還有千百萬的人類，在勞改場堣ㄢQ以人相待時，我們都有必要感到沮喪羞恥。

如果我們重讀尤涅斯柯的「犀牛」，或是吳弘達的「中國的古拉格」，卻慶幸起如今「被終結」的畢竟是犀牛而非人類，或者以為慘無人道的奴工畢竟只發生在遙遠的他鄉時；別忘了地球上任何一個物種的消失，或任何一角的人性在遭到踐踏泯滅，事實上都是對於安享人權與藝術者的嚴重威脅和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