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前途繫於我人之努力——中國國民黨中常會對香港問題之決議

文．社論(中國時報)

中國國民黨日前舉行中常會，聽取文工會主任宋楚瑜、外交部長朱撫松對「香港前途問題研析」報告，並由與會同志發表意見後，作成五點決議：對於英國與中共之間的協議絕不承認；對於港九同胞，將盡一切力量，維護其安全與權益；政府對港九僑胞所提出的十一項具體措施，決貫徹進行，並速即研訂各種因應措施，展開行動；粉碎中共破壞港九同胞的一切陰謀；同時，我們要向全世界揭發中共利用香港問題，對國際間及海內外同胞所作統戰伎倆，並堅持我們一貫嚴正立場，絕不與中共妥協。

英國與中共草簽所謂「協議」，不合法也不合理。但是，這一不合法不合理的事實既已存在，我們須面對現實，採取必要的行動和措施，使這一醜惡交易的損害減至最少。

首先，我們必須認識，英國與中共的所謂「協議」，是以1997年7月1日為分界點，也即是所謂「大限」。換句話說，在「大限」以前，還有將近13年的時間，香港還是現在的香港。13年時間，說短不算短，因為我們正可利用它來做很多事；說長也不算長，因為我們如因循蹉跎，一晃就過去了。所以我們務必要把握這13年的時間。

為了把握並充分利用這段寶貴的時間，我們首先要確定原則：在這13年中，我們必須堅持至最後一刻；我們與香港的關係，絕不輕言切斷；我們對香港的工作，絕不輕言停止；我們在香港的機構與人員，絕不輕言撤退。

不僅此也，我們還要在這13年中，對香港加緊關係、加強工作，使港九僑胞，獲得信心與決心，進行自救。

在民意的實力表顯之下，國際間會予以同情，加以聲援；中共也知所畏憚，不敢冒失。而港九僑胞的信心和決心，更可在「大限」以後，繼續壯大、發揚，使中共之「收回」香港，猶如吞下一顆炸彈。用不到50年，所謂「一國兩制」，勢將化為烏有——不是中共的共產極權制度吞沒了香港，而是香港的自由民主制度溶解了大陸。這正是我們在香港問題上旋乾轉坤的關鍵。

剝復之機，要看我們的政府與同胞在這13年間，有如何的作為，產生如何的效果。

其次，我們當然不能不替港九同胞設身處地想，他們有的是受不了中共暴政的凌虐而逃亡者，有的是深切瞭解中共政權的邪惡本質而堅決反共者——一旦被蛇咬，見了草繩也會怕。所以他們對「大限」，不可能不戒懼；為了不願也不敢在中共統治下過活，他們自然要作離港的打算。

於此，我們中華民國復興基地的全體國人，本著血肉相連、聲應氣求的同胞愛，當然義不容辭，要給予赤忱的歡迎。

行政院俞院長已於9月26日發表聲明，鄭重提出十一點來支援港九僑胞。誠然，其中列舉的若干措施，還是原則性的，需要針對實際情況，作具體而細節的規定。由於有13年時間作緩衝，愈到「大限」來臨前，情勢才會愈緊張。我們希望主管機關不要以為目前尚無動靜，就鬆弛了準備工作，待事到臨頭，措手莫及。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最近正利用香港問題，對國際間及海內外中國人，變本加厲地施展統戰伎倆，以此來誇耀其「勝利」，並企圖煽動民族主義的感情。

須知中英間不平等條約的廢除，是我中華民國政府領導八年抗戰所獲的成果，中共何得竊佔而侈言「勝利」？！英國與中共之「協議」，完全沒有港九同胞參與，更完全抹煞了港九同胞企望繼續過自由民主生活的意願，又何嘗與民族主義情感沾上一點邊？

我們為自由民主的信念而奮鬥，任何風浪都動搖不了我們的決心，任何橫逆都挫折不了我們的勇氣。正義和人性終必在培養砥礪中，發揚壯大，增強力量，贏得最後的勝利。到那時，香港問題才能作永久的解決。

