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腕上戴著和手錶一樣大小的小儀器的鄧哲明，記者眼尖看到詢問「有何作用？」原來，這個測量血中氧氣和心跳速度的儀器，是台大醫院的醫生建議他戴著，以了解一天當中何時較缺氧，需補充氧氣。

脊椎嚴重側彎、胸骨突出的鄧哲明，肺活量只有一般人的50%，只要提重物、站著講課太久、爬樓梯、走遠路，或者吃飽飯後因腹腔食物擠壓，都會造成他短暫的呼吸急促，胸腔缺氧，心跳加速。

「我的學生也說，老師已經66歲了，身體照顧得不錯，但年紀漸大，呼吸和神經系統會隨之退化，應適時給予氧氣。」白天活動量大，走來走去，氧氣會不足；晚上入睡有時也會呼吸暫停，需使用正壓呼吸器。

出生於大陸北京、成長於雲林鄉下，雖然小時身體不好，但鄧哲明在教會覓得良緣，家庭生活美滿。日後到美國進修，更深得指導教授的真傳，回國後很快升任教授。

這個病跟了他61年，5歲時因不明病毒感染，就發現脊椎開始逐漸側彎。

生於民國34年的鄧哲明，患病時才是戰後沒幾年，當時物質缺乏，也可能因營養不良，缺乏鈣質，病況越來越嚴重。

「成長過程很痛苦，」鄧哲明至今記憶猶新。家住雲林斗南偏僻村落，母親帶著他南來北往到處求醫，台大醫院、宜蘭羅東聖母醫院，又回到彰化基督教醫院；為了不讓側彎更嚴重，晚上他睡在石膏床上，白天得穿上以鐵條固定的皮衣，沒冷氣的夏天又熱又悶，穿了二、三年，苦不堪言。由於脊椎周圍布滿神經，動手術的危險性太高，只能聽從醫生的建議，多躺著。

小一註冊後，沒上幾天學就休學，二、三、四年級也是斷斷續續去學校，五年級又休學。住鄉下時，左鄰右舍的小朋友都認識，還會一起抓魚、爬樹，考上嘉義初中後，城市人不像鄉下那麼友善，除了會被嘲笑外，也常為了要不要上體育課苦惱，好勝心強的他，同學跑步他也跟著跑，但又跑不動，挫折感很大。

「煩惱的少年維特」走進教會，從尼采、迪卡爾等歐洲哲學大師的存在主義中苦尋自我價值。幸運的是，鄧哲明家境小康，祖父是中醫師，父親更是留學日本大學的醫學菁英，身為長子的他，有父母為他盤算未來。

出生於大陸北京、成長於雲林鄉下，雖然小時身體不好，但鄧哲明在教會覓得良緣，家庭生活美滿。日後到美國進修，更深得指導教授的真傳，回國後很快升任教授。

鄧哲明說，早年醫生很辛苦，除了生孩子有接生婆外，幾乎是內科、外科、小兒科全兼的全科醫生。「五十年代農藥中毒的病人很多，很多農夫噴農藥時沒注意風向就吸進去，甚至還有媳婦喝農藥自殺的，半夜也要出診，翻山過嶺走三、四公里，當時農村景況不佳，病人積欠醫藥費更是家常便飯。」

「你不可能像我一樣跑來跑去，不如念藥學吧。娶妻後就開間藥房，太太在前面招呼，你在後面開藥休息，」父母計畫著。生病沒上學，鄧哲明待在家就會幫忙父親包藥，研究他開的藥方，例如感冒為何要開抗過敏的藥，以及麻黃素給有氣喘的人？

原來氣喘病人晚上一咳就睡不好，麻黃素可以幫助氣管擴張，鎮靜劑也可讓病人睡的好，包藥的歲月讓他對藥物與藥物之間的作用有了初步的認識。

嘉義初中、嘉義高中畢業後，他考上第二志願的高雄醫學院藥學系，知道自己未來要以此維生，非常用功。1957年成立的高醫藥學系是醫學耆老杜聰明為實現治學理想而自台大南下創立的，建築風格和台大相似，都是階梯式的大教室，認真聽講的鄧哲明是同學的「共同筆記」記錄人，上課前同學會幫他占好第一排座位，考試時也紛紛搶坐他旁邊，好方便偷看答案，人緣極佳。

