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劇場最初的功能並不是劇場,而是台北最具國際特色的零售市場。紅樓劇場現址在舊台北城的西門外,直到清末還是一片荒塚,經過劉銘傳開闢「新起街」及市集、招商至此屯聚,才逐漸有了人氣。
近藤十郎
一八九五年,日本佔有台灣,隨即在都市地區設置集中攤商的市場。位在紅樓後方的西門市場,成立於一八九六年,是台灣第一個官方興建的市場,當時稱「新起街市場」,市場內菜販、肉販、五金、雜貨業者聚集。一九○七年西門市場重建,設計工作交給剛來台灣的日本年輕建築師近藤十郎。
近藤十郎受教育的年代,正是西洋風格建築被大量引進日本的時候;初顯身手的近藤十郎設計了「十」字型的西門市場主體,再添上「八角樓」做為市場出入口,而這個「八角樓」就是目前通稱的「紅樓」。至於為何要建「八角樓」,據說是為了鎮邪,當時台灣人都稱這棟八角樓為「八卦樓」,再加上全樓壁體以紅磚砌成,遂稱紅樓。任誰也沒有想到,「紅樓」日後不但變成台北的三級古蹟,還成為許多民眾青春的回憶。
一出生就住在紅樓正門口旁,目前成立「西門紅樓文史工作室」的黃永銓表示,「八角樓」建成之後,立刻成為新興街市的地標。最初的「八角樓」一樓是市場,內部被隔成一間間販賣店,出售各種日用百貨、南北乾貨;菜、肉、魚等食攤則圍繞四周。二樓則是咖啡廳;後來日本人把二樓改成兒童遊樂場。八角樓還有夜市,營業時間從每日下午四時到午夜。
已故的前台灣省文獻會主委林衡道曾為文指出,日據時代的八角樓,是獨步全台的時髦商城,最大眾化的貨品包括森永牛奶糖、豆沙甜麵包、銅鑼燒、壽司等日本食物,還有手槍、望遠鏡、繪有日本武士的紙牌、玩具、日本清酒、啤酒、汽水,樣樣齊全。因為貨品樣式多,不只日本人喜歡來這裡逛,想開眼界的台灣人也經常上門買東洋貨,生意十分興隆。
沙茶火鍋香噴噴
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紅樓被幾個上海人承租下來,改稱「滬園劇場」,這是它轉型的第一步,後來並以相聲、紹興戲、話劇紅極一時。此外,廣東汕頭的沙茶火鍋也在此時引進,並在此地落地生根。
當年在西門鬧區看場電影後到紅樓旁吃頓沙茶火鍋,被視為生活中的一大享受。紅樓的沙茶火鍋店鼎盛時,一條狹小的巷道,擠了近十家沙茶火鍋店。
「滬園劇場」初期唱的是京戲,可惜沒有多少知音,一個月難得出現一、兩次滿座,沒有多久就散了。京劇做不起來,後來引進相聲及紹興戲,居然有了轉機,而且經常高朋滿座。當時包括喇叭花、吳燕麗、葛少華、朱鳳卿等人唱的紹興戲最受戲迷喜愛,一齣《淚灑相思地》連唱一個月,場場客滿。
說相聲的有侯瑞亭、王祥林、魏龍豪、吳兆南、陳逸安,還有日後成為中廣公司著名節目主持人的丁秉燧等,這批第一代來台的相聲演員,都是紅樓的台柱明星,當時永樂戲院京劇名伶一個月可以賺到四千元,侯瑞亭在紅樓說相聲時也可以拿到這個數目,毫不遜色。
台灣光復後的話劇活動,從二二八事件前台語話劇演出、和上海新中國劇團來台公演後再返回上海,在台灣劇壇都只是曇花一現,直到民國三十九年 ,先總統蔣中正在台復職起,台灣國台語話劇運動才正式展開新的局面,紅樓剛好接上這股熱潮,成了公演話劇的重地之一。
令人遺憾的是,台灣似乎是個善於遺忘的國家。民國三十九年以來,那一頁頁、一波波的戲劇運動,歷史鮮少記載,現代人也都茫然無知,更無心探究。資深戲劇評論家貢敏就曾為文指出,要瞭解台灣戲劇發展史,不能粗略地自七十或八十年代寫起,而把早年的蓽路籃縷一筆抹煞。
所幸近年來,資深導演張英及獻身戲劇工作多年、目前任教於台灣藝術大學戲劇系的邵玉珍,以出書的方式,分別完成具有史觀的台灣話劇歷史《打鑼三響包得行》及《留住話劇歷史的表演藝術家》,也讓當世和後世瞭解台灣的戲劇發展過程。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東南文化工作團為響應政府救濟大陸災胞的號召,在台北中山堂公演六景十一幕悲壯歷史劇《文天祥》,就是由張英執導;當時動員演藝界兩百餘人參加,換景之快,演出之精彩,獲得觀眾和報紙熱烈好評;時任政戰部主任的蔣經國看得興奮,當場犒賞一萬元,可以說為台灣劇場打響第一炮。
話劇天堂
一九五三年,紅樓劇場也開始演話劇,張英編劇、劉垠導演的《天倫淚》就在紅樓首演。之後,由張英執導的《潘金蓮》、《賭國仇城》、《三笑姻緣》、《台北小人物狂想曲》,陸續在紅樓劇場登場。除此之外,還有永樂戲院、中央戲院、明星戲院、國光戲院(後改為國軍文藝活動中心)、兒童戲院,都是演話劇的場所,甚至學校的大禮堂也成為劇場;像北一女禮堂就經常被外借演話劇。當時登記有案的劇場多達三、四十個,一九五七年,李曼瑰教授成立「戲劇社」,在紅樓劇場倡導「小劇場運動」,這是小劇場的濫觴。
張英回憶當年的情景說,毫無疑問,從民國三十八年到五十二年,話劇的演出最為興盛,「這是台灣話劇的黃金時代,紅樓劇場因為交通方便,場地也適合演話劇,因此吸引不少熱愛此道的劇迷前來捧場。許多國內知名的藝人都是從演話劇崛起,像張仲文、穆虹、李影、田豐、傅碧輝、曹健、錢璐、孫越、郎雄、盧碧雲、張冰玉等均是由演話劇再進入電影、電視界。」他還記得當時演員沒有大小牌之分,演一場戲的酬勞是每人五十元。