面對香港問題再談民族主義

文．張忠棟(中國時報）

中共為了收回香港，和英國已發表聯合聲明，將讓香港在1997以後繼續維持現有制度50年，實行所謂「一國兩制」。

表面上看，中共從英國手中收回殖民地，達到部份民族主義的目標；甚至它同意香港制度維持50年，好像也在照顧一些香港居民的民權和民生。難怪中共和英國的聯合聲明發表後，竟也得到一些國際的好評。

民族民權民生三者一體

但中共在香港搞「一國兩制」，究竟能搞多久，卻不無疑問。

中共和英國的協議不過是以50年為期，並未保證50年以後仍將如此。而且鄧小平已公開表示，就是在1997之前，只要香港發生動亂，中共就會立刻駐兵。由此看來，「一國兩制」終歸是有時間性的，也許在50年之後，也許在50年之內，終歸還要回到「一國一制」。

民族統一是中共最大的考慮，香港居民的民權、民生是次要的。如果香港居民的民權、民生，暫時無害於民族統一，那就讓它暫時維持；一旦與民族統一不能相容，就要隨時取消。這種性質的民族主義，令人頗生疑義。

六、七年以前，民族主義就曾一度引起討論。當時中共希望海外的中國人「回歸」、「認同」，想要「統一」中國，所以打出民族主義的旗號。

也有些人有感於對外關係的挫折，又誤把現代化看成西化，所以也高喊民族主義。

然而民族主義和現代化是否絕對不能相容？我們所主張的民族主義和中共的民族主義有何不同？這些都是必須弄清楚的問題。

在那段時期中，我提出了幾點意見：

第一、民族主義和現代化並不互相排斥，而且是相輔相成。民生的改善是經濟的現代化，民權的促進是政治的現代化。唯民生改善、民權促進，才可真正提高中華民族的地位。

第二、中山先生講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三者合為一體，彼此密切關聯。單講民族主義，而不講民權和民生主義，還是達不到民族主義要求自立自強的目的。

第三、中共喊民族主義的口號，也許可以滿足一下大家的情緒，並不能真正提高我們民族的地位。另一方面，中共尊奉馬、列，搞國際共產、世界革命、階級鬥爭，摧殘人性，不承認人民的基本權利，實已違背我們民族的傳統和利益。

第四、中國未來的統一，應該統一於民主、自由、安定和繁榮，不是只為民族主義求統一，更不應統一於共黨的專政和極權。中共統治地區以外的中國人，應該建立民主自由的榜樣，以此號召大陸反共產、反極權的中國同胞。

中共體制難容香港制度

在幾年後看來，以上面幾點意見，來觀察今天的香港問題和中國的未來，仍然有其意義。

首先，有人會說，中共在香港問題上搞「一國兩制」，其實是很有誠意的，因為香港自由港地位的維持，對中共的經濟十分有利。「香港模式」的建立，將有助於解決「臺灣問題」。

然而這是從中共的立場考慮問題，而不是以香港居民的利益出發看問題。根本的問題，是香港的制度存在於英國體制之下，捍格並不大；存在於中共的體制之下，則有很多的矛盾。譬如自由經濟和統制經濟，健全的法治和共黨的權威，思想言論的開放和教育學術之定於一尊，中共是否能容忍這類基本矛盾的長期存在？

內部動亂憑何妄想統一

進一步看中共本身的問題。香港制度如果真能維持50年，50年以後，中共可能也有變化，乃至中共和香港的矛盾，也許出現甚麼解決辦法。但就目前實際的情形來看，前途絕不樂觀。

在過去幾年之中，中共配合對外開放和對臺灣的統戰，開始進行「四個現代化」，開始「經濟學臺灣」。「四個現代化」也好，「經濟學臺灣」也好，不幸始終是中共內部爭論的焦點（便是所謂自由經濟和統制經濟的爭論），也是鄧小平、趙紫陽一派，和李先念、陳雲一派的爭論；這種爭論的持續，定將演變為中共內部不斷的政治鬥爭。

即便爭論可以解決，「四個現代化」和「經濟學臺灣」能順利推行，下面的問題，則是中共經濟科技改革的成績，究竟能以多少用於富裕民生？

到現在為止，中共的改革也只是要做到「船堅砲利」、「國富兵強」，並不比100多年以前的李鴻章等人更高明。同時在「黨的利益高於一切」的思想之下，財富增加之後，先要提高「黨」的收入，先要提高「一黨專政」的「政府」的收入，人民收入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都要放在第二步。

