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國奧斯卡獎、法國坎城、義大利威尼斯，到國內的金馬獎，每年全球的電影盛會，就是影迷拿著相機、近距離欣賞穿著時尚華麗禮服的明星在紅地毯前搔首弄姿的最佳時刻，但如何邀請這些閃亮明星出席，很令主辦單位頭痛。

電影嘉年華晚會是明星藝人花枝招展的時刻，2010年金馬獎的女主持人小S身穿一席華麗復古晚禮服，男主持人蔡康永則頭頂鳥籠、羽毛裝飾的古怪造型出場，象徵電影人的想像力自由飛翔。

2010年金馬獎執委會主席、導演侯孝賢，在與奧斯卡執行長戴維斯的座談會上透露自己的辦獎甘苦談，除了很多大明星不見得排得出空檔外，如果獲邀明星與導演沒有作品入圍，都會因心情受影響而拒絕出席；相較之下，他很羨慕好萊塢電影人的凝聚力與團結合作，願意共襄盛舉。

孰不知，戴維斯每年也為同樣問題困擾。他說，他們原以為全球觀眾期待收看奧斯卡晚會，是因為緊扣人心的競賽過程，但說來尷尬，其實，觀眾都是為了「看明星」。每一年奧斯卡晚會的製作人都很苦惱，因為如果受邀的明星沒有入圍，卻只要他們來擔任頒獎人或純粹觀禮，很多人都會興趣缺缺，主辦單位也只能以「情義相挺」盡力說服。

奧斯卡確實有必要擔心「星光暗淡」的問題，因為相較於金馬獎或歐洲各大影展都有作品競賽，還有影片觀摩、國際版權買賣交流等活動，唯獨奧斯卡不是影展，當影藝學院公布奧斯卡獎入圍名單後，就沒有其他活動。對擁有200名工作人員的影藝學院來說，一整年的準備就是為了當晚的電影嘉年華，因為影藝學院的全年預算，2009年就高達92%來自電視實況轉播金，因此2007年當美國編劇協會因勞資爭議走上街頭罷工，讓影藝學院擔心不已，幸好在典禮舉行的前兩天，雙方恢復理性，結束罷工，雖然電視收視率稍有下滑，但仍能順利舉行。

「我們是電影界，卻受制於電視，過去十幾年，美國觀眾已逐漸失去對現場轉播頒獎晚會的興趣。」戴維斯說，雖然電視權利金是早已簽定的固定金額，收視率高低對影藝學院的運作沒有太大影響，但負責轉播的ABC電視網會招攬廣告，如果收視率高、廣告收入好，影藝學院還能分得部分收益。

估計，會在全球二百多個國家轉播的奧斯卡晚會，觀眾數字達數億人之譜，但從2003年後，在美國本土的收視率就如王小二過年，2008年甚至跌至有史最低的3,200萬人，2009年因大製作科幻電影《阿凡達》在全球狂賣，收視率回升到13%、4,200萬人收看，讓影藝學院欣喜不已。

戴維斯分析收視率起伏的原因說，其一因電視頻道太多、瓜分觀眾。不過，即使收視率逐漸下滑，但奧斯卡晚會仍榮膺美國境內「非運動項目」的第一名，只有美式足球轉播賽的收視率超過奧斯卡，因此電視台仍願意支付高額轉播金。

其二是，在奧斯卡晚會舉行的前3個月，就有金球獎、英國電影獎、編劇協會獎等頒獎典禮，而這些電影獎幾乎都是榮耀類似的影片，雖然奧斯卡仍為重量級，但觀眾已經看膩了。所以影藝學院也在思考，可能把以往定期在3月舉行的奧斯卡提前一、兩個月，雖然其他獎項仍會搶在奧斯卡前舉行，「但至少所有獎項都『擠』在同一個月內，奧斯卡還能保持一定的新聞新鮮度。」

在與金馬獎主席侯孝賢的座談會上，不少與會觀眾都對奧斯卡的評審制度很好奇，究竟奧斯卡是如何選出入圍與得獎的作品？

熱情洋溢的戴維斯，表情豐富，他盛讚李安導演的傑出成就，希望台灣導演能拍出更多叫好又叫座的作品。

基本上，影藝學院採行會員制，由導演、演員、攝影、美術指導等十多個專業領域工作者組成小組，各自先選出代表自己領域的5部入圍影片，至於得獎名單則由全數5,500名會員共同投票選出，會員投下票後，再交由會計師事務所透過一套數學公式精算結果。因此絕不會出現其他影展常發生的「把十多位評審『鎖』在會議室裡，相互爭執或者『交換條件』，你投我支持的最佳電影一票，我投你支持的最佳男主角一票」的現象。

