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現在，我可以死了嗎？如果只剩下一個月的生命，我還會繼續現在的工作嗎？」

在高雄宏法寺舉辦的「安寧療護生存美學」課程中，面對座無虛席的學員，主講人許禮安醫師拋出以上兩個問題；現場一片靜默。

「為什麼我們會害怕談論死亡？因為沒有人知道死亡的真相，包括死亡過程、死亡經驗、死後世界等。」

生命起落，如同大自然花開葉落般，自有常態。

現任台灣安寧照顧協會和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理事的許禮安說，「我們每天活得好像自己會長命百歲，卻忘記隨時隨地都有生命危險。我們渴望一切美好的事物恆常不變，卻忽略無常隨時來臨。」

他語重心長提醒學員，生死學是要訓練我們活得「目中無人」；因為很多人的自尊其實是他尊，往往活在別人的眼光和標準之中，然而，當死亡瀕臨時，連自尊都必須拋棄。

為了推廣安寧療護、臨終關懷與生死學觀念，許禮安一年進行兩百多場演講，全台走透透；也曾受邀赴日本與馬來西亞演講。

「死亡與疾病在我成為醫師之前早已司空見慣，因為自身與至親都曾與重大疾病及死亡交過手。」笑稱自己是「弱丁」的許禮安說，他從小體弱多病，曾因得麻疹轉成肺炎，父母背著他看遍南部名醫。

準備大學聯考那年，疼愛他的外公腦中風，雖然在心中許諾聯考後要多陪陪外公，但外公等不及，「這是我首次經歷親人的死亡，也深切感悟生命是不等人的。」高雄醫學院醫學系大二那年，外婆兩度腦中風，「還沒學到如何救人，就得隨著救護車，壓著氧氣袋，緊握外婆的手，急馳回左營老家。」

長期從事安寧療護與家庭醫學工作的許禮安醫師，除了在署立屏東醫院看診外，也擔任高雄的張啟華文化藝術基金會執行長一職，透過徵選繪本故事，以及出版安寧緩和療護守則的光碟片，推動生命教育。

1993年退伍後，許禮安到花蓮慈濟醫院擔任家庭醫學科醫師，在急診室及內科病房看遍死亡，開始體會當醫師的無力感。

「醫師的職責是要治病救命的，可是對回天乏術的病人，既無法治病更不能救命，又徒增病人的痛苦，目的與意義何在？」當時美國天普大學教授傅偉勳在台出版《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一書，引發國內死亡學出版風潮，他也開始研讀相關書籍。

1995年許禮安到台北榮總及台大醫院家醫科分別接受一個月的訓練，當時台大醫院正在成立緩和醫療病房；受訓完後，他回到慈濟醫院，也開始籌備安寧病房，工作包括安寧療護理念的推廣、醫護人員與志工的培訓、硬體監工與設備規劃等。

1996年7月，慈濟醫院「心蓮病房」啟用，且結合安寧居家療護，提供癌症末期病人及家屬全人、全家、全程、全隊的「四全」照顧。

心蓮病房啟用那年，他才31歲。兩年後，一位與他同年的癌末病人阿兵，讓他驚覺「死亡似乎撲面而來」。

阿兵在33歲生日當天住進來，雖然醫護人員事先都知道，他極可能會因為癌細胞侵蝕動脈而大量出血死亡，但總覺得他才33歲，身體該有些「擋頭」。

「阿兵開始大出血的時候，我看見他雙眸中有驚慌的神色，也看見醫護人員及家屬的慌張與忙亂。當我告訴他：放輕鬆，我會打針讓他不痛、讓他睡著，我從他眼中看到頓悟的靈魂，死神就在眼前的他，好像在告訴我：他願意接受命運的安排。」

雖然常以「如何做好死亡準備」為題演講，遺囑也已經寫好，覺得自己隨時可以死；然而，「陪伴阿兵走向死亡，好像自己也走向死亡，彷彿我的33歲是一場空，這次死神已經點名到我們的年齡了。」

接著，自己的親叔叔胃癌入院，他的角色瞬間從主治醫師變成家屬，兩個身分之間的角力，對他是項嚴格的考驗與衝擊。「眼看叔叔已油盡燈枯，身為醫師，我只能解決他的疼痛及其它症狀，絕無能力與死神爭勝。」

「身為醫師，我可以很坦然的和病患聊生死及未來的打算，但是嬸嬸卻希望我隱瞞病情；身為主治醫師，我沒有果斷地對叔叔作病情告知，明知必須溝通卻無能為力。」

這件事讓他體會到「病情告知」的重要性、困難度及複雜性，也促使他1999年考入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在余德慧教授的指導下，2005年完成碩士論文《病情世界的多重現象分析》，揭開病情世界的真實現象。

除了院內照護，許禮安還要做安寧居家療護，包括到病人家中探視、安慰家屬並開立死亡證明書等。因為工作，經常要橫跨陰陽兩界，他說，自己是極少數把病人醫死，但家屬仍然感念在心而不是懷恨在心的醫師。

當一位雙眼全盲、罹患腸癌的阿公對他說：「你對阿公這麼照顧，我死後做神會保佑你。」他的嘴角揚起一抹微笑：「我想，或許我做對了。」

為了推廣安寧療護，他將在心蓮病房多年來的觀察寫成文字，出版了3本書，以生動有趣又帶點黑色幽默的筆調，述說一則則生死故事。

年齡最小的病人小由，用她不到600天的生命，闡述無常的道理；堅持「活一分鐘，就有一分鐘希望」的如真，仍然每天梳妝打扮，從不穿病人服；患大腸癌的曹先生已經無法進食太多東西，曹太太還是到處尋找偏方草藥勉強他吃，曹先生只好順從的吃下去，直到吐出來為止，夫妻倆就這樣相「絆」度餘生。

身為佛教徒，許禮安認為病人都是菩薩示現，以自己的生命、疾病、痛苦與死亡來提醒眾生，他也希望藉由出書提出建言，扭轉醫療體系的冷酷與科技化。

2003年他在書中觸及敏感的醫院管理問題，例如穿病人服、醫生一定要打領帶、廚房只准煮素食等規定，他認為都應該重新檢討。

不料該書被管理階層認定為「嚴重影響本院聲譽」，2004年3月告知他不再續約，他也離開了服務11年的慈濟醫院，轉進署立花蓮醫院擔任家醫科主任，籌辦署花安寧病房的重任，直到2006年去職。

離開兩個自己一手籌備的安寧病房後，讓他萌生建立「安寧田園社區」的想法：「是不是可以有其他的選擇，進而去刺激整個醫療體系朝向人性化照護的方向做改革。」

安寧療護是一種生命態度，強調尊重病患的「自主權」與「個別差異」，但為什麼醫護人員與家屬總要等到病人臨終了才會尊重他呢？應該從身體健康時就開始推廣生死學教育，因此他的「安寧田園社區」構思，希望能結合老人安養院、末期病人安寧院，以及志工培訓場所、休閒度假民宿等服務模式，開創安寧療護服務的新里程。

陪伴數以千計的病患走完人生最後一程，許禮安說，自己得到的最大體悟就是尊重生命；也因為心中有愛，不忍見眾生受苦，所以他明知醫療體系的僵化，一時很難改變，他發願要用30年時間從事安寧療護的改革。

「我當入地獄；不惟入地獄，且常住地獄；不惟常住地獄，且莊嚴地獄。」他以地藏王菩薩為學習對象，並且會透過各種管道繼續發聲，針對醫療體系人性化提出建言和改善之道。

這就是許禮安，一個只要一息尚存，就會為提昇安寧療護品質而奮鬥的醫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