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8點，許多人正在趕往上班的途中，板橋派出所紀澤民巡佐已經在管區裡巡視了好一會兒。他來到一座歷史悠久的傳統市場，這裡人車混雜，經常發生扒手行竊或攤販搶佔道路的狀況。才走到路口，紀澤民聽到遠處的叫罵聲，旁邊還有人群圍睹，他趕過去探問，原來是小販為了搶占設攤地盤而發生爭執，且雙方越罵越火爆，現場氣氛相當緊張。

紀澤民先請出市場管理委員公評，因為市場攤位的承租都有明確規劃，而小販們偏偏習慣趁別人未到位時侵佔他位。紀澤民勸誡他們：「和氣生財，別把人客嚇走了。」兩位小販在他的調解下結束對峙，市場又恢復平靜熱鬧。

這件看似芝麻點的市井小事，雖然微不足道，但若不及時處理，卻可能當場血濺人亡，已是資深員警的紀澤民絲毫不敢大意。

「幫我把車開回來」

爬上階梯，步入板橋分局的大門，兩位志工媽媽靠坐在壁上，協助警局抄錄收發的書信文件，並傾聽許多來警局投訴與被投訴者的牢騷；因為員警工作繁重，得把全副精神放在治安維護上，實在無法分出心力來開導不滿民眾的情緒。

想像中，員警的工作是機動性的，他們平時留守警局待命，直到接獲報案才出動執法；其實不然，在真實的員警工作裡，每天24小時都有不一樣的勤務等著：指揮疏導交通、出外巡邏、深夜值班，或是前往勤區查察，以便掌握當地居民動態等，這些都是一個月前就擬好的排班規劃。

基本上，管區員警的工作不同於刑事警察專門針對罪犯進行調查和緝捕，他們的工作是向上級反映治安情報，與當地居民的生活作息緊緊環扣著。

基層員警的工作永遠作不完，他們一天至少得工作12小時，除了執勤外，還經常接獲民眾大大小小的報案；從協尋走失的小狗、處理「路霸」、排解被攤販訛騙或鄰居亂倒垃圾的糾紛，或是深夜進行攔檢酒測等，五花八門。

其他像是取締攤販或亂丟廢棄物等違規事件，並非員警的權責，而是分屬縣市公所及環保局，但接報員警還是得到場關心，有次紀澤民還接獲民眾電話，要求把他因違規停放而被拖吊的車子開回來，令紀澤民啼笑皆非。

但紀澤民最感辛苦的，莫過於支援別的單位執行臨時勤務，像是選舉期間的治安維護、查緝賄選、在投開票所站崗，或是支援刑警隊追緝重大刑犯。當年造成治安大震撼的陳進興，就曾是他們協助追緝的對象。

員警值勤危機四伏，需要紮實的功夫與臨場反應。各警局每半年舉辦一次綜合逮捕術及機動組合等訓練，為警員的安全加分。

暗夜大搜緝

紀澤民回憶，1997年4月白曉燕血案發生後，全國瀰漫一股不安氣氛，當時他正服務於土城分局，之後他們接獲總部的情報：陳進興與其黨羽可能藏匿在觀音山區裡，於是動員土城分局200位員警，分成3班人各8小時，輪流穿上重達2公斤且密不透氣的防彈衣，在溽暑中汗如雨下地進行地毯式的搜山行動。晚間的行動尤其累人，得在漆黑一片的山區裡漫無目的的走查，除了防蛇出沒，還得與瞌睡蟲奮戰。

這項支援行動一執行就是一個半月，結果陳進興與黨羽在台北市區的賓館裡被逮獲；當時土城分局的員警正頂著炙熱的太陽在山區裡搜山，被擄獲的歹徒們卻在冷氣房裡享受按摩呢。

執勤多年，紀澤民對社會變遷感觸良多。「現代員警要靠智慧辦案，不能像以前的蠻幹方式處理公務，」紀澤民指出，就拿這裡許多年長的居民來說，他們喜歡在活動中心、歇業攤販的攤架上或公園裡聚賭，雖然純屬娛樂性，卻是違法的行為。紀民澤每次瞧見這般景象，多半柔性勸離他們，並不取締開罰單。

軍人出身的紀澤民說，員警要把民眾當成家人般服務，不能一板一眼堅持依法行政，而需依個案「軟硬兼施」，一來是避免傷害「警民一家親」的感情，另一方面也才不會被民眾檢舉濫用公權力或控訴警察施暴。尤其現在的民眾都有基本法律常識，也懂得自身的權利，現代員警的EQ必須禁得起民眾的「挑釁」。