「奧斯卡最值得我們學習的就是專業評審制度，」也是2010年台北電影節主席的侯孝賢舉例說，2010年台北電影節評審把最佳男主角獎頒給《第四張畫》裡11歲的畢曉海，就「很不公平」。因為小孩是他的本質，他從來沒演過戲，並不是在表演，最佳男主角還是應該頒給專業演員；2004年法國坎城影展也曾把最佳男主角頒給14歲的日本少年柳樂優彌，結果造成柳樂優彌很大的壓力。

金馬獎秘書長聞天祥說，奧斯卡會員由各專業工會的資深會員推薦組成，很具代表性，台灣因工會組織不建全難以進行實驗；香港電影金像獎也想學習奧斯卡，湊出一個百人評審團，但與奧斯卡的「5,500名評審」仍很遙遠，奧斯卡的廣度與專業很值得我們參考。

問題是，影藝學院如何確定端坐家中的奧斯卡會員們，一定會克盡評審職責，認真看完這些電影？

「這是一種榮譽制度，」戴維斯說，他不能保證所有會員都會遵守這種「自由心證」，只希望會員自律，不能沒看過作品就亂投票。

至於2000年台灣曾以《臥虎藏龍》得到的「最佳外語片」的評選方式，則是由分布在33個國家的選片委員們獨立負責。對於「一個國家只能有一部作品入圍」的規則，常引發各國抱怨，因為估計印度寶萊塢一年生產1,000部電影，中、日、法各約有400部電影，但不管各國電影生產量的多寡，就只能選出一部作品參加競賽。

針對這點，戴維斯說，他曾反問舉辦過世界杯足球賽的法國，巴西從都會到鄉村，何只上千支足球隊，但參加世界杯，也只能選出一隊代表，從此他們就「閉嘴」了。

無庸置疑，奧斯卡是全球電影工作者最嚮往的桂冠。謙稱沒有資格評論華語電影的戴維斯說，台灣電影工業規模不大，卻有不少優秀的創作者，例如李安已是世界級導演，早年就以《喜宴》、《飲食男女》連續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又能拍出與中華文化氛圍截然不同的英國文學片《理性與感性》；《臥虎藏龍》更讓全球掀起一陣武俠功夫片熱，奧斯卡評審對片中唯美的吊鋼絲技巧印象深刻，李安的成就非凡。他也很期待楊德昌導演的作品，可惜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對於台灣電影如何更具國際競爭力，戴維斯說，電影工業常有高低起伏，近來台灣電影好像又走在高峰上，令人高興。

但他認為，台灣創作者應該思考如何讓電影主題更具「世界普遍性」，以2003年代表台灣參加奧斯卡提名的電影《不散》為例，一開始鏡頭就定格在一個沒有觀眾的戲院座椅上，長達2分鐘，戲院螢幕上則放映另一部武俠片，兩相對映。由於英文片名為《再見，龍門客棧》，很多評審會誤以為這是一部與《臥虎藏龍》類似的武俠功夫片，其實完全不同。而觀賞這種具有「戲中戲」結構的電影作品，需要對台灣影史稍有一些基礎才能理解其中的複雜度，蔡明亮導演的電影風格很特別，但卻很難理解，是一部不太容易與大眾親近的作品。

或者像《海角七號》，涉及台灣與日本的歷史糾結，「主題非常本土」，可能在國內影展上成功，但在國際市場上卻難引起共鳴。

戴維斯說，台灣導演很能掌握電影語言，能拍出很美的作品，但可惜沒有選擇傳統「說故事」的商業路線。

擔任影藝學院執行長超過20年的戴維斯，主導奧斯卡方向三分之一歲月，預計2011年退休的他，視任內成立的美國影史資料庫與圖書館為最大成就。在2010金馬獎發燒之際，滿頭白髮的他，熱情分享奧斯卡的實務操作經驗，也為「金馬獎如何更具權威性」提供了思考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