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台中市柳川西路上的日式住宅裡，畫桌擺滿百餘種天然礦物、化學合成物，以及黏土質等各種顏料，林之助拿著新作《秋彩》仔細為來客講解：

「水果作品的主題，我對視覺焦點所在的3顆紅柿，表現得十分細緻。畫面中落葉的色彩與角度是為了襯托主題，不能太強烈也不能太弱勢。葉子的質感比較粗糙，所以我會在葉面上加入一些礦物質來呈現；葉與葉的交疊，也就是橫線與直線的交叉，會產生空間感；至於陰影部分的色彩反差表現，一般人以為要表現暗，就是加黑色，但我不用黑色，因為陽光下沒有黑色，只有深色……。」

窗外，麻雀在芒果樹下吱喳，偏愛花鳥類題材的林之助，為了捕捉鳥類在自然環境中的樣態，特地在畫室窗戶貼上白紙，靠近兩眼的位置剪開兩個縫，作為眼洞。要為庭院裡的籠中鳥寫生時，就掀開眼洞，飛快描勒渾然不知已被偷窺的小鳥，畫好之後，再把眼洞蓋上，窗內窗外各自悠哉。

這份悠哉，除了與生俱來熱愛大自然的心性外，優渥的成長、求學環境，也讓他比同期的台灣畫家少了份生活磨難，多了份閒情逸致。

林之助1946年受聘為台中師範學院美術老師，其後一直住在台中柳川西路的日式住宅裡，即使退休後移民美國，仍不時回來小住。

小小留學生

林之助，1917年生於台中縣大雅鄉上楓村富農之家，父親林全福是大地主，也是日治時期神岡鄉第一任鄉長。林家所居住的「福厝」，是棟兼具中西建築風味的閩南式三合院；屋脊翹簷、棟樑壁間做工精細、色彩搭配妍美，從小他就常趴在欄杆上欣賞鳥鳴花開。

1923年，林之助進入大雅公學校就讀，大約十歲就會按課本頁次，在角落空白處細心畫好人物分解動作，快速翻頁時，產生連續動畫效果。

「每天早上我在綠繡眼、白頭翁、山斑鳩輪唱的協奏曲中醒來，聞著四季綻放的不同花香，心裡就想著，我不輸給盡情綻放的花、也不輸給婉轉啼唱的鳥，我要畫畫。」

日治時期，台灣本土人才不是學醫就是讀法律。注重子女教育的父親，也希望培育林之助當醫生，為了及早適應環境，12歲就送到日本東京就讀。當林之助登上蒸氣輪船「大和丸號」，乘風破浪航向人生旅程時，原本希望他學醫的父親不知道，自己正為疼愛的三子，開啟了一條通往藝術殿堂的大道。

抵達東京後，林之助在淀橋第二尋常小學繼續完成公學校課業，隔年考入日本中學。中學將畢業時，林之助面臨重大抉擇──要順從父親的期望考醫校，還是依自己的興趣報考美術學校？

「如果當醫生，從早到晚都要待在醫院裡，每天接觸滿臉愁容的病患，這種賺錢方式太沒意思了！」他當下決定選擇藝術創作。

一生優渥而講究生活情調的林之助，是位踢踏舞高手。今年行政院文化獎頒獎典禮上，90歲高齡的他秀了段踢踏舞，博得滿堂彩。

老佃農與「三少爺」

1934，林之助順利考取私立帝國美術學校本科日本畫科（即現武藏野美術大學東洋畫科）。當時校方聘有奧村土牛、山口蓬春、服部有恆、小林巢居4位教授，每星期輪流到校授課。為了加強寫生能力，從一年級開始，林之助每天利用課餘完成一種花木的寫生，還隨身攜帶口袋型畫簿，在通車時練習素描。

除了繪畫外，林之助也迷上西洋文學，俄國文豪托爾斯泰的筆下世界，讓他對人性有更深刻的體會，杜思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作者滿懷仁慈與寬恕的人性探索，更和他自幼便充滿人道精神的人格特質，產生深層共鳴。