當時很多醫學教授都受日本教育，國語發音不標準，又少有中文教科書，為了整理筆記，他得翻閱日文、英文教科書，再一字字刻成鋼板，幫同學印好筆記，如此認真的成果，大學四年成績年年第一名。

出生於大陸北京、成長於雲林鄉下，雖然小時身體不好，但鄧哲明在教會覓得良緣，家庭生活美滿。日後到美國進修，更深得指導教授的真傳，回國後很快升任教授。

在早年出國留學的浪潮下，大學畢業後鄧哲明也申請到美、加三所大學的獎學金，但他猶豫要不要去？沒有家人在旁，他可以照顧自己嗎？

牽動心情的還有他在教會認識的女友，因女友不想出國，家人建議他先考考看台大藥理所，果不其然，他名列一年才收4位研究生的藥理所榜單，留在國內繼續進修，一路取得博士學位，也從助教、講師，升到副教授。

當時藥理所的師資略嫌單薄，只有4位教授，指導教授是用指派的，沒有太多選擇自由，鄧哲明被分配到歐陽兆和的實驗室，走上了出血性蛇毒研究之路。

台灣位於亞熱帶，毒蛇甚多，蛇毒是毒蛇的一種唾液，貯存在毒腺內，澄清而略帶黃色。早年每年平均都有數百人被毒蛇咬傷，根據被咬傷的症狀，可將毒蛇分為二類：一為神經毒，包括雨傘節、眼鏡蛇，被它們咬傷後，患者會出現肌肉與呼吸麻痺、眼瞼下垂、吞嚥困難等症狀。另一類為出血毒，如百步蛇、赤尾鮐（青竹絲）、龜殼花等，被咬傷後，患者則會出現循環障礙、血壓下降、血液不易凝固、血尿及血痰等症狀。

1960年代國際局勢動盪，越戰發生，不擅長叢林戰、怕被毒蛇咬傷致死的美軍，在台灣設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並補助台大從事蛇毒研究。

鄧哲明說，蛇毒液很怕熱，在美援贊助下，台大實驗室有了第一台冷氣機，但儀器還是很簡陋，以利用電泳技術（即利用電流讓大小分子分開）把蛇毒蛋白分離來說，當時張傳炯老師是先用甘薯粉塗在玻璃基板上，將毒液滴上去，通電後蛋白就會往正電、負電兩邊移動，之後切成小塊，一一分析哪一塊是神經毒、心臟毒？雖然很土法煉鋼，但卻能發表傑出論文，蛇毒研究也成為台灣享譽國際的基礎科學學門。

出生於大陸北京、成長於雲林鄉下，雖然小時身體不好，但鄧哲明在教會覓得良緣，家庭生活美滿。日後到美國進修，更深得指導教授的真傳，回國後很快升任教授。

早在台北帝大時期，從日本京都帝大取得醫學博士學位的杜聰明回到台大任教後，就為台大藥理學的門生定出三個研究方向：鴉片、蛇毒和中藥。

杜聰明認為，鴉片是日本殖民政府的遺毒，嚴重危害台灣人民的健康；亞熱帶地區毒蛇出沒，民眾安全飽受威脅，必須研究出疫苗和血清；而中藥則是漢民族國粹，歷史悠久，但我們卻一直未能掌握住中醫體系的精髓。

在本土科學一片荒蕪的年代，杜聰明就知道應選擇適合台灣研究的主題，眼界遠大。經過半世紀的深耕，鴉片和蛇毒在台灣科學史上都留下了輝煌紀錄。

杜聰明也致力追求中藥現代化，他明確要求藥理學博士生不論從事哪方面研究，一定要有一篇中醫藥相關研究。

鄧哲明說，當時杜聰明認為，中藥複方成分複雜，哪些有作用，必須用科學方式純化出來，或者標示出適應症和用法用量，讓後人有所依循，已經有現在新藥研發的觀念。

鄧哲明實驗室裡美女如雲，台大藥理所的研究生爭相進入，因為研究舞台很能發揮專長。

34歲時（1979年），鄧哲明拿到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獎學金，赴美做博士後研究，他來到底特律的偉恩州立大學，以研究血液凝固著稱的華特．西格斯教授的實驗室。