三種戶口

相較於老年人的違法聚賭，這裡有更多大陸新娘假藉結婚而遷籍來此，不久後即失蹤，或非法打工，或涉入情色賣淫，造成更大的治安漏洞，是目前最棘手的問題。

以往管區員警查察勤區時，會依三種戶口作不定時的查察，所謂的「一種戶」，屬流氓或重大罪犯的戶口，為了監督繼續犯罪的可能，以往一個月查察兩次，現在改為每月一次；而「二種戶」，是針對旅館、賓館或汽機車修配業者，為了防堵色情或竊贓車的犯罪，每3個月查察一次；「三種戶」是一般的良民戶，每年查核家庭人數一次，但針對有大陸配偶的家庭，則需要更密集地查核。

「只要勤區裡犯罪的事件漸少，就是管區員警最感欣慰的，」紀澤民有感而發地說，台北縣警力有限，是影響士氣最大的問題。和資源豐沛的台北市相比，台北縣面積是北市的8倍，人口也多了100萬人，警力卻只有4000人，幾乎只及台北市的一半，平均一位員警得應對1500位民眾，實在負荷極重。

「有時候必須靠『細胞』（線民）提供情報，才能掌握勤區的治安動態。」紀澤民有8個「細胞」遍佈在市場或路邊商店，他們多半是從良的列管兄弟，或是熱心公益的居民，紀澤民是在勤區巡察時，因為經常光顧他們的店，或主動提供協助，套好交情後，再請他們針對附近出入的可疑份子或突發事件隨時通報。

而紀澤民就是靠他們的情報協助，找到許多躲藏在廢棄屋裡的吸毒者，或是無處可去的失業遊民，再轉而通報勒戒所或是社會局，提供這些社會邊緣人實質上的協助，也讓這個勤區的犯罪危險係數逐漸降低。

紀澤民巡佐在街頭與店家話家常、「搏感情」，以便掌握治安的蛛絲馬跡。

健康社區六星計畫

在台北縣的另一端，位於台北市仁愛路上的中山第一分局，鄰近黨政文教機構林立、警衛眾多的博愛特區，這裡較少幫派滋事或情色兇殺案，只有路邊亂停放汽機車或是掉鑰匙而遭竊之類的小問題。這裡唯一發生過的嚴重事件，就是2004年總統選舉後，引發民眾抗爭集會的事件。

在中正一分局服務7年的楊仁儀員警還記得，320總統大選當日，他從清晨5點值勤到晚上7、8點開票完畢已經很累了，沒想到又傳出群眾聚集抗爭事件，他只好拖著疲憊的身子前往維持秩序，而且抗爭事件一拖就是7天，所有的員警得在例行勤務外，利用休息時間或以排班方式前往。最後一天強制驅離時，現場氣氛緊繃，許多情緒激動、聲嘶力竭的老先生、老太太，寧願被架走、抬走也不肯自願離開，他們只好連哄帶勸，被罵被打也得忍著。這一次警民對峙的大場面，讓楊仁儀至今印象深刻。

採訪當天，正碰上楊仁儀進行勤區查察，他前往東門里社區的土地公廟，探訪當地的守望相助巡守隊。這個民間自發性的組織，源自於行政院發起的「健康社區六星計畫」，東門里里長特地招募了鄰長及熱心公益的里民共40位，每天輪流守護著社區，巡查時若發現有大樓或公寓大門敞開，還得幫忙關緊，以免遭到竊賊歹徒的入侵。

台灣地窄人稠，雖有酷炫警車，但鮮少有使用機會。不過機動性與安全配備，還是員警最需要的。

狗仔隊後遺症

在台北首善之區的社區裡，看得到里民與員警互動密切的合作模式，卻也反而有更輕視警察公權力的現象。楊仁儀說，現在民眾投訴警察辦案態度不佳、處理不力的案例越來越多，迫使每個員警都得自備錄音機側錄案件處理的實況，以備自保。

「狗仔隊文化的盛行，也讓我們與里民的接觸有了距離，」楊仁儀感嘆地說，以往員警經常與地方居民喝茶抬槓，以建立交情、獲取當地治安情報，但現在狗仔隊只要看到警民聚會聊天或是接受招待，不由分說就拍照上報，然後叩上打混摸魚或索賄等大帽子，讓員警只有記過懲戒的分，也迫使他們只能以更戒慎恐懼的態度與居民相處。

現代警察的形象，已擺脫以前令人生畏的威權感，而以貼近居民生活的新樣貌，守護每個人的安全。民眾在安居之餘，也別忘了感謝這群治安褓母吧。

在人權高漲的今天，警察也成了「老百姓至上」的服務業；即使是一張繳費單，也可能引發接單者激烈的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