自幼受父親厚道待人風格影響，這位鄉民尊稱的「三少爺」，從小便懂得體卹中下階層勞動者的辛勞。17歲那年暑假，他從日本返台探親，有一回走在狹窄的田埂上，恰巧遇上一位老佃農從另一端走來，老佃農很本能地一腳踩入濕軟的田地裡，斜著身子讓出路來。年紀輕輕的「三少爺」根本沒有地主與佃農階級差異的觀念，只想著：「哪有長者讓路的道理？」他也學老佃農，一腳踏入田裡，歪身和老佃農擦身而過。老佃農初始訝異，但隨後露出讚許與感激的笑容，那抹笑容從此嵌印在他腦海裡。

新作《秋彩》中，視覺焦點的3顆紅柿表現十分細緻，林之助在葉面上加入少許礦物質，更能表現粗糙質感。

兒玉希望門下

悲憫的天性加上文學薰陶，更驅策林之助將關懷社會弱勢的情感，轉化為筆下世界。1935年的《餘暉》，他選擇平日不被人注意的狹窄巷道及老舊住屋，以灰暗色系，描繪庶民清貧生活。他還在校慶的裝扮大會上，和同學穿戴成乞丐，意在諷刺上流社會欺壓平民百姓，一味追求金錢的醜態。

在帝國美術學校就讀期間，他的畫作大多取材自生活中熟悉的場景。1937年的《新宿所見》，作畫地「中村屋」是當時新宿的知名餐館，由於樓層較高，可從二樓俯視新宿街景；隔年的《黃昏》，日式住家中庭是他租屋處的鄰居，此作曾入選第二屆新興美術院展。

1939年畢業後，透過友人陳永森引薦，林之助拜入日本畫家兒玉希望（Kodama Kibou, 1898－1969）門下。兒玉畫塾雖屬私人繪畫研究機構，由於門生都以成為專業畫家為目標，一切講求自動自發，自我鞭策得相當嚴格。

林之助甫入畫塾，便以《米店》一作，入選第26屆日本書院展，並被一家知名餐廳「畫敘園」以150日圓價格典藏，等於當時日本教員半年的薪資。同年另一幅作品「小閑」則入選第4屆兒玉畫塾獎。雖然這兩件作品均承襲在美術學校時的生活主題，但在人物描繪上，外型掌握更精確，線條使用更簡潔。

1940年春季，林之助返台度假時，母親巧扮月下老人，相親當天，還特地為男女主角安排了一場西洋棋雅聚。當時23歲的林之助與夫人王彩珠一見鍾情，定下婚約。

回想半世紀前的那盤相親棋局，王彩珠表示：「從少女時代便對畫家相當崇拜，並且憧憬著藝術家多采多姿的創作和生活，雖然新婚赴日後，兒玉師母曾警告我，做藝術家的太太要有忍耐和受苦的決心，但由於他體貼、樂觀，感覺自己一直生活在他的呵護之下。」

訂婚後，林之助返回東京，更覺往後成家立業責任重大，決心向日本中央畫壇的權威挑戰，參加「新文部省美術展覽會」（簡稱「新文展」）。由於1940年正值日本天皇制實施2600年，當年的新文展因此冠上「紀元2600年奉祝展」名稱，並擴大舉辦。

生於富貴之家的林之助，12歲時就被一心想培育他當醫生的父親送到日本東京讀書。

「朝涼」軼事

決定參賽後，林之助苦思多日仍無適合的畫題和構圖。一日清晨醒來，他準備披衣外出散步，才踏出家門就被眼前景物吸引：柔軟的日光穿透薄霧般晨霧，輕灑在牽牛花架上；原本粉紅、奼紫的牽牛花和鮮綠枝葉都染上一層淺灰，迥異於日常所見的亮麗。他立刻奔回畫室作畫，然後陸續在牽牛花架旁加入兩隻白羊，並以未婚妻為主角，融入構圖內。

「畫《朝涼》時，草稿修訂一個月，畫面敷色兩個月，早上喝味噌湯，下午吃白飯拌味噌湯，天天如此。」盛夏時節在窄小的租屋處揮汗作畫，遇到創作瓶頸時，他會特意打扮整齊，找間喜歡的餐館享受美食，再抱著愉快的心情回畫室繼續作畫。久而久之，瞭解他的朋友看到他打扮整齊出門，就知道他畫得不順；如果只是隨便披件外衣、頭髮微亂地吹著口哨出門用餐，反倒是畫的正得心應手呢。

一個夏季的努力，《朝涼》終於完成，林之助僱請貨車將高3公尺、長約2公尺的作品運至會場後，便愉快的打包行李，回台灣準備婚禮。臨行前他估算「奉祝展」主辦單位寄發通知時，他應該在台灣，便拜託開米店的房東一接到通知就打封電報，告知他「入選」或「落選」。

