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媒介公信力——殷允芃談新聞專業倫理

問：作為一名記者，您認為最需要克服的挑戰有那些？

答：記者作久了，可能會產生一些後遺症，必須時時提醒自己。

第一個必須克服的誘惑是「大頭症」。記者去採訪時，別人都對你特別客氣，都會把最好的一面呈現出來，這其中有很大的可能性是因為他們看到的不是這位記者，而是記者所代表的「媒體」。可是當不論是部長、院長、董事長、立法委員都對你客氣三分，也不免飄飄然覺得自己的見解都不錯，慢慢地就忘記了記者的角色。所以我覺得記者，尤其是代表強勢媒體的記者，必須常常提醒自己，記者實際上扮演的是橋樑、是客觀的觀察者角色。

其次，記者採訪時往往看到太多的內幕，權力鬥爭、出賣，或跑社會新聞看到人間災難，這種事情見多了，可能變得憤世嫉俗，對人生、人性失去基本信心。

除了工作能力上的挑戰，這二種後遺症，是記者一不小心就會掉入的陷阱。

我常覺得記者是個「非常孤獨的行業」，要下判斷時沒有人可以問……，到最後就是自己憑良心、求心安。（張良綱）

「中國式」的傳播媒體角色

問：殷總編輯曾經提過，傳播媒體在國家社會扮演的角色，有配合推行國策的「日本式」、有擔當抗衡與督導政府角色的「美國式」，您認為今天中華民國的傳播媒體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答：我先說「不應是什麼」。今天中華民國的傳播媒體所扮演的角色，絕對不應該是「美國式」，因為二個國家發展的目標、處境、階段都不同，不應盲目抄襲。我們也不應該是英國式，或者蘇聯式、中國大陸式、日本式。

當然，各國媒體間也有共同點，譬如追求事實的真相，任何國家的記者都有這樣的任務。

那麼，在這之下，可能牽涉的問題是，記者是不是國民？一國的記者是不是超國籍的「世界公民」？作了記者是不是就可以不遵守國家目標？

記者的角色的確多重，但我認為他們也是國民。以當兵來說，有些信教的人說，因為我的宗教信仰所以不服兵役，但是無論那一個國家都規定，兵役是國民天職；記者也是一樣，有記者的任務，也有作國民的義務。

正面回答這個問題，到底中華民國的傳播媒體應扮演什麼角色？

我想第一個前提是，對於國家發展目標應先討論，有些記者認同大的國家發展，有些記者因為政治上不同的見解，對於國家發展方向給予批評，這都沒有問題；但是我覺得應有 bottom line（底線），底線就是每個人都是國民。現在沒有人研究什麼是我們媒體發展政策，大家都盲目抄襲，引進最多的是美國式，所以我故意提出日本式來相對比較，全世界的模式不只一個，美國可以參考，但不是一定要遵守的標準，也不是唯一的標準。這個問題我沒有正確的答案，只是提出來請大家共同思考。

我常覺得記者是個「非常孤獨的行業」，要下判斷時沒有人可以問……，到最後就是自己憑良心、求心安。（張良綱）

非常孤獨的行業

問：每個人都是國民的原則很清楚，但有些事情可能界線模糊。譬如，某件事若報導出來可能引起社會不安，不報導又不確定長期下去是否對國家有利，這其間分寸如何掌握？

答：有一部電影叫做 Absence of Malice（惡意的缺席），其中的女記者做了一些事，但她不是有意的，事情經她報導出來，造成很大的損害，最後上了法庭，結束時她自己說了一句話：最困難的是，我們這一行沒有rules ，沒有固定的規則可以遵循。

實際上也是，每次事件你都要用良心來判斷，我想這也是記者行業非常困難的一點。

問：記者如何知道自己的判斷對或錯？

答：到最後就要問他的editor。

即使以水門事件而言，記者要掀出來、直追到總統時，實際上的負責人是 editor 和publisher ，是他們決定要不要登這條新聞。我記得華盛頓郵報的董事長凱薩琳．葛蘭姆來台的時候，我問她：你怎麼這麼勇敢，你做的決定最後使國家元首被拉下台？她回答：我沒有那麼勇敢，因為事情的發展是一步一步來，演變到最後，我已經走到河流裡的一半、後退無路了，我能夠做的事只是一直問記者、總編輯：「你確定掌握的一定是事實嗎？你確定這樣講是公平的嗎？是對的嗎？」

所以我常覺得記者是個 lonely job ，「非常孤獨的行業」，要下判斷時，沒有人可以問，也不能去問神父，也不能去問老師，他們都沒有跟著去採訪，即使總編輯也只能給予guidance，到最後就是自己憑良心、求心安。

