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政大法律系副教授劉宏恩就讀台北建國中學時即不解，高中自然組與社會的分科界線，有如楚河漢界般分明，但為什麼要這樣分？會不會阻絕了學生探索知識的可能？

當時選讀自然組的劉宏恩，讀到科學家華生與柯立克發現基因序列的偉大成就，非常興奮，但他也很好奇，在享受科學榮耀時，兩人何以鬧翻？歷史課上，老師只要求學生背誦歷史事實，但劉宏恩更想知道，中國身為第一個發明火藥的國家，為何無法抵禦列強入侵？

在他眼中，世界本由科學與人文共同組成，理組與文組的劃分沒有意義。為此，他在週記寫著，「若制度無法給我好的發展，我就要開創屬於自己的制度。」

大學聯考時，他決定填選理組科系中最貼近人群的心理學，而且志願卡只畫了台大、政大、中原等5所學校。放榜後，劉宏恩如願考上第一志願。

台大自由的學風讓他盡情在課堂之外，探索知識。當時台灣剛解嚴，農運、學運蓬勃，社會瀰漫一股改革氛圍，他也加入健言社與台大學生議會。

參與社團時，劉宏恩不時搖著筆桿，抒發時政，因為常與法律系社員辯論，對法律萌生興趣；而透過參與台大學生議會，劉宏恩見識到法律條文由原初的雜亂無章，演變為具有規範效力的神奇效果。

這和他的心理學專業，以人為本，以個體為研究對象的分析途徑大不相同。好奇之餘，他決定選修憲法、民法、刑法等艱澀課程，了解自己是否喜歡法學。

一年後，劉宏恩已可掌握兩門學科的分野，也看見心理學的侷限。他說，心理學僅止於理解人的行為，解決問題也是由個人的心理諮商、輔導著手，無法有效遏止錯誤的行為。能對社會整體產生制度影響的唯有法律條文。

升上大4後，劉宏恩開始思索畢業後是否該轉讀法律系，此時教育部也剛好公布大學雙學位選修辦法。他心想，何不如選修法律系，紮實從頭學起。

然而，若在大4才開始選讀法律系課程，勢必得延畢。和同班同學相比，有人已經念完碩士學位，有人已經當兵退伍，準備踏入社會。「我的人生進程落人一截，值得嗎？」劉宏恩自問。

「但人生從來不是執著於眼前，該以一輩子為規劃。」他轉念一想，如果多花2年，可以換來探索生涯與追尋知識的樂趣，何不放手一搏！

政大法律系副教授劉宏恩鼓勵年輕學子，應捨棄一系定終身的傳統思維，放膽跨域嘗試，探索人生。

民國79年時，大學雙學位實施辦法才剛起步，劉宏恩沒有學長姐可供諮詢，也欠缺同儕相互支援，只能自己摸索。申請雙學位時，學校教務處態度消極，甚至以各種行政理由「技術阻擋」，對於選課資訊與執行辦法，也一問三不知。

等到劉宏恩大6，修完心理、法律近二百多個學分後，校方還在為不知如何印製畢業證書而頭疼。當年校方保守的態度，與現在鼓勵同學培養多元專才，選讀雙學位的風氣大相逕庭。

畢業後劉宏恩繼續朝著法律專業邁進，他考上台大法律所，又至美國史丹佛大學攻讀法學博士學位。相較於美國自由開放的學風，他不禁感慨台灣教育體制過早將學生分流，以致於學生對知識的探索過於單一，侷限了思考的廣度。

現在已是道地法律人的劉宏恩，因為大學的心理學訓練，讓他在看待問題時，比起傳統法律人觀察更細膩。

曾有人問他，大學4年心理系的時光是否虛擲，劉宏恩完全不認同這種看法。他說，心理、法律看似無關的兩門學科，本有巧妙連結。心理學理解人的行為，法律負責規範人的行為。只有法學訓練的人，看待社會問題的發生，多會認為這是法律規範不健全導致。然而，制定法律條文前，若能先理解人心，了解事實背後的結構因素更重要。「法律條文如同藥典藥方，僅靠藥方無法治病，唯有找出病灶，才能對症下藥。」

他舉例，行車禮讓行人的法規各國皆然，但同樣制度為何有不同結果。癥結不在於「法規不全」，而是人如何認知法律、如何與法規互動等。

面對不確定的未來，青年世代應勇於踏出舒適區，摸索未知，才能找到一輩子願意投入的志業。

近來跨領域人才趨勢當道，學術界亦然。以政大法學院為例，徵聘教師時即有意識地挑選雙領域研究專才者，目前45位系所教師，其中10位擁有雙領域專才。

劉宏恩說，社會專業分工細密，單一專長已不足以應付快速變化的世界。擁有雙學位的意義也不僅止於多了一項專才，踏出舒適區，摸索未知，找尋熱情所在，比一紙雙學位的畢業證書更重要。

「大學生早該捨棄一系定終身的傳統思維。人生是一輩子的規劃，與其顧慮重重，不如大膽探索值得一輩子追尋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