誰知房東聽完請託竟然哈哈大笑，心想這個剛從學校畢業的小子，居然妄想入選「奉祝展」，還語帶玩笑地說：「如果你入選，我就從米店『倒立』著走，一路走到新宿！」婚禮前一天，收到房東通知作品入選的電報，成了最佳的結婚禮物。一甲子後談及此事，林之助仍難掩興奮。

1965年，林之助在台中市光復路上開設「孔雀咖啡」。相當注重配色原理的他，特地遠赴東京選購咖啡杯盤，並珍藏至今。

默默傳承

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後美國下令凍結日人在美國的所有資產，並展開對日封鎖政策。在一觸即發的緊繃狀態下，台灣親友一再催促林之助夫妻返台，儘管兒玉恩師勸他留在日本畫壇繼續努力，他還是決定帶著即將臨盆的妻子返台。

回台後，他開始耕耘台灣畫壇。首先以「台灣總督府展覽會」（簡稱「府展」）做為展現實力的競賽場，並以《母子》、《好日》連續兩年獲府展東洋畫部特選第一名，並獲頒總督獎。

然而隨著二次大戰戰況激烈，民生物資短缺，貴為地主少爺的他，為了因應戰時的糧食政策，也捲起褲管、戴上斗笠，下田播種插秧。由於地主下田當農夫實在太稀奇，竟連朝日新聞也特地跑來採訪。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日子裡，林之助把繪畫場景移往田野，刻繪農忙，也描寫黃金般飽滿的稻浪。

終戰後林之助搬到台中，1946年受聘在台中師範學院擔任美術老師。由於當時台灣的學校美術教育並沒有「膠彩畫」這門課，他教的是素描和水彩。

直到1980年退休，長達34年的教學生涯，遇到有繪畫天份的學生，林之助就個別傳授膠彩畫，分文不取之外，還提供昂貴的顏料、畫具、畫室，師生們共同研習著技法繁複、創作耗時的膠彩畫。他調教的學生中，人才輩出，如黃登堂、陳石柱、林星華、施華堂、廖大昇……，日後都自成一格。

筆筒裡的各式畫筆，提供膠彩畫作所需。

「膠彩」正名戰

1946年全台美展開辦，他獲聘擔任國畫部評審，當時稱為「東洋畫」的膠彩畫，和傳統中國水墨畫並列於國畫部，兩者一同參賽，爭搶有限的國畫獎名額，因而引發台灣美術界長達數十年的「何者才是正統中國畫？」之爭。後來省展終於在第15屆時，將國畫部正式區分為「第一部」直式掛軸的傳統水墨畫，及「第二部」裝框作品、重視寫生的東洋畫。

「東洋畫」是日本學自中國唐代的「青綠金碧山水」等工筆重彩畫，畫法和風格屬於「北宗」畫派，雖然和用色淡雅的「南宗」水墨畫大不相同，但兩者都屬於中國畫。然而終戰後，大量播遷來台的水墨畫家，卻認為「東洋畫是日本畫，並不是正統中國畫」而加以排斥，不僅不准膠彩畫列入正規的美術學校課程，還隱隱牽動著「親日」與「親中」、「本土被日本殖民者」與「戰後從中國來的征服者」角力抗爭的敏感神經。

第28屆省展，主辦單位突然取消國畫第二部，並拒收東洋畫作，引起軒然大波，也因而觸發本土畫界為東洋畫「正名」的風潮。有人主張改稱「新國畫」或「現代國畫」，但仍引發各方爭議。

1977年，為了替紛擾多年的東洋畫正名，林之助依西洋畫以作畫媒材區分為「油畫」（以油調彩）、「水彩畫」（以水調彩）的作法，將以膠調彩、以膠劑作畫的東洋畫正名為「膠彩畫」，果然漸漸為畫界接受，解決了台灣繪畫史上的一樁公案。

而繼1954年發起「中部美術協會」後，1981年林之助又成立「台灣省膠彩畫協會」，讓膠彩畫的地位得以確立。此舉也撼動省展，終於在1982年首度廢除「國畫部」，改成地位平等的「水墨畫部」與「膠彩畫部」，林之助為膠彩畫爭取認可的使命，終於圓滿告成。