當年話劇不像現在有中場休息,觀眾如要上廁所、抽根煙,都是利用換幕空檔;演員說唱不用麥克風,全憑一條亮嗓子,但為了效果,會利用唱片製造音效。過去的紅樓全部是木板排椅,硬梆梆的很不舒服,但在那個克難的時代,觀眾一點也不在意,照樣看得津津有味,且一坐就是二、三個鐘頭。倒是成本要仔細核算一番,張英說,話劇不像電影,一天只演一場,投資太大很難收回成本。
民國五十年後,電視崛起,而電影也在不景氣中逼出了若干新的題材,有了一番新貌,話劇演員接二連三走上大銀幕,觀眾的興趣也跟著轉了方向,舞台劇場逐漸沒落,終致落幕。
巧的是,由教育部頒發的首屆話劇金鼎獎,就選在民國五十二年十二月底,也就是話劇沒落時舉行;當年最佳男主角頒給馬驥《旋風》、最佳女主角是明格《盡瘁留芳》,最佳導演頒給劉碩夫《旋風》。張英認為,首屆話劇金鼎獎,可以說是給台灣話劇黃金時代劃下一個完美的句點。此後台灣話劇在強勢電影、電視的壓力下,很難再進入首輪戲院演出,只能偶爾演給特定觀眾欣賞。
熱門二輪
民國五十二年起,紅樓劇場開始放映電影,初期是以香港出品的黑白武俠片為主,于素秋、蕭芳芳、陳寶珠三人主演的武俠片,受到許多影迷的支持,大人小孩都愛看。之後紅樓又改映二輪國片及西片,黃永銓記得,林黛主演的《江山美人》,樂蒂、凌波轟動台灣的《梁山伯與祝英台》,儘管下片多時,以二輪片在紅樓公演時,依然造成滿坑滿谷的盛況,連演一個月還不能下片,「許多父母帶著子女一起看電影,不像現在青少年都是跟同學一起逛街。」對紅樓戲院只要花一點錢即可看兩部舊西片的往事,年齡在五十歲上下的人記憶尤其深刻。
紙風車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柯一正對紅樓就有一分難以忘懷的情誼,他記得第一次到紅樓看的電影是奧黛麗赫本主演的《戰爭與和平》,一張票才三塊半,片長近三個小時,真是過癮極了:「那是我的青春回憶,永生難忘。」
多年後,柯一正又回到紅樓,昔日的少年已年過半百,但年少的情懷,讓他對這棟建築物有些不捨、有些傷感,「它曾是那麼美好,是許多台北人的青春,真捨不得它被時光湮沒。」因此,這次市政府重整紅樓,紙風車義無反顧的投入,跟柯一正深懷當年的紅樓歲月有很大的關係。
說起紅樓戲院遭時光湮沒一事,那應該是它開始放映三級片吸引特定族群,未料卻成為同志在此尋找慰藉的場所。此事經媒體報導後,紅樓的名氣愈加響亮,卻阻礙了一般人進場看電影的念頭。再加上戲院年久失修,經常發生屋外下大雨,場內下小雨的窘態,光顧紅樓的人就愈加稀少了,附近的沙茶火鍋店賺不到錢,也紛紛收攤,轉到他處營生。與早年「繁華」、「熱鬧」相比,紅樓此時只能以「蒼涼」與「破落」形容,看了著實令人不忍。
一九九四年,樂山基金會執行長丘如華、身體氣象館王墨林、實踐大學講師顏忠賢等人,不忍見到紅樓日漸殘破而無人聞問,推動《紅樓夢、西門情》展演活動,節目有竹板快書、小劇場、民歌演唱、台語那卡西、綜藝舞團等,希望為附近區域的再生埋下種子。這份努力持續了一段時間,直到前市長陳水扁任內,紅樓才被指定為三級古蹟,並展開修復工作。當時的新聞處長羅文嘉也提出規畫建議,要改建紅樓為電影主題博物館,隨即進行長時間的封館整修。
紅樓夢、西門情
馬英九市長上任後,延續原有的古蹟再生做法,但是對紅樓修復的功能定位,則改向多功能的藝文活動規畫,而不只限在懷舊、嚴肅的電影博物館。文化局長龍應台則希望紅樓劇場可以讓傳統說唱藝術恢復生命,讓過去活躍在廟前、市集的民間說唱或雜技,甚至江湖郎中的賣藥吆喝,成為聚光燈的藝術演出。
龍局長的立意雖佳,但是執行起來,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且在「零預算」的前提下,為紅樓尋找新生命,誰願意做這種蝕本的生意?因此公開招標多次,每次都流標收場。直到今年三月,紙風車抱著「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決心,標下紅樓的經營權,並和市府簽了五年的長約,且立刻投入二千萬元整修,才有今日紅樓的再現江湖。
紅樓風情
柯一正說,他們先把獲利放在一邊,主要是看了紅樓的裡裡外外,覺得有非做不可的念頭,「不僅為了自己年輕時的記憶,也為了保留所有人曾經在紅樓度過的美好時光。」
紙風車執行長李永豐也表示,為了讓觀眾熟悉紅樓劇場,感受它的特殊性,紙風車預計半年內要投入三千萬元,屆時更能看到紅樓劇場硬體的成績。至於演出成功率,他坦承只有百分之十的把握。既然如此,當初為什麼要做呢?
李永豐說,總是要有人去做吧!如果大家都執意它的盈虧,而忽視它的薪火傳承,人生不是變得很無趣嗎?紙風車之所以願意接下這個擔子,心裡最重要的想法,就是無論做得成功與否,都會給後面接掌的人做個參考,「不要像我們這樣事事靠摸索,」李永豐說。