在民權方面，中共所能做的，尤其有很大的限制。馬列主義與專政極權是要堅持的，所以中共大吹大擂地搞「四個現代化」，對政治的現代化總是絕口不提。

現在大陸已有許多年輕人要求民主，要求法治，要求「第五個現代化」，從較早的魏京生，到目前在海外辦「中國之春」的一批人，都是明顯的例子。這樣的要求將會持續擴大下去，中共將會愈感招架無力。內部的政治擺不平，中共憑甚麼妄想民族統一？

使臺灣成一盞政治明燈

我們在臺灣，要實行三民主義，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理想原則都十分正確。

六、七年以前，我們談現代化和民族主義，著眼點也在好好實行民生、民權，庶幾得到具體的成績，內以安定臺灣，外以號召大陸，最後水到渠成的完成民族統一。

我們深切相信，中國的統一不能單憑空洞的民族主義。惟民權的充實、民生的繁榮，才能提高民族的自信，才能增進民族的和諧，然後民族自然合而為一，才能成為真正強大的國家。

我們國內應有的作為，便是在民權和民生既有的基礎之上，再作加倍的努力，以爭取本地同胞的團結，以爭取香港和海外同胞的共鳴，以爭取大陸同胞的歸心。

中共急於接收香港藉此緩和內部怨氣

文．徐恩奎(中央日報)

——我應妥善處理並掌握復國契機

「在現階段看來，香港問題似乎是香港同胞的噩夢，也是我們的難題。但長遠觀之，香港問題卻可能是中華民國反攻大陸政策實現的契機，我們對此問題應妥善處理。」

在談及香港問題時，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邵玉銘，作了上述表示。

邵玉銘指出，歷年中共從香港方面吸收了佔其總數36%以上的外匯，從純經濟的觀點來看，中共大可採取處理澳門的模式（繼續讓澳門由葡萄牙管理），但中共不由此途，積極準備在1997年接收香港；「由此可見，中共在處理香港問題上，政治考慮的因素重於經濟。」

中共接收香港能獲取什麼樣的政治利益？邵主任表示：「其目的在向中華民國進行統戰，企圖藉處理收回香港的模式，進一步孤立中華民國，甚至使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發展的最後一線希望——中華民國，完全置於其掌握之中。」

邵玉銘指出，鄧小平上臺後，礙於現實，不得不實施對外開放政策；「鄧小平對外開放，原是希望藉此緩和內部對中共政權的怨氣。但對外開放，卻使大陸發展出『慾望上升的革命』的潛在可能性。尤其當大陸同胞瞭解我們經濟繁榮、民生安定後，其與大陸貧富的對比，更使大陸同胞厭棄中共政權。這便使得中共更急於想摧毀中華民國，以去除其背上的芒刺。美國眾議院議長歐尼爾訪問過大陸後，疑惑道：『中共今天何以撇下那麼多必須解決的急務不辦，卻老談對臺問題？』就是這種心態的表現。」

但是，中共染指香港，有十足的潛在危機。邵玉銘指出，香港是一個高度發展的工商社會，它的繁榮進步，除了香港居民的努力，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制度，是其繼續發展的更重要的基礎。但以中共過去卅多年的表現，及共產主義潛在的排他性、侵略性觀之，鄧小平所謂的「香港可以繼續現行制度50年」保證，乃至所謂的「一國兩制」，將被證明完全是謊言。

「一旦中共在處理香港問題上露出敗相或猙獰面目，則其統戰伎倆將被完全拆穿，甚至引發其內部更大危機。」邵教授預測。

邵玉銘又表示，沒有香港問題，國際上或許還體會不到，中華民國與中共之間，為生活方式、為國家發展模式的對抗是那麼尖銳，「有了香港問題，海峽兩岸的對比再度被世人所矚目。」

因此他認為，我們務必盡全力來妥善處理這項無可避免的挑戰，「要讓全球僑胞體認到：當中國人有難時，真正能幫中國人解決問題的，是中華民國；要讓大陸同胞認識到：中華民國光復大陸的政策，是有積極作為的。這樣，當順天應人的革命契機來臨時，才能獲得裏應外合的助力。」