幾度被提名諾貝爾獎的西格斯，當時已69歲，夫妻倆幫他租好房子，當天傍晚鄧哲明一家五口抵達租屋處，看到餐桌上已擺好了五副餐具，他深切感受到老師對學生的關懷與付出。

一開始西格斯還花了二小時教他和太太開車，但因美國都是大車，他擔心鄧哲明身材矮小看不到後方視線或踩不到剎車器，萬一發生意外豈不遺憾，決定自己開車來接他上下學，這段溫馨接送情整整維持了兩年。

在每天車程一小時的路上，他與老師談研究，也分享對美台政經情勢的看法。「天天都是講座，老師講，我坐車。這是我一生中最好、最完整的教育。」幾次與諾貝爾獎擦身而過的西格斯，心情鬱悶時，會帶鄧哲明繞湖兜風，看到湖邊停靠醫生同學的豪華遊艇，言中似乎有選錯行的懊惱。鄧哲明安慰老師說，「您如果當醫生，就不會是現在的血液凝固學大師，也不會有那麼多國際學生來拜您為師啦！」

在學術研究方面，西格斯指派了2位研究助理給鄧哲明，當實驗有成果，鄧哲明寫成論文初稿後，老師會花幾小時和他一句句討論，再請秘書打字，兩年時間就發表了7、8篇論文。

回國後不久，1982年李鎮源要鄧哲明一起籌設藥理學會；1983年李鎮源擔任中華藥理學會理事長，鄧哲明是學會總幹事，7年的共事時間，讓鄧哲明見識到李鎮源對社會的關懷（曾力主廢除「懲罰思想犯」的刑法100條）、是非分明，剛正不阿的執著個性，也磨練出他的領導才能，鄧哲明也於1996年升任理事長。

從指導教授歐陽兆和的嚴謹敦厚謙沖，西格斯的關懷、人生教誨和團隊合作，到李鎮源的要求與磨練，三位老師給予鄧哲明不同的教育啟發。

「師生是一生難得的情緣，要珍惜。當老師要求要發表二篇論文才能畢業時，不要覺得太嚴格。」鄧哲明在台北醫學大學演講時說，杜聰明的年代研究生少，但研究產出更多，四十多位博士生至少發表了三百篇論文，奠定紮實的研究基礎。

在鄧哲明指導下，2002年取得博士學位，目前為國衛院助研究員的潘秀玲常跟年輕的研究生說，「老師很能提供研究舞台，只要願意展現自己能力，一定能發揮專長，而老師的寬容與溫和個性，更讓每年研究生選擇實驗室時都是第一個額滿。」

1987年，鄧哲明嘗試橫跨蛇毒與中藥研究，試探中藥之路。

他比較說，研究蛇毒之前，已經知道它有毒，是否會引起死亡、毒性在哪一方面等；中草藥就不同了，範圍廣，藥品可能在某方面沒有作用，卻在另一方面產生作用，因此必須和血液科、內科等不同科別的專家合作。

其次，中草藥的研究成果比較難預料，有些作用並不像歷史典籍上的記載，可能有不同結果，也可能找到新的反應機制，經常是對這兒有點影響，對哪兒也有點影響，模糊又廣泛。

在他的帶領下，台大藥理所組成小規模的中草藥研究群，結合國內十多位化學家和生藥學家，從辛夷、大葉樹蘭、芹菜、川芎、龍膽科植物等具有「活血化瘀」功能的中草藥成分分析它們的生物活性，也就是如何改善血液循環或去除、防止血栓。

鄧哲明認為，中草藥研究必須現代化與國際化，因此採用西藥研發的藥理活性篩選方式，從體外測試，包括酵素、受體、細胞、組織、器官等各種生化與生理功能的測試；到動物實驗的藥效評估，從心臟、血小板和血管，逐漸擴充到氣管鬆弛、前列腺組織等，經由植物萃取、分離、到純化，一步步篩選出具有生物活性的成分。

中草藥深具開發潛力，但需以嚴謹的科學態度由簡而繁進行篩選，以臨床實驗的數據，來證明有效性與安全性，而這條科學化之路相當漫長。

很多人常以德國成功開發銀杏製劑為例指出，至今在全球的銷售額已逾20億美元；而從樹皮提煉出的紫杉醇，每年用於抗乳癌也超過12億美元，經濟效益高，台灣也應走同樣的路。

