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的成功，絕非只是西方觀念裡『英國人的管治加上中國人的勤奮、努力』，而是因為香港人有縫就鑽，」劉細良說，這是香港人的精明之處，而且香港人至今還在蛻變，半導體業的成長，就是一個例子。
從未想過港人需要？
眾聲喧譁中回望香港，一路走來的歷程，正是一連串歷史的偶然與必然。
香港開埠時，正是英國維多利亞帝國最鼎盛之時，工業革命後，英國生產力大大提高，需更多殖民地來提供生產原料，及承受英國本地的工業產品。地大物博的中國被英國看中，租借香港正是要利用香港作為貿易基地，擴大和中國通商的機會。
香港大學建築系學者龍炳頤在其著作中指出，從香港開埠以來迄七○年代，英國人從未計畫過要將香港發展成「文化之邦」，也就是說，很少想到香港人真正的需要是什麼。
「早年來香港的英國人都是年輕人，他們文化知識低、市儈，只想在最短時間內賺取最大利益，」約翰•溫納所著《一百年前香港》寫著：他們保守、平凡，無文學、科學、藝術上的創造才能，是在英國不得志的中產階級，抱著不是發達，就是破產的決心來到香港。在這樣的結構下，早期的殖民地政府治理香港，商業及軍事目的重於一切，當然不可能談到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對待。
從香港如今房屋住宅的分佈，還可看到這種早期「殖民」不平衡的狀況。
昔日華人的住宅，多擠迫於荷里活道及太平街之間，多數是密不通風的小盒子，除了向街的一面，沒有通風和透光的地方
。屋與屋外之間沒有空隙，沒有天井，道路狹窄的如羊腸小徑。而作為港島中心的中環及寬闊的半山區，則是洋人專用的商業居住區。
英國人查得•威克在一八八二年所做的《香港衛生情況報告》指出，當時香港成年人的平均壽命為四十三歲，而一八四○年代，英國成年人的平均壽命已達五十五歲。華人的衛生及住房情況不佳，還因此染過大規模的瘟疫。
一九六六年，由於天星小輪的加價事件，香港爆發了大規模的「反英暴動」事件，工人們罷工，走上街頭示威，與警察發生流血衝突，軍裝警員甚至開槍鎮壓。最後，情況演變到工人跟文革期間的共產黨掛勾，此行動持續到了六七年。
這是香港殖民史上最動亂的一頁，行動的成因看似因勞資糾紛，實際上是香港人對殖民政府長久累積的不平等待遇，如苛刻的工作條件、日漸嚴重的貧富不均等問題的總爆發。
如今在香港歷史書上常看到的，工人們在港督府上貼滿大字報，街上橫列鋼索鐵馬、警民對峙的照片，隱然可想見當年激烈的狀況。但是這段歷史在香港人的心目中，卻是一段模糊的記憶，「事件的有些關鍵還不清楚，大家也不大願意回顧，」劉細良說。反英暴動，英國人不願說它可以理解，但如今「連中共都不大說它，就很難明白原因了，」劉細良說，難道這中間尚有難言之隱？
城市當代舞團的鄺為立經常到大陸訪問，對歷史有興趣的他，曾仔細地詢問過當年到香港參加反英暴動的老共產黨員事件經過。一位老共青團員告訴他，他同團的老大給香港警察抓了，大家曾彙報過上級，但共產黨卻未積極營救；另一位老哥參與完行動後回大陸，卻莫名其妙地失蹤。
「當時『中』英之或許有協議，一起遏止香港人的暴動，連帶地，連當時大陸來港的共產黨員也受影響？」他懷疑。
引用這一段當事人的口述歷史，鄺為立想說的，是許多香港人心中強烈的感覺：「香港人從未掌握過自己的命運，不是嗎？」他說。
誰是香港人？
六七年的反英暴動使得港府正視香港人的需求，從七○年代開始，香港在城市建設、教育規畫上都有「比較為殖民地人民的規畫，」劉細良形容。例如一九七三年港府為大多數不通英文的中國人，制訂「法定語文條例」，正式承認中英文同為合法的官方語言。
七八年以後，大陸的改革開放政策，香港的資金、人才直接進入大陸，作為一個「封閉大國」周遭最靠近的城市，「是大國向外看的眼睛跟轉運站，」台灣文化評論者南方朔說，香港的繁榮在預期中，八二年開始，中英談判決定這隻會生金蛋的「小龍」回歸中國大陸。
殖民地經驗對香港的影響，究竟是什麼？八○年代之後，香港的文學作品、電影裡經常描述一種對「自我身份認同」的迷惘，例如源自金庸《笑傲江湖》原著改編的徐克電影《東方不敗》中，能力戰西班牙跟日本戰艦、武功高強的「東方不敗」，卻以「非男非女」的形象出現，當他在浪人營裡，高唱「真我假我」之餘，當別人問他到底是誰時，他竟說「我是誰，我自己也很想知道！」
「香港人相對於外國人來說，當然是中國人，但相對於來自內地或台灣的中國人來說，又好像帶一些外國的影響……，他可能會說一些英文或普通話，但那到底不是自小熟習的，他最熟悉的粵語，卻不方便使用於書寫；他念書時背誦古文，到社會工作卻得熟悉商業信札的格式、廣告文字的諧趣與簡略 ，」經常思考香港人身分的作家梁秉鈞在一篇文章曾這樣剖析。
「如果英國是我們的父親，而中國是母親，我們是誰？用『中西交匯』是否能解釋，究竟香港是什麼？我們在文化上又建立了什麼？」香港藝術中心展覽總監何慶基在「香港六十年代」展覽的引介裡如此詢問。
香港人在語言、身分的混雜狀態，跟殖民地的經驗息息相關。
港府在教育、統治上採取一些策略，例如刻意不教中國歷史、文化及公民教育的課程，法律、官方文書一律採用英文，刻意扶植的英文政策等，是使這種複雜認同形成的主因。
當代舞團總經理鄺為立曾排過一場戲，描述在英式教育下長大的香港人，從小被要求講「英國人也不大說的牛津腔英文」，早餐吃的是奶油、餐包，但卻加了廣式通粉；戲裡頭，講英文的人站在高高的講堂上，講廣東話的人總在台下。他說，這就是所謂的「殖民影響」。
一直到現在，香港人對於英語的使用，都還有一種難解的情結。
香港電影《父子情》裡描述的，六○年代的第一代移民因為英文不好而升遷受阻，他們要求子女上英校、講比他們流利的英文，以利於就業。如今這樣的情結看似較淡薄，雖然政府來往的公文早已雙語並行，但「大家總認為用英文寫公文，事情會辦得比較快，」港府一位官員說。
去年底，港府發佈命令自九八年九月起，香港中小學每週須增加普通話課程。這為因應回歸的必要措施，卻引起港人質疑，許多人擔心，如此會讓孩子功課負擔過大、英文程度下降。
鴉片戰爭、虎門燒煙、國父孫中山先生、烈士秋瑾、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歷史人物、事件，在九七年的香港，全成商品的賣點。（邱瑞金）
@List.jpg?w=522&h=410&mode=crop&format=webp&quality=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