一位外國教授談香港問題

文．高榮禧譯(本刊編輯刪節。）

今年六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在臺北主辦第十三屆中美大陸問題研討會。會中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教授Chalmers Johnson提出論文TheMouse-Trapping of Hong Kong: a Game in Which Nobody Wins. 文中詳細分析了1997香港問題的來龍去脈和中共的手段及目的。

英國政府許久以來，一直承認香港的特殊情況。1983年6月22日，女王在國會開場白（文稿為柴契爾政府所擬）中，清楚區分底下三者：對福克蘭群島，英國負有「義務」；對直布羅陀，英國有過「承諾」；而對香港，英國有「計畫」。

工黨老早想擺脫香港，因為他們認為香港是英國工業的競爭者。而柴契爾政府，也沒有面臨任何國內政治或輿論的壓力，需對香港達成具特殊成果的談判。

香港不應被視為英國的殖民地，是因實際上英國並未在此殖民，該領土98%的人口是中國人。我們可從1951年起英國陸續制訂的國籍法規中看出，英國否定香港人成為英國公民的權利，香港人也沒有權利到英國本土定居。

香港並不是英國所建設的，而是自大陸逃亡及移出的中國人所建設的。

香港作為英國通商口岸，已有140年歷史，但直到1949年方顯示出它的重要——當時共黨奪取了大陸。而自1951年起，由於中共參加韓戰，聯合國通過禁止與中共通商的條款，香港於是開始它的三項主要任務：第一、成為逃避共黨的大量中國人的避難所。第二、中國大陸賺取外匯的主要出口市場——這些產品無法在他處以如此的數量販售（例如中國食物、藥材及水）。第三、整個太平洋地區和世界的金融及製造中心。

1983年6月25日，鄧小平接見參加「人民代表大會」的香港及澳門代表時（在柴契爾夫人訪問後），被詢及為何不維持香港現狀，他答道：「假使我同意延長租期，我將成為李鴻章第二。」

1983年8月15日，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對日本新聞記者說：「我們認為所謂的香港三條約是不平等條約，但它們的存在是件事實，而且上面清楚載明1997年6月30日到期。我們不希望提前或延後這個日期，我們將在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我們的態度是尊重歷史。」

然而，中共是根據自己的好惡來決定尊重那些歷史。譬如，對1950年後的香港發展過程，它毫無興趣；而其本身的經濟試驗和社會控制欠缺考慮，造成更多人移居香港的可悲紀錄，它也毫無興趣。反倒是對於臺灣，中共又尊重起歷史來，始終強調臺灣與大陸在文化上的一致，而忽略島上近卅年的傑出成就。

鄧小平為何害怕自己成為李鴻章第二呢？可能有下列三種理由：

（一）柴契爾夫人對他提出了條約問題，沒有任何政治「領袖」能讓此事不了了之。

（二）儘管鄧小平及其他經濟改革者強烈希望不要去干擾香港的現狀，但他們在國內政治鬥爭中，容易被冠上「在愛國主義上軟弱」的罪名而遭傷害。

（三）所謂「民族主義」，是中共刻意用來混淆香港輿論的工具，同時為了軟化臺灣，因為臺灣是香港競爭中的最後對手。

鄧小平很清楚，自1969年至1982年間，大部份大陸的高級官員，都希望保持香港與澳門的例外狀態，方能滿足中共的某些目的，並從中謀取利益。

在1974年葡萄牙政變時，中共政府拒絕了葡萄牙政府將澳門歸還的建議。而在次年跟葡萄牙籤訂了一項協議，建立中共對澳門的主權，而治權卻仍給葡萄牙。

中共之所以容忍在它南方邊境上有被分割的領土，主要理由是經濟方面的。大體上說，中共是利用對香港貿易的收益，來彌補與其他國家貿易的赤字。

香港對中共經濟現代化的價值，在今日比過去更為重要。那麼為何領導現今中共經濟現代化的鄧小平，寧可冒險減少自香港的收入，而擔心讓人指責為李鴻章第二呢？——以前並沒有人這樣去指責毛澤東或周恩來！

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中共並未把經濟發展看得那麼重要，在中共統治下的大陸，仍是政治掛帥！