記者也是人，都有人性弱點，有時候對記者要求太多也不盡合理。

我常覺得記者是個「非常孤獨的行業」，要下判斷時沒有人可以問……，到最後就是自己憑良心、求心安。（張良綱）

事實不一定是真相

問：可是，記者應該被要求的對不對？他手握社會公器呀！

答：是的，所以記者必須時時提醒自己——我的筆下去是很有影響力的。

問：但什麼是「真」的？即使我們採訪廿個人、卅個人，可能也只得到部分事實，您也曾說過，事實與真相不盡相同，究竟如何才能追求到客觀的真相？

答：做好一位「事實真相的追尋者」，這句話講起來簡單，做起來的確困難萬分。

以我個人親身經驗的例子來說，前些時候我去馬尼拉接受「麥格塞塞獎」時，正好是菲律賓政變的第二天。在飛機上，我看到許多報紙把政變當做頭條新聞，叛軍攻打總統府、雙方僵持不下、死了廿九個人，還有一張有屍體的照片。所以我一下飛機，心裡就七上八下，覺得機場應該是戒嚴森森，可是一看機場居然很像台北火車站，鬧哄哄的，沒有看到一位拿槍的兵士。我問接我的人，情況不是很緊張嗎？他笑嘻嘻地、頭一搖，覺得我大驚小怪。

我很想知道菲律賓政變的情況，再問人，每個人都笑嘻嘻。晚上，從電視新聞看到記錄片，有叛軍攻打總統府，以及政府軍收復城市的記錄片，當鏡頭拉遠可以看到，有上千的老百姓在旁邊看熱鬧，賣香煙的小販跑來跑去，後來又看到大家拍手，因為政府軍終於決定和叛軍交戰，看完後，就覺得很像電影，不像真實狀況。

忽然間我瞭解為什麼菲律賓人不緊張，因為我們想像的戰爭、政變，與當地是不同的；他們的叛軍被捉了，有時候也不會被處死刑。如果我們說記者是事實真相的追尋者，那我覺得所有報紙、包括外電，掌握了廿九人死亡、半夜兩點攻打……等事實，時間、地點、傷亡人數都有了，但沒有掌握真相。

記者不是上帝，無法確定訪問了廿個人、四十個人是不是就掌握全部事實，何況有時又有時間、能力的限制，但多下功夫、多做準備工作，可能比較「接近」真相。

競爭不一定要比銷售量，應該競爭的是公信力。我希望有很多報紙被別人提起來時，不是說是最大的一家，而是「最權威、最有可信度、最受尊敬」的報紙。（張良綱）

「要有大廿歲的朋友」

問：那麼，記者如何加強自己的能力？

答：我覺得在一個變動的時代，最最需要的是判斷力。

事實要放在時間、空間的座標上來判斷，真正的意義才會出來；所謂判斷也就是要有時空感覺。

「空」是比較，以菲律賓是進步或退步來說，要看它和誰比較；另外是時間觀念，也就是歷史感，如果我們不知道卅年前的菲律賓比我們繁榮，我們就看不出來台灣在這卅年的發展。

判斷力如何培養，講起來也都是老生常談。第一，就是看書，可以看歷史書、古書，也可以看小說。看好的小說可以幫助瞭解人性，不必因為要寫舞女，就去當舞女；要寫殺人犯，就先去殺人。

其次是與人討論，一個人容易鑽牛角尖，以為自己的發現，是唯一的發現。所謂判斷也就是從不同角度看事情，討論最起碼可以知道別人的看法。

最後是向別人請教，三人行必有我師，但是我要特別提醒年輕人，一定得向比你年長的人請教。這也是有一次我到新加坡採訪時別人告訴我的話，我覺得非常有道理。他說，每一個人都應該有一個比他大廿歲的朋友，因為你沒有辦法經歷廿年前的時代。

競爭不一定要比銷售量，應該競爭的是公信力。我希望有很多報紙被別人提起來時，不是說是最大的一家，而是「最權威、最有可信度、最受尊敬」的報紙。（張良綱）

什麼是媒體的遊戲規則？

問：一月份報禁開放，您覺得報人對自己應有什麼期許？

答：國內報紙競爭很激烈，但競爭的標準是什麼？現在有點不幸的是，許多報紙把競爭標準定在是不是「獨家」，新聞是不是正確反而不是最重要的，結果是我們有一大堆還不成熟的獨家消息。

