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鐵娘子：台灣女性參政

今年得到奧斯卡大獎的電影《鐵娘子》，描寫40年前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的奮鬥與內心世界，讓全世界對這位英國史上叱吒風雲的女首相，掀起緬懷之情。

柴契爾夫人從小立志從政，1975年當選英國保守黨黨魁，1979年率領該黨贏得大選並出任首相，以強大的魄力與演說魅力，在由男性主導的動盪世局裡開創新路。

她在位十餘年恰好是英國經濟步入衰退的關鍵時期，她推動的市場派改革路線，也引發巨大爭議。

電影中的一幕凸顯她「鐵娘子」的作風：她自政黨大會離開，剛回到飯店，愛爾蘭共和軍預埋的炸彈就此引爆，整座大樓天搖地動，她灰頭土臉從大門走出來，對著攝影鏡頭鎮定地說：「我絕不向暴力低頭！」

歷經多少風雨，最後因人民抗稅運動及與內閣理念不合自動請辭，這位鐵娘子的鐵腕形象仍然撼動人心，也為半世紀來女性參政的風氣吹響號角。

巾幗不讓鬚眉！台灣女性已逐漸在傳統「男性」的國防領域嶄露頭角。圖為我國首位野戰部隊女主管丁良箴（左2）。

近年來，世界各國女性政治人物崛起已成趨勢。根據聯合國婦女署和「各國議會聯盟」今年3月發布的「2012年婦女政治版圖」報告，截至目前，全球在位的女性國家總統或總理有17位（2005年時為8位），女性部長的比例也從2005年的14.2%增加至現在的16.7%，其中北歐國家的女性部長比例最高（48.4%），其次是美洲（21.4%）。

值得驕傲的是，我國在兩性平權與共治的努力上，不僅與國際接軌，近年更成為亞洲標竿。

聯合國的性別權力測度（GEM）向來是國際間衡量女性政治與經濟權力的指標，其中「女性國會議員比率」更是觀察重點。

根據2009年的統計，在110個國家中，台灣的女性國會議員比率，從2003年的21.5%（第40名），快速晉升至2009年的31%（第16名）。在亞洲國家中，大幅領先新加坡（24%，第34名）、南韓（14%，第70名）及日本（12%，第77名），甚至也贏過英（20%）、美（17%）等老牌民主國家（見表1）。

不過，台灣女性在政府決策體系內的地位提昇，相對緩慢。2000年之前，女性擔任過部會首長的只有郭婉容、葉金鳳、張博雅等少數；2000年政黨輪替，陳水扁、呂秀蓮就任第十屆總統、副總統，開啟兩性共治的新局面，一舉提高女性內閣比率至25%。此後歷屆內閣女性比率約在15～25%之間。

台灣女性的參政模式有何獨特性？究竟是時代造英雌，或是英雌造時代？

回首來時路，台灣女性的參政類型，早期和第三世界國家歷程相似，隨著社會運動及政黨政治的發展，愈趨自主與多元化。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部主任李明峻指出，多數國家的婦女參政都在1950年代以後開始，已開發國家及第三世界國家的途徑又有不同。以南美洲及東南亞國家而言，雖然女性領袖輩出，但幾乎都是家族繼承或「代夫／代父出征」，在政治迫害下仍堅忍不屈，凸顯女性的勇敢與擔當。

相對而言，歐美國家的女性能夠勝出，則是立足在專業志向及政黨理念。例如，1996年拉脫維亞產生的東歐第一位女總統維凱．芙羅貝加，原是執教36年的大學教授；美國現任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則是律師出身，從紐約州第一位女性參議員一路打拚到問鼎總統大位。

台灣兼具歐美的政黨政治環境與亞洲社會重視家族人脈的傳統，「政治世家」至今仍是女性強而有力的從政資源，卻掩蓋不了她們投注的用心與堅強實力。

1989年第一屆增額立委選舉，8位國民黨新科女立委組成「金釵盟」，問政犀利，允文允武，一時轟動政壇。左起：周荃、朱鳳芝、蕭金蘭、洪冬桂、洪秀柱、葛雨琴、沈智慧、王素筠。

現任國民黨籍南投縣立委馬文君，29歲時以無黨籍身分高票當選南投縣議員，她的父親馬榮吉，以勤快剛直形象長期選任南投鎮代、鎮長及省議員，「我從沒想過從政，當年是因為父親長年積勞而驟逝，選戰距離告別式只有一個月，在地方支持者力拱下，我只好咬牙投入。」

身為長女的她，過去僅止於默默觀摩父母「一人當選、兩人服務」的勤懇，上任後她戰戰兢兢，不負選民所託，並在37歲那年當選埔里鎮長，8年任內帶領埔里脫離921大震後的陰霾，轉型為優質休閒農業鎮。2009年她以國民黨籍補選上立委並於本屆蟬連。

「父親對我的影響是，不懼權勢，堅持做對的事，但我擅長發揮女性的柔軟與韌性，不像男性習慣硬碰硬，」馬文君自評。

跟馬文君一樣年紀輕輕就踏入政壇的民進黨現任立委蕭美琴，走的則是一條從黨內公職、政府機要再到民選公職的路。

擁有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碩士、身上流淌多元文化血液的蕭美琴，小時在海外求學、成長，大學時鑽研台灣民主運動史，深受謝雪紅、呂秀蓮、陳菊等女性政治前輩的啟發，26歲時受民進黨提拔為「國際事務部」主任，此後一直以推展國際外交為使命，也是黨內兩岸議題的重要智囊。