1985年，私立東海大學美術系禮聘林之助前往教授膠彩畫，在台灣發展了近百年的膠彩畫，第一次正式走進大學殿堂，成為美術系學生的主修課程。

林之助1941年自日本返台後，開始耕耘台灣畫壇。1943年以《好日》一作獲得第6屆府展東洋畫部特選第一名。

走出藝術象牙塔

除了積極推廣膠彩畫之外，為了落實美術教育，林之助在1950年代中期成立青龍出版社，首開風氣之先，以畫家身分積極投入國小美術教科書的編輯與出版。

「真正的藝術家，要負起藝術養成的工作，致力於提昇社會大眾對藝術的關心和興趣。」為了編輯一套屬於台灣兒童的美術教科書，他一字一句都自己動筆，書中的示範作品，也一律從全台兒童美展的入選作品中挑選。

緊接著林之助又出版國中、高中美術教科書。而這項任重道遠的藝術扎根工作，也獲得同校美術老師王爾昌、鄭善禧、張錫卿，以及畫友楊三郎、馬水龍、洪瑞麟、林玉山等人的認同，紛紛加入教科書中示範畫作的提供。

1967年，林之助又首開風氣，走出純藝術的象牙塔，受邀到台北實踐家專兼任「色彩學」課程長達11年，期間撰寫《衣服的配色》、《色彩與配色》，生動且實用的編排手法，讓讀者對服裝顏色的配置美感一目了然，並透過「類似色」、「對比色」、「互補色」的原理加以活用。

日式老宅庭院裡的禽鳥與花草，都是老先生作畫的題材。

幸福人生

林之助種種帶動藝術生活化的事項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經營咖啡廳。愛喝咖啡的他，只要一聞到咖啡香就精神大振，為了將年輕時在東京咖啡館所感受的人文氣息帶回家鄉，1965年在台中市光復路上開設了「孔雀咖啡」。

在當時民生還很封閉保守的時代，「孔雀咖啡」卻令人驚豔，館內壁上擺掛畫作、搭配精心挑選的音樂，連咖啡杯盤也是林之助夫妻倆專程到日本東京選購的，相當注重配色原理──咖啡杯的用色是內白外藍，咖啡盤則是全藍，但在杯、盤之間，又配有金色的花草飾紋。

「當內白外藍的咖啡杯裝入八分滿的咖啡時，由於咖啡色和藍色是反差色的極致，會大大提高彩度與明度的對比，自然容易吸引人們的視線。此時若加上杯口近似分界效果的白色，以及比咖啡色更豔麗、更可提高對比的金色，可以襯得咖啡看起來更濃郁、更好喝，」林之助詳細解說。

有這麼講究美感的畫家老闆，難怪「孔雀咖啡」從開幕到1970年代中期結束，一直是台中地區最富代表性的藝文場所，和台北武昌街的「明星咖啡屋」，形成文化界一中一北的知名聚會地點。

雖已移居美國多年，林之助夫妻倆每年都會回到台中，和親友門生敘舊。一旁熱情招待訪客的夫人王彩珠，同時扮演資料庫的角色，遇有年份上的考證，林之助總會向夫人再三確認。

「他是個急性的人，唯獨對創作卻很有耐心，」氣質優雅的王彩珠表示：「如果以音樂來比喻，我認為他絕不是狂暴嚴肅的貝多芬，而是從容優遊的孟德爾頌。」

一場驟雨，吹亂屋外河堤旁的青翠楊柳，畫室內卻節奏分明；林之助換上剛買的踢踏舞鞋，手拿紳士柺杖，認真的數著節拍，輕快地踢踏步伐；浪漫、優雅、開朗，為陳年畫室帶來歡樂笑聲，一如他天之驕子般的幸福人生，亦如他筆下煥發溫潤神彩、令人捨不得轉移目光的膠彩畫。

這幅1996年作品《麗春》，設色嚴謹、構圖活潑，散發典雅氣息。

林之助畫室裡擺滿百餘種天然、化學、土質等各種顏料。

從小懂得體會中下階層勞動者辛勞的林之助（左二），就讀東京私立帝國美術學校時，在校慶活動裝扮大會上和同學穿戴成乞丐，意在諷刺上流社會一味追求金錢的醜態。

這幅以未婚妻為主角融入構圖內的《朝涼》，1940年入選日本「奉祝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