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天下」強人之死，結束「革命」時代
余英時我要說的第一句話是我過去也曾一再提到過的，即鄧小平是中國共產黨的最後一個「強人」，正如蔣經國是國民黨的最後一個「強人」一樣，這種「強人」的地位是許多不同的歷史因素共同造成的，其中有客觀的條件，也有「強人」本身的主觀努力。以二十世紀而言，世界上威權主義或極權主義國家先後都產生了不少政治或軍事上的「強人」，但是由於各國的文化背景不同，「強人」的性質也因之而異。中國的「強人」除了自身具有的有形實力以外，還必須要有一種無形的「聲望」（或「威望」）。
歷史上所謂「天下蒼生望謝安」的心理便是最具體的例子。鄧小平在文革後期，尤其是毛澤東死亡前後的一兩年中，雖然已再度被打倒，卻是中共黨內以至一般社會上「眾望所歸」的唯一人選，他能在華國鋒已掌握了黨、政、軍三方面權位的情況下，脫穎而出，負擔起為中共統治「旋乾轉坤」的歷史任務，正是由於他擁有一種無形的威望。
中共政權成立四十八年以來，祇產生了兩個「強人」，前二十八年是毛的時代，後二十年則是鄧的時代。雖然一般的劃分是把毛和鄧繫屬於第一代和第二代，但事實上他們是共同「打天下」的同一代的人物。「打天下」是他們成為「強人」的主要條件之一。這個條件今後已不存在了，中共是否還會產生「強人」，至少到目前為止還看不出任何跡象。從這一點說，鄧小平成了中共體制下的最後一個「強人」，而他的死亡便確確實實地結束了中國現代史上的「革命」時代。以下將出現一個截然不同的局面。
以「打天下」而言，毛澤東的功績自然首屈一指，遠非鄧小平所能比擬，但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之間毛澤東卻成為「天下大亂」的總根源，這說明他祇能「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鄧小平自一九七七年復出以後則確在努力從事於「治天下」的工作。他撇開了「階級鬥爭為綱」的意識形態，推行了「改革開放」的經濟路線，扭轉「一窮二白」的貧困局面，並從而挽救了中共政權的崩潰危機。他的最深切的關懷也許是中共政權的持續──即「四項堅持」中的共產黨領導。但無論如何，在客觀效用上他的政策改善了中國人的經濟生活，這是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
今天我看了西方各處電視的報導，都異口同聲地提到鄧小平晚年的兩件大事：第一是「改革開放」的重要成就，第二是天安門屠殺的鐵腕統治。這兩件事一屬正面，一屬反面，譽與毀交織在一起，大致可以算是眼前的「蓋棺定論」。但是我還有一個想法也要趁此機會再說一次，即這一正一反在鄧小平心中從來便是「統一的」。他的政策從第一天開始便是「經濟放鬆、政治加緊」，「改革開放」對他──一個共產黨人──來說，祇能以經濟為限，不可能擴大到政治方面。
中共的最後「強人」消逝了，下面會怎麼樣？權力鬥爭是不是又要重演？我的看法是客觀形勢和一九七六年毛死的時候已完全不同，此下的演變也不可能是過去的重複。大致說來，權力鬥爭是不可避免的，但方式和影響都將趨異。毛死後的權力鬥爭如疾風暴雨，而且幅度廣大，從「四人幫」被捕到鄧小平復出，華國鋒下台，一幕隨著一幕，令人目不暇給。這一次的權力鬥爭，由於已無「強人」作政變的焦點，彼此勢均力敵，將形成一種較長時間的醞釀和佈置。今天的因素太複雜了，如中央與地方的爭持，地方與地方之間的貧富不均，國際經濟力量的深入，軍事力量之不易捉摸，民間社會的重新出現等，都是一九七六年時所不曾夢見的。所以這一次權力鬥爭不致在短期內發生劇烈的動盪，但演變下去卻可能發生更深刻的影響，即「經濟放鬆、政治加緊」已達其極限，不可能長此維持下去。但是經濟局勢已無走回頭路的可能，最後政治祇能向經濟靠攏。
我這樣說並不是對目前的大陸政局表示任何信任，我還沒有證據可以斷定，第三代接班已進入穩定的局面。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中，大陸政局的動態大致將處於暗潮起伏的狀態，何時才會表面化尚不易推測。換言之，一種不確定的局面或將持續一段時期。
從後鄧時代開始，大陸才真正進入政治、社會的轉型階段，但距離民主化的道路尚相當遙遠。大陸的真正出路在如何脫離共產主義的極權結構，以十二、三億人口的大國而言，這真是談何容易。未來是不易預測的，我們還是保持冷靜觀察的態度為宜。