「今日女性能有比較寬廣的政治空間，要感謝前輩的開路、奠基，女性也要更努力，才能在競爭的環境中被看到與留下來，」蕭美琴說。

緬甸民主運動領袖翁山蘇姬（右）的行誼感召無數女性參政者。日前民進黨幾位女將在立委蕭美琴率隊下，親向其表達祝福與敬意。

台灣女性參政展現的高成就，也與學者及婦運工作者攜手改造體制的漫長努力密不可分。

台大社會學系副教授范雲指出，婦女運動致力於打破兩性不平等的結構因素，在政治上，除了監督政黨候選人兌現兩性共治的諾言，並成功推動了有利於女性參政的選舉制度改革。

范雲解釋，針對性別的配額設計是許多先進國家都有的「積極矯正」措施，可應用在公職選舉及政府行政體系內，目的是提高女性參政機會，達到實質的平權。而國際通用的「性別比例原則」──意指任何一個性別所占的比例都不能低於一定比例，可免除「婦女保障名額」將女性視為受保護的弱者之刻板印象。

自1990年代起，婦女團體積極倡議「調高」憲法原規範的10%「婦女保障名額」至1/4，並以1/3為目標，如今已取得不錯成果。

以立法委員選舉為例，繼2005年國會改革確立「單一選區兩票制」，2007年進一步修正《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範政黨不分區當選名單，女性不得低於1/2，大幅提升了女性在國會的人數與影響力；今年第8屆新科立委的女性比率已達33.6%的歷史新高（見表2）。

綠黨是全球第一個落實3分之1性別比例原則的政黨，圖為2010年由台灣綠黨主辦的亞太綠人大會。

立委選舉不分區代表制的設計，原本就是要讓超脫政黨或派系利益的多元聲音進入國會，而1/2性別比例的規範的確讓近兩屆的立法院出現不少膽識俱佳的女性。

會計師出身的國民黨籍立委羅淑蕾，2007年以不分區立委踏入政壇，憑著會計師實事求是、講求誠信的精神，嚴審各種民生預算，從大砍金管會「肥貓」、菸酒公司假本票案、漢翔公司假報表事件等，戰績顯赫，5度獲選「公民國會監督聯盟」的優秀立委，包括分別在財政及交通委員會中取得第1名的評價。

然而，她近日在油電雙漲議題及美牛案上的仗義執言，也讓她成為「黨內孤鳥」。「很多人認為，執政黨的民代就是要護航，這是很要不得的觀念。當初選擇進入國會，就是抱持以蒼生為念的態度。我對名利無所求，只求對得起良知。」

今年剛以台聯不分區立委上任的林世嘉，反骨精神則來自多年的社運經歷。過去十多年來，她每年都穿著「TAIWAN」字樣的背心，代表「台灣醫界聯盟」飛往日內瓦的世界衛生大會，在場邊抗議與觀察；今年5月她以立委身分終於進入會場，卻因背心字樣敏感而被請出會場，她卻不灰心，認為這是民主社會的一種立場表達，也是給國人警惕：「外交空間不能自我限縮！」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婦女新知常務董事楊婉瑩指出，政治傳統上由男性盤據，充滿父權觀念，也有許多盤根錯節的利益糾葛，唯有持續深化女性參政，父權政治的概念與內涵才有可能被鬆動。

楊婉瑩曾研究立法院各委員會召集委員行使權力的模式，發現當委員會內的女性立委達到關鍵門檻（至少25%或達30%）時，會促使召集委員採取「賦權式」而非「支配式」領導，即以溝通協調取代強硬表決、強調民主授權與分享合作，「不能寄望單一女性就能扭轉乾坤，造成改變的是委員會的整體性別生態。」

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在保守的1970年代，以過人毅力突破性別與階級的雙重藩籬，登上頂峰。圖為美國女星梅莉‧史翠普主演的傳記電影《鐵娘子》。

雖然政治在形式上已經對女性開放，女性在從政路上仍然遭遇重重阻礙。

范雲指出，社會仍缺乏對女性能力的肯定與尊重；對於男人位居高位，一般人不會先質疑他們的能力，但當女性居高位時，則會先被投以不信任的眼光，例如出現「穿裙子的不適合當三軍統帥」的偏頗言論。

其次，在政府部門任職的女性主管，也因背負著更多的照顧家庭責任，升遷拔擢的機會不如男性。

此外，台灣社會對女性政治人物始終有強烈的偷窺欲與道德偏見，讓女性更將政治視為畏途。

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楊翠指出，社會主流對性別與權力有一套雙重標準，認為男人對權力有野心是「壯志凌霄，好男兒當如是」，卻常不自覺地醜化甚至「妖魔化」女性的權力欲。

「妖魔化女性的手段在威權體制下特別明顯，」楊翠舉例，台灣早期政治革命家謝雪紅，就被蓄意塑造成嗜權、物欲及性欲強烈的「妖魅惑眾」者，又如第三世界許多反對運動的女領袖，被迫與家人離散，卻還被控以「無家庭觀念、母職失敗」。

楊婉瑩表示，關於性別歧