其次，中共對香港有不少誤解，那就是它不時提及大陸對香港繁榮的「幫助」。以下是大陸報紙的一段報導：

「去年（1983）5月中旬，北平到廣州的鐵路被洪水沖斷，好些站的運輸也暫停。儘管如此，感謝內地各省的努力，對香港的供需仍綿延不斷地繼續。舉例來說，湖南和江西省改由公路匆忙運來豬肉，山東及遼寧省由海路運來了尚未屠宰的牛羊，而廣東、福建及廣西自治區，也以船運來了其他的新鮮食物。北平到廣州的鐵路雖中斷兩星期之久，對香港必需品的供應卻絲毫不受影響。很明顯的，如果沒有中國大陸經年以穩定的價格、毫不中斷地供應日常必需品，香港的通貨膨脹勢必更嚴重。」

同樣的論調，新華社最近也以大篇幅論述：「中共為協助香港繁榮穩定，作了相當的犧牲。」主要例證是：中國大陸對香港的投資，以及「對香港衛生紙的供應」！

可能鄧小平與他的同黨並不瞭解香港的經濟情況，高估了他們能治理它的能力；復又接受了他們爪牙所做關於香港的不實報導。更有甚者，這些理由都不足以涵蓋，因為中共30年來不插手香港事務，香港方能建設發展得如此繁榮的事實。

因此，究竟為何使這「李鴻章第二」的憂慮發生？根據某些證據顯示，鄧小平在1982年裡，對香港並無固定政策，同時對柴契爾政府開場的香港談判，當時亦無甚反應。

由於英國政府不欲將香港歸還中共，便著手於1982年進行對香港未來的談判，因為這個時機看來頗好：在倫敦柴契爾的保守黨政府，剛打贏了福克蘭戰役，鄧小平的權勢也如日中天，而中共此刻正發起重要的經濟改革運動，並向民主開放。這些條件對英國而言，似乎正宜提出香港租約到期後繼續永久統治的談判。

然而一廂情願、缺乏良好準備及能力不足，使這事出了差錯。

柴契爾夫人於1982年9月訪問北平，她斬釘截鐵支持19世紀條約的合法性，甚至走過頭去形容那段中英關係是：「19及20世紀時，中英文化與科學有友好及緊密的接觸……」，柴契爾夫人於是激起一項「毫無目標、早熟、而潛在有害的爭論」。

鐵娘子企圖說服鄧小平，卻使自己失了足。鄧別無選擇，只能與她的觀點起衝突。新華社當她一離開北平，馬上就提出反擊言論：「我們必須指出，關於香港地區，19世紀所簽的條約，皆是英方帝國主義船堅砲利政策下侵略中國的產物。這些條約中國人民被迫接受，是英方烙印其帝國主義劫掠中國領土的鐵證。中國人民始終認為這些條約不合法且無效。今天，無論任何人試圖重提這些非法條約，徒將喚醒英國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的記憶。」

因此，柴契爾夫人無意間業已使關於香港的談判，陷於可能最差的基點上。她使得香港成為激發中國人愛國心的踏板。鄧小平自然也被激怒，無法忘懷這項侮辱。

縱然如此，鄧小平當時心中尚有其他重大事務縈繞。他最關切的，是如何以年輕人取代老舊幹部，及除去毛澤東派的最後痕跡。他的對手也一直伺機挑他毛病，譬如與美國談判的武器軍售臺灣，及與日本爭議的竄改教科書等問題。

然而，柴契爾夫人一來就談這不平等條約的有效性，就算鄧小平同意這些條約全然有效，依照條約第三項的內容，在1997年香港至少也要失去它89%的領土（歸還中共）。這點本來尚無人提及，但既然柴契爾夫人提出了，鄧小平只有先下手為強，免得柴契爾夫人佔著先機與他對抗。

依此觀點，真正的問題不在領土的收復，而在中共黨派間的權術運用。因為派系間爭相聲稱的「純潔愛國情操」，對鄧以及他的反對者言，都是重要武器。

自柴契爾訪問北平後，中共便發動了組織周密完善的「統一戰線」的策略，企圖達成多方面的目標：一方面想攫獲香港，一方面想促使英方合作，避免香港問題國際化。最重要的，是使當地居民溫馴，並離間他們，使其力量分裂。

