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科技已成為二十一世紀最熱門的產業,中國古代在生物技術上能踏出第一步,利用生物的遺傳與變異來改良農業、園藝、畜牧業,恐怕得感謝最早研究親代與子代之間性狀傳遞的王充。
王充在花畢生心力所寫的《論衡》中,提到許多與種有關的概念,並且把種與種不能相交列為種的特性之一,對生物「種」的認識已非常「現代」,與十八世紀西方分類學家林奈的物種概念相似。基於物種性狀相對穩定的認識,王充有力地批駁了瑞物神龍、神龜的概念,認為正常生物都是「有種」、可以歸類的。
人之死,猶火之滅
根據王充的自傳記載,他是個孤兒,出身「孤門細族」,八歲左右開始往來於書館閱書,長大後前往首都太學受業,做過短時間的官,之後返回鄉里從事研究和著作,到老年還是「貧無一畝庇身,賤無斗石之秩」,卻以身為當代三大天才之一聞名。
王充大概類似現代的時事評論者,他有四本著作,現存的只剩《論衡》,全書八十五篇,大部分篇幅是針對當時社會的流俗之見加以批駁。
漢代講究厚葬,不僅王公大人崇尚厚葬,普通百姓也大事鋪張。厚葬品刻金鏤玉,用來築棺墓的石材,重達萬斤,但厚葬卻無益於奉終,無增於孝行,王充遂提倡薄葬來與之抗衡。
由於提倡厚葬的一個前提是有鬼論,王充因此認為要破除厚葬,必須先掃除鬼神思想,著意寫了〈論死〉、〈訂鬼〉等篇章,力論人死後已無知、不為鬼、更不能害人:「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為鬼。」「夫死,骨朽筋力竭,手足不舉……何以害人!」
漢代讖緯之說大盛,也成為王充發展「批判理論」的重要背景。讖是指預言的形式,緯是附會經書,也就是假借神明來預言人間禍福吉凶。如今第三個千禧年即將來臨,世紀末的預言盛行,但大多數都是預言地球毀滅、人類末日將至。兩千年前的中國老祖宗卻要實際得多,懂得利用預言篡位、革命,例如王莽便深諳此道。西漢平帝駕崩後,平帝玄孫孺子嬰繼嗣位,同月即有地方奏報,在陝西武功縣挖浚水井時,挖出一塊上圓下方的白石,上面寫著:「告安漢公莽為皇帝」。因此太保王舜就奏請太皇太后王政君下詔,讓王莽攝行皇帝政事。
錢穆先生在《中國思想史》一書指出,漢代從董仲舒開始,把天人古今搭配比附,學風也轉入拘牽迂怪,以經典註釋來代替思想,以事象比附來代替證據。針對當時政治與思想上如此糾纏不清的情況,思想界急於要脫出此陷阱,來澄清一切氛霧,首先起來從事摧陷廓清工作的人正是王充。
時代的限制
王充力圖以「天地自然」反對讖緯之說。比如他指出:天並非有意志的要生產五穀絲麻餵養黎民,正如天也並非蓄意製造災變來譴責世人。也因此他多次提到地震等自然事件的發生是自發的,與人類的作為並無關係。
王充更反對聖人與神同類的說法:所謂神者,不學而知。所謂聖者,須學以聖……。錢穆指出,天地自然,聖與賢類,不與神等的說法,在先秦已經出現,但在漢儒過度神化孔子,彷彿千古遙遠,惟出一聖的情況下,王充的說法仍屬石破天驚。
中研院院士陳榮捷在《中國哲學文獻選編》中寫道,王充對中國思想史的主要貢獻,在於清除迷信的風氣,及增強已經初露曙色的批判及理性精神,替後來的魏晉理性主義及自然主義鋪了路。既然如此,「為何中國沒有產生現代科學?」後人預期王充的懷疑精神會帶領出中國科學的發展。
事實上,王充對自然現象提出的解說,不在純粹對自然的興趣,而是企圖為社會的治亂和歷史的變化找出一個不隨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他企圖用自然法則說明社會問題,但社會治亂卻無法避免人的因素,絕非以自然原因就可以參透。
王充堅持任何理論都必須經過確實證據的考驗,但若因此將無法實證的事物都視為無稽之談,也就充滿了反科學的意味。或許正如《中國哲學史新編》作者馮友蘭所說的:我們不能期望一個哲學家做出超過其歷史條件的貢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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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自西漢中山靖王墓裡出土的金縷玉衣,以二千四百多個玉片編綴而成。漢代講究厚葬,王充為駁斥當時惡風,提出人死如火滅的「無鬼論」,樹立了自己理性的形象。(卜華志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