大陸的局面日益複雜化，不但是政治方面，社會、經濟、地方勢力、軍人動向、少數民族等，無一不能引發意想不到的變動。所以我們決不能輕信中共已安如磐石、智珠在握，一切可以為所欲為。它本身已處在危機四伏之中，故往往對外作虛聲恫嚇，以致美國和亞洲許多國家都為它的宣傳所誤導，相信它已構成東亞的威脅。台灣對於後鄧時代的大陸一方面固然必須適時提高警惕，但卻絲毫不必懷恐共之心，否則恰好落在它所刻意設下的陷阱之中。最重要的是台灣在民主體制下不斷增強自身的健康活動力，而不應對大陸的任何變動都發生種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最值得珍重的古老智慧。
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一句沒有內容的空話。在實踐中我們所見到是「一黨專政」的「中國特色」加上沒有法律根據的「資本主義」而已。中國的前途不在任何主義，而在怎樣建立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文明社會。祇有大陸上的政治力量從橫暴轉向文明之後，兩岸關係才能開始真正的改善。
（聯合報二月二十一日）
許家屯談鄧小平──改革挽人心，有功；鎮壓天安門，失策
卜大中在海外的中共高幹當中，以前江蘇省委第一書記、前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與鄧小平接觸的經驗最多，對鄧的認識最深。在鄧去世之際，許家屯先生最早接受本報訪問，表達了他對鄧本人及今後中國政局的看法。
問：先談談您對鄧小平先生總的看法。
答：他是個高瞻遠矚的大戰略家，沒有他，中國絕不是今天的樣子。
問：您認為鄧的重要性是什麼？
答：對中共和中國歷史而言，鄧的重要性是在文革中受到重創後，整合及持續了中國及中共歷史的發展，文革後當時的中國人心渙散、黨處於半癱瘓狀態，全國經濟處在破產邊緣，左的氣氛仍然很強，鄧在這種惡劣局勢下起了扭轉乾坤的作用，若不是他大魄力的改革開放，中共經濟是禁不起「蘇東波」崩解的衝擊的，更說不上有今日的局面。
問：他在困難局勢下搞改革開放在當時也是冒很大的風險，他是如何度過的？
答：主要是決策正確。他的改革步驟是：先農村後城市、先經濟後政治。十年農村的改革穩住了八億農民，使中國安然度過了蘇東波的大潮。
問：在政治上他最大的貢獻是什麼？是什麼指導思想使他做這些決策？
答：當時是要安定人心和黨心的問題。他的思想路線是實事求是，是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來否定華國鋒的「兩個凡是」，並撥亂反正；也就是否定毛澤東的以階級鬥爭為綱。不搞階級鬥爭，首先使全國人民都鬆了一口氣，再就是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法，將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的帽子都摘掉，把黨內歷次運動的冤假錯案「一風吹」地統統「吹掉」了，平反了。這涉及到全國好幾億人口，穩定了人心黨心，對恢復人民和黨員的信心，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問：鄧的思想似乎與毛不相同，他在思維上有什麼特質？
答：流行的「貓論」就是不管黑貓白貓，能抓老鼠就是好貓。這實際是鄧小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通俗化，表示他是個冷靜務實能將理論深入淺出的人。他提貓論，據我的理解是為了減少阻力，減少教條主義和左的干擾，提出不攪爭論，也就是不搞「姓社姓資」的爭論，一切改革開放措施只看結果，看是否符合三個「有利」，亦即是否對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有利、對發展綜合國力有利、對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有利。「貓論」的精義就在他所說的那句話：「增加生產力的手段可以為資本主義服務，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誰用的好，就為誰服務。」可見他實事求是的務實態度。