這意味著中共對香港的策略，只是共黨政權企圖與民族主義結合，並逐步使臺灣納入其控制之下。

香港的事實，正意味著：中共政權只要能朝主要目標邁進，便不惜冒經濟倒退的危險。既然他們意識到香港的發展，正可提供來年解決臺灣問題的參考，因此興趣愈來愈濃，轉而改變初衷全力以赴了。

中共政權對外政策的真正目標，是偽裝在人們出於自動自發、且有群眾支持的外觀之下的。

統戰的關鍵內容如下：

一、在目標區域製造並使用戰線機關與人員。

二、製造模糊而乍聽可信的糖衣口號，並使用它們以避免顯露中共真正的政策。

三、動員中共的宣傳工具，攻擊其現行談判對手，使對方孤立。

四、利用事先同意的規定，例如秘密談判，使談判對手陷入守勢。

五、獅子大開口——意即公開「不具談判可能的要求」，作成單方片面的聲明，操縱國外的報紙，控制會議程序，牽扯最高而有新聞價值的政治人物。

六、側邊交易——私下協定，略施小惠，例如，對方合作的話，將答謝以擴增與中共的貿易；若談判成功，給予某些注重私人利益者好處；對第三黨派勢力則應允某些條件，促其不與對手結成聯盟；在國外政治領袖訪問中共時，承諾對其總統大選活動予以協助。

以上內容之任何一項，均已用於中共對香港的統戰上。中共「人對人」的外交策略，以及故意將協定內容經新聞媒體洩漏的手段，僅其中一、二。

香港問題的談判，中共最基本的立場，早在1982年10月就已為人知曉。其要旨如下：（一）恢復對香港的主權及行政權，缺一不可（亦即非澳門模式）。（二）依1982年中共偽憲法第31條規定，香港在1997年後將成為「特別行政區」。（三）「港人治港」，但缺乏實際施行的細節。（四）同意香港在「一段長時間內」，其社會經濟的結構不作改變。

中共花很大的心思，慢慢一步步把它的立場介紹出來，以便讓人接受。並讓人覺得，這是出於對英方極端立場的合理反應。

英國一直以為可藉談判將租期延長，但漸漸發現是行不通的，因此放棄企圖保持香港現狀的主張，轉而尋求澳門模式——亦即主權歸中共，而治權歸英國。然而英方所採的這派主張，又導致了中共統一戰線的高潮。

這個階段的頂點，是「黑色的星期五」及「黑色的星期六」（1983年的9月22及23日），當天港幣跌到9.55元換一塊美金的低價。北平譴責英方玩弄「經濟牌」，並強烈否認港幣遽跌是香港人對中共毫無信心的表示。然而後來傳出，當經濟恐慌之際，當地的美元最大購買者，卻是中共在當地的代表：中國銀行！

在此階段中期，中共宣稱，若到1984年9月尚無法與英方達成協議，中共便將片面宣佈其對香港的計畫。

英方終於認輸了。中共的宣傳活動立刻停止，並熱心於回到談判桌上。

談判又再開鑼，英方只能試圖訂下香港人民自治的細節，亦不過是找片葉子來對香港問題遮醜罷了。

1984年10月20日在香港，英國外交大臣侯艾便宣佈了眾所周知的一件事：「協議的條件尚須斟酌，但我應當告訴你們，想要達成在1997年後英國仍繼續治理香港的協議，是不實際的。」這項聲明令人憶起，1973年華府與河內所達成的決定越南命運的協議。

有一事值得一提，香港最大的兩個投資國：美國與日本，在整個談判過程中一直保持沉默。某些證據顯示，中共曾私下向他們保證，英國撤手後，他們仍可自香港獲益。

柴契爾夫人曾公開提到，任何中英間有關香港的協議，必須要為三方面所接受：中共、英國國會、香港人民。她與英方發言人都引用了「三腳凳」的比喻——假使三腳凳任何一腳不穩，凳子便會垮下來。而事實證明，香港人民並無表明意願的權利，且中共一直無所不用其極地離間香港人的意見。

