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7時，正是飢腸轆轆的晚餐時間，位於台北市金山南路的「法律扶助基金會」門口，出現了兩名帶著一堆文件、準備尋求訴訟協助的年輕人。

「身為公部門監督機構的監察院竟然帶頭違法，實在令人錯愕！」青年之一、28歲的陳重光忿忿不平地說。原來他曾在2008年5月至2009年4月擔任監察院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的「臨時人員」，每小時時薪為新台幣100元，但該單位在他工作第5個月後才依勞基法規定為他投保勞健保、提撥退休金，加班時也未依法支付1.33~2倍的延時工資。

陳重光於是在有「青年勞工代言人」之稱的「青年勞動九五聯盟」陪同下召開記者會，其後監察院雖承認疏失，並展現誠意與他開過無數次協調會，也允諾補償損失，陳重光仍認為「監察院欠他一個公開道歉」，因此將利用勞委會提供的「勞工權益基金」訴訟補助，正式向監察院提起告訴。

「這一路走來幸好有他們作陪，我才有勇氣持續這場『以小搏大』的戰爭；『九五』真的是我們這群弱勢青年勞工的最佳依靠！」他由衷地說。

在台北「信義威秀」影城前當「人形立牌」的打工學生。

2004年底，一群原本參加社運前輩簡錫堦所召集的「泛紫聯盟」學生，在與其他NGO團體多次討論後，一致認為應將台灣長期偏低的法定時薪，由每小時66元調漲至95元，他們並前往勞委會前抗議，要求「還勞工一個遲來的公道」，但卻遲未獲得勞委會的正面回應。

這群決心奮戰到底的學生，後來就以「95」為題，成立「青年勞動九五聯盟」，持續推動理念。他們在2005年至2007年期間，不但公布「超商打工族違法商家」調查，也親至麥當勞、肯德基等連鎖速食餐廳抗議，以行動劇凸顯資方每小時72元的低時薪，「連一個『大麥克』都買不起」，更陸續舉行「30不立」、「青貧族」等研討會，喚起各界對青年勞工職場剝削問題的重視。

在這群年輕人鍥而不捨的努力下，行政院終於在2007年7月1日宣布，基本工資從每月最低1萬5,840元增為1萬7,280元；時薪則由66元調漲至95元。促成理念落實的「青年九五」，也成為各主流媒體的採訪對象，其中「蘋果日報」更將部分成員的手機號碼公布在報導中，提醒勞工如遇勞資糾紛不知該如何解決時，或許可找這群熱心的年輕人幫忙。

「那一整天，我們的手機全被打爆了！」「九五」成員劉侑學回憶：「這才發現，原來台灣職場竟存在這麼多不合理的問題，從此也踏上為『個案喉舌』的不歸路。」

打工、派遺、實習……，好工作難尋，「青年貧窮化」已成全球棘手難題，也是「青年九五」的關懷焦點。

拜1990年代台灣工運前輩前仆後繼的努力之賜，我國勞動法規已漸趨完備，只是以往大規模無預警關廠、惡性裁減資深員工的情況雖有改善，但仍有部分資方在有心或無意間剝奪勞方權益。

目前「青年九五」平均每天可接到2至3封投訴信件，較常出現的勞資爭議包括「雇主沒有為勞工投保勞健保」、「欠薪、拒依規定支付加班費」、「給薪不足基本工資」、「預扣薪資，或要求員工支付鉅額的『離職違約金』」等。而他們的標準處理程序，則是依申訴的情節輕重，提供相對應的法律諮詢、協助投訴人寄存證信函給資方，或向勞工局申請勞資調解，並陪同出席調解會等。

若是發現受害者的遭遇可能是職場的普遍現象，他們也會進一步協助投訴人召開記者會，擴大問題的曝光度以加速處理腳步。例如他們曾多次揭發知名連鎖咖啡烘焙坊「85℃」多家加盟店違反勞基法，也對85℃總公司形成強大的監督壓力。

兩年多來，「九五」至少已替116名申訴個案，爭取到超過新台幣200萬元的積欠薪資及保費，至於其他的間接受惠者則難以估計（例如勞工局若開罰違反勞動法規的A公司，除投訴者外，其他權益受損的A公司員工亦得比照賠償），成果十分豐碩。

不過在各界正面評價的背後，這群年輕人付出的努力，卻也是一般人難以想像的。首先，組織成員多半是來自各大學勞工所、社會所、經濟系的學生，平日課業已相當繁重，還得抽時間熟悉勞動法規、與個案見面互動、參加一次又一次的勞資協調會，甚至陪同出庭等，平均每個案子都必須花費短則1個月、慢則半年的時間才能處理完成。「所以我們每個人都唸到研三或大五以上還無法畢業，」「九五」成員胡孟瑀打趣地說。

打工、派遺、實習……，好工作難尋，「青年貧窮化」已成全球棘手難題，也是「青年九五」的關懷焦點。

另一方面，投訴人常把他們當作「討債公司」的工具性利用心態，也常讓成員感到無奈。

「我們原本希望藉由提供服務，帶動受害勞工的自我意識覺醒，日後他們回歸職場，就有可能組織工會，協助其他員工爭取應得的權益。」劉侑學語帶惋惜地說，但多數投訴者往往拿到錢後就「船過水無痕」地消失無蹤。

「別說做為工運種子去組工會了，連成為『九五』會員，持續和我們保持連絡都不願意，這大概是讓人覺得最挫折的地方吧！」

除了無法深化投訴者的勞工意識，「九五」也面臨一般青年社運團體最常出現的「後繼無人」危機。該聯盟在兩年多前初成立時，成員曾多達十餘名，但隨著「學長」們一一畢業，加上部分成員又有趕論文的壓力，目前實際接案的成員銳減至僅剩5名。

「『九五』工作有必須熟習勞動法規的『進入門檻』，招募新血相對不易，人才斷層確實已成為未來組織發展的最大問題，」劉侑學憂心地說。

不過即使無法擺脫傳承陰影，這群戰鬥力十足的青年，現階段仍願意在資源最少的情況下，超越個人利害關係為理想挺身而出。「沒有實踐，學術也是蒼白的！」正如同九五成員林奕志所言，每當想到還有這麼多弱勢勞工求助無門，就深感自己責任重大、無法停下腳步。

而台灣社會，或許也因為還有許多像這樣帶有「傻勁」的年輕人，才有機會持續往更美好、更公平的方向前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