然而，中草藥雖是老祖宗的智慧結晶，但是不是台灣的利基？經過二十年的研究，鄧哲明已有不同思考。

他分析，德國多從單一植物萃取，比較容易；而台灣、大陸則多研究複方，例如中醫治療肝病常用的龍膽瀉肝湯就有五味藥方，包括龍膽草、黃岑、梔子、澤瀉和柴胡等，相互作用的關係非常複雜。

「中藥歷史悠久，但仔細研究成分與效用，或者與西藥的療效相比，才發現不如大家想像得那麼『玄』，」鄧哲明解釋，中醫用藥強調辨證論治，當療效不盡理想時，多認為可能是研究人員找錯臨床病人或藥效慢等原因，但若從藥效經濟學的角度來思考，如果一種藥開發出來只能發揮40%的功效，但現有的西藥已可達80%的功效，那麼我們為何不使用現成的藥？其次，中藥藥材來源，也因產地與不同季節的生長，藥效有差別，更增加研究難度；即使日後開發出來，要讓健保給付也會有困難，目前中草藥仍多用於健康食品上，植物性新藥開發的困境很難突破。

1993年鄧哲明受邀在總統府報告「中藥科學化研究與新藥開發之對策」，受到政府重視；1997年起，行政院即將「中草藥科學化」和「新藥開發」列入24項重點發展項目；國科會也訂定「生技製藥國家型科技計畫」，鄧哲明是第二期（2003~2006）和第三期（2007~2010）計畫的總主持人，負責整合上游學界的研究、中游經濟部所屬法人機構之藥物研發，和下游各醫學中心的臨床實驗，第二期每年平均預算15億元，第三期每年預算為7~8億元。

到了第三期，研究主題多轉向新藥研發，主要分成癌症、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神經等4大疾病的藥物研發。「我們的目標是，要清楚藥物的作用機轉、研發潛力，以及專利權的保護，」鄧哲明指出，生技製藥計畫8年來已接受申請105件臨床實驗，核准51件，目前完成20件。

第三期更列入「橋接計畫」，引進產業界的專利人才，評估學界的研究成果能否發展成新藥，但這個過程很漫長，必須經過化學修飾→再評估→修飾→再評估等程序，也就是說，當一種天然物或合成化合物或蛋白質經過其他化合物作用後，活性能否增加、毒性能否降低、藥物的溶解度能否增加、安定性能否改善等等，都要再仔細辨識，並不是有作用就代表發現新藥。

去年3月，中國醫藥大學教授郭盛助、美國北卡大學李國雄教授和鄧哲明組成的跨校際研發團隊，公布一項好消息，經過7年的努力，研究團隊從一種芸香科植物（如柑橘類、柳丁、檸檬）中特有的生物鹼，開發出一種可口服及靜脈注射的新藥候選藥物「CHM 2133-P」，具有多靶點的抗癌作用轉機，經由封鎖兩項導致腫瘤生長及擴散的過程來延緩或抑止癌細胞；動物試驗結果發現這個新化合物可抑制乳癌、卵巢癌、腦瘤、大腸癌及肝癌腫瘤的生長，藥物毒性低，極具開發潛能。這項研發技術已移轉給衍生新創的醫睿醫藥科技公司，正準備進行臨床實驗。

更新的消息是，去年7月，由生技製藥計畫支持、國衛院研發，已技轉給台灣杏輝公司的「新穎小分子抗癌新藥」，已通過美國FDA核准進行第一期臨床實驗，成功建立國內第一個完整開發新藥與自製的模式，讓鄧哲明深感欣慰。

估計一種新藥研發，進入三期人體實驗需費時5~8年，至少要投入二百億元，雖然成本高，一旦成功就是高附加價值的產業。「只要毒性可以預測，多數新藥在第二期實驗就能看出端倪，若是迫切需要的抗愛滋與抗癌藥，FDA認為第二期效果好，第三期時間就會縮短；反而是治療慢性病的高血壓藥，因市面上已有很好的藥，時間可能慢些，」鄧哲明說。

從教學、研究，到社會服務，四十年來鄧哲明樂在其中，現在他的夢想是希望台灣很快能研發出一項新藥，這個夢想應該快要實現。他的理念是「成功不必在我」，而生技製藥只要有一項成就能開花結果，就是全人類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