儘管柴契爾夫人允諾要與香港人民協商，但實際上根本不可能。伊凡．魯阿德在1962年曾寫道：

「儘管少數中國人被任命為上下兩院的非正式成員，但居住在香港的中國人，既不能、也不關心治理香港人民的方式。」

「香港島上的憲政，迄今維持著它在1843年被引進殖民機構時的景況。」

「三腳凳」在1983年夏天叫得最響，尤其在第二回合的每月定期談判中，英國使香港總督——前英國駐北平「大使」尤德，加入談判的行列。在7月7日的記者招待會，尤德曾回答他是代表何人的問題：「我是香港的總督，……我代表香港人民！」

中共「外交部長」隔天回覆了這個問題：「尤德先生將以英國政府代表身份參與會談，他代表英國政府！」

中共同時還採取行動，拒絕了香港政府新聞處處長曹廣榮申請去北平的簽證，他準備和尤德同行。因他先前激怒過中共：他曾告訴英國報紙說，如果香港將來為中共統治，他一定會遷離香港。

對於這些事件，英國方面並未提出抗議。尤德加入了英政府官方談判的隊伍，曹仍留在香港。

香港人民沒有任何代表前往參加會談。

中共認為它本身就是香港人民的代表，因為中共是香港人民的「同胞」。事實如何呢？香港人是如何看待此事呢？

至少有五種合乎科學的民意測驗在1982年5月到1983年4月間進行。

最早的民意測驗顯示：70%的香港人喜歡「保持現狀」，以解決香港問題。

較晚的在1983年4月所作的民意測驗顯示，95%的香港人不願香港有任何改變。只有42%的香港人覺得可以接受香港成為中國大陸的「特別行政區。」

而當問卷改為「歸還香港給中共」時，支持者跌到26%。

最能揭示測驗內容的是：超過22%的香港人（1982年6月的民意測驗）——多數是15歲到34歲之間，將會「想盡各種辦法離開香港」。也就是將有71萬人會設法離開香港。

如此激烈的反應，也難怪中共對民意測驗、議會辯論、正式或非正式的公民投票，都稱之為「輿論牌」，而不予理會。

更重要的，中共非常成功地反擊與混淆了大眾的意見。它伎倆的精華處，是先將自己與「中國」合一，完全避免提及「共產黨」；而將反對者描述為叛逆，並引發極複雜的情緒反應，使人無法平和理性地論辯。

「香港人能自行管理香港嗎？」這問題本是能合理討論的，中共卻將之轉為：「中國人難道不能比英國人將香港治理得更好嗎？」這樣一來，討論的範圍便被侷限了。

如果問：「你願意在1997年後讓中共治理嗎？」大家便能合理討論；但變作：「中國對香港沒有主權嗎？」話題就打不開了。

中共由於巧妙地利用這「政治武器」，便能有效防止香港人民企圖影響未來命運的團結與努力。

到底是留在香港或是離去？及早移走財產或準備逃生的途徑？……每家每戶都私下盤算著，而卻未凝聚作為政治抗議的一部份。

大多數香港人民已為1997及早作準備。據可靠的估計，單以1983年上半年而言，資金外流高達7億7千萬港幣。還有無數的富商巨賈，已悄悄將事業移走。

而中共亦已派遣數以百計的核心幹部進入香港，從他們穿的服裝式樣一眼就看得出來。某些香港居民似已逆來順受地，準備讓他們接管。連買房子都不再買大廈了，許多人開始對四、五層的公寓感興趣，原因是：「唉，中共管什麼都管不好的，電梯一定也會頻頻故障。既然知道將來一定得爬樓梯上下，還是買矮一點的屋子吧。」

讓我在此為本文下兩個結論：

其一，「民族主義」是中共今日政治的首要原則——並非經濟改革或開放民主。

其二，1984年1月，中共「總理」趙紫陽在渥太華演說道：「我們對香港將採取的政策，也都可以拿來對臺灣應用，或適用於更多地方。……」臺灣豈不已受到警告？！

香港問題之所以危險，是因中共要以香港為據點，大幅進行其統戰活動，自由中國臺灣必須準備應戰。

其間最重要的，是人民的自發自決，此事重於一切。香港人民由於對政治欠缺自覺與警醒，以至於對自己的未來竟無法參與意見，而任人擺佈，一切成為被動。這個教訓，值得所有愛好民主、自由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