其次就是大家熟知的「石論」。「摸著石頭過河」據我所知最早是李先念講的，卻以此強調的是務實的實驗精神，一切通過實踐，成功就推廣，不成功就回頭。「石論」的實驗主要在兩方面：一是農村改革、一是搞經濟特區，其後發展為「建造幾個香港」，實際上是運用香港經驗發展大陸經濟。
問：對香港和台灣問題上鄧也比較務實嗎？
答：確實是的。「一國兩制」是鄧「貓論」和「石論」另一方面的發展，既務實也是實驗，現在正在摸著石頭過河解決香港問題。我順便說一下，鄧並不急著解決台灣問題，他認為這是下一代人解決的問題。台灣沒能在鄧管事的時候和鄧達成諒解是很可惜的事。
問：在外交戰略上他和毛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答：鄧認為世界大戰暫時打不起來，六四後提出千萬不要當頭的戰略，不做世界革命的領頭人，明確當前國際趨勢是和平和發展。在外交上提出「我們誰也不怕，但誰也不得罪，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辦事」。在這個外交戰略上確立了以經建為中心的戰略，同時強調要抓住現在世界發生的大轉折，就是這個機遇，使中國經濟「上一個台階」。
問：江澤民是不是忠於鄧的路線呢？
答：不完全是。江澤民強調「穩定重於一切」，但過份了就有喪失機遇的問題。鄧曾說：「強調穩是對的，強調過份了就可能喪失時機……，穩是需要的，但並不能解決一切問題」。如果江主張穩定壓倒一切是不符合鄧的思想的。
問；你是不是認為鄧在毛澤東去世復出後沒有犯過什麼失誤呢？
答：有的。第一是政治改革上顧慮較多，在黨內某些人的牽制影響下改革步履不前。拉下胡耀邦、趙紫陽是很重大的失策。第二是天安門事件時，在趙紫陽不在國內時，聽信李鵬、陳希同等人片面彙報，誇大了情勢的嚴重性，作出了武力鎮壓的失策。第三是他不該在十四大時要求楊尚昆、萬里退下。這些人如果在台上，可以增加鄧路線持久貫徹的因素。
問：據你和他的接觸，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答：我感覺他為人果斷乾脆，判斷問題深遠明確。向他彙報時他都不插話，專心聽人講，也問些問題，不立即表態，不考慮成熟不講話，一旦講話也簡潔明確，絕不拖泥帶水。因此使人望而生畏，其實他是很隨和的人。
問：鄧在怳迨j前去世，對江澤民應該不利。江的權位穩固了嗎？會碰到什麼挑戰？
答：江澤民的言行和政策是「亦毛亦鄧，非毛非鄧，非常矛盾」。鄧去世後江要面對的問題較過去為多，最關鍵一條是希望他不要偏離了鄧的路線，走回頭路。另外，在怳迨j人事安排上，也會遇到嚴重的考驗。
問：你認為中共會不會在鄧去世後出現「非鄧」現象？
答：我希望不會。對「中國」、中共而言，當前形勢無論內外正處於空前有利的時期。經濟上，正如鄧所言，要「抓住機遇，及時決策」。鄧曾說：「只靠我們現在已經取得的穩定的政治環境還不夠……最根本因素，還是經濟增長的速度……。」政治改革上，循序漸進是必要的，要開步走；反貪腐為什麼越反越深，沒有必要的社會監督，開放必要的輿論監督及一定程度的司法獨立，只靠現行的黨和政府內部的監督，實踐已證明是行不通的。對中國共產黨而言，現在正是實施黨內民主改革的絕好時機。廣大人民對中共雖存有不滿，但因經濟改革上得到好處，對黨仍未絕望。如果乘此時機對黨內民主充分發揚，進行較徹底的改革，這次怳酋＿猁漸N表大會，從黨代表的產生、中央委員會、到黨的政治局、常委的產生，都通過黨員或代表提名，而後通過一人一票普選產生，以中共黨員的素質而言，都有一定水平，這樣做正面效果會是主要的，至少對端正黨風會有重大影響。如果成為「程序」而產生黨的領袖會是眾望所歸的，此時「核心」自然形成。中共實行民主改革一旦成功，國家實行民主改革也就有了經驗，人民就有希望了。紀念鄧小平的最好方法，是不失時機，抓住這兩個機遇。
（中國時報二月二十一日）
p.38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讓億萬中國人從藍螞蟻變成會說會笑有血有肉的「人」。（邱瑞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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