另外,他們也想為台灣留下一些好的東西,像是台灣最早的大型鼓霸大樂團、廖峻、澎澎等本土重要的脫口秀、司馬中原的鬼話連篇、鄧志鴻和他的偶、于美人愛說笑等,都是節目安排的重點,「我們要貼近民眾的生活,而不是走艱澀的藝術路線,」李永豐說。
在紅樓劇場的開幕宣傳單上,有一排小小的中英文紅字,緊接在紅樓的標誌之下,上面寫著:「 anything can happen here 」 (任何事情都可能在這裡發生 )。李永豐滿懷喜悅指著已經上好紅漆新妝、紅樓八角形屋頂上的十六組鋼桁架說:「只要撐得下去,五年內,會發生很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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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修後的紅樓劇場,美侖美奐、古色古香,令人發思古之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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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劇場初建時,以有辟邪功能的「八角樓」作為市場出入口,再加上全樓以紅磚砌成,遂稱「紅樓」。(黃正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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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紅樓編導多齣話劇的張英,於一九五八年擔任《苦女尋親記》製片,張小燕(左)以此片獲得亞洲影展最佳童星獎,在她未獲獎前,我們一直掛零。(張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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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賭國仇城》在紅樓劇場公演的劇目。(孫松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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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三年,張英導演的《賭國仇城》在紅樓上演,叫好又叫座,由左至右,劉維斌、崔冰(飾仇寡婦)和黃宗迅(飾仇亦森)。(孫松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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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劇場」今年三月進行全面大整修,未來希望以常民說唱藝術恢復它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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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生即住在紅樓正門口旁的黃永銓,對紅樓感情深厚,他成立「西門紅樓文史工作室」,記錄此地發生的種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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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風車執行長李永豐抱著「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毅力,要為蒼老的紅樓精心著裝,再現紅樓風情。(鐘永和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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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悠久的鼓霸大樂隊登上紅樓劇場,音樂已經響起,來賓也坐定,好戲要開鑼了。(鐘永和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