因為大家都在「搶」獨家，如果我不去偷看科員或科長桌上的公文，別人登出來，就會被責怪「漏」了新聞，而其實那可能只是擬議中的案子。所以，每天我們都可以看到不同的報紙發表不同的消息，然後再過一個月，發表的消息又被修正，讓讀者覺得這個政府很奇怪。

我想遊戲規則應該是獨家加上正確。當然，已經公佈的新聞，大家就都知道了；所以在新聞未完全成熟時，要衡量它是不是往這個方向發展。獨家也要給它一個正確的定位，不要讓人有錯覺，以為科員的擬案，就是部長的方向。

我覺得競爭不一定要比銷售量，應該競爭的是公信力。我希望有很多報紙被別人提起來時，不是說最大的一家，或成長最快的一家，而是「最權威、最有可信度、最受尊敬」的報紙。

譬如紐約時報，當然不是美國最大的報紙，但是沒有一個人可以忽視它，因為它「權威」，甚至像中型規模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也沒有人可以忽視它的影響力。競爭有各種方向，發行量不應該是唯一的目標。

問：報禁開放後，可以預見的是，傳播媒體的競爭會更激烈。這種「不成熟的新聞滿天飛」的情形，會不會也愈演愈烈？

答：我想最重要的還是得靠媒體本身以及業界的自律。報禁開放，我倒覺得是個轉機。在一個新競爭的態勢快開始時，每種刊物的負責人都可能再想想自己媒體要給人的印象、定位，只要有一、二位想清楚，就可以把整個情勢帶起來，公信力第一也可能保持發行量最大，這都說不定。

讀者也要有判斷力

問：媒體公信力的加強是一種期望和理想，但在這期望未能達成之前，讀者——資訊消費者如何保障權益？

答：每一位資訊消費者都應該培養自己的判斷力，如果他常常懷疑一份刊物的消息，最好的行動就是拒絕再看。報禁開放後，對同一件新聞各報可能有不同的解釋，讀者更需要選擇。

被採訪者也可以採取行動。如果接受訪問時說的話與登出來的不一樣，下次就拒絕接受採訪，或寫信給該媒體的總編輯、發行人，告訴他們記者的報導與事實有出入。

問：當報紙的篇幅增加，您覺得應該增加那些資訊？

答：我覺得最最需要的是文化、教育方面的資訊。我所說的文教，不是狹義的學校、表演或影劇新聞，而是人文素養、知識。

有時候我覺得中華民國國民的普通常識還是很缺乏，所以不太理性，理性程度和國民所得的程度好像不太能配在一起。有太多文化層面的事物，我們沒有花精神、花錢去注意。日本的大報，第一版常常是書籍出版的消息，書評也一定有固定版面；紐約時報也以書評知名。

第二項我覺得應增加的是，鼓舞人心、積極的新聞。

壞消息才是好新聞嗎？

我們無形中好像受了西方對新聞評斷標準——壞消息才是好新聞——的影響。

例如，前些日子電視新聞報導南非航空公司班機失事的消息，其中罹難者有中國人，所以應該深入報導。這條新聞後，接著是韓航客機失事的消息，報導也相當詳盡。我覺得卅分鐘的新聞中，全世界發生很多的事，為什麼連續給我看的都是飛機失事的消息？難道今天除了飛機失事，沒有其他值得我知道的事嗎？我覺得奇怪，為什麼鹿港有新的發展，不報導出來讓我們高興一下？為什麼自然科學博物館有一些感人的事，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要知道秘魯火車失事的消息？

什麼是新聞呢？如果新聞的定義就是糊里糊塗跟著美國走，看來看去都是壞消息，我覺得愈看愈 depressed 。如果天天看台灣的報紙，會覺得台灣是集全世界問題之大成的地方，但是出國一趟和別人比較，就覺得我們的問題還是在可解決範圍內，我們還有很多優點。我們的「競爭優勢」沒人談，談的都是問題，換個角度來看，也沒有人研究怎麼解決這些問題。記者的責任不只是把壞消息鉅細靡遺地報導出來，也應該追究原因、如何預防使它不再發生。

問：在這報業、也勢必擴及全部媒體的傳播界大戰開啟之際，您有沒有什麼要特別提出來的？

答：現在非常多的媒體都在找人、到處挖角，有些記者不免感覺身價高漲，我想提醒真正有志從事新聞工作者，不要因為誘惑喪失原來追求的目標，要先冷靜地想想看，當初為什麼其他事不做，而選定這個行業？這一行不會發財，也未必會成名，當初投入一定有些理想，回到原來的基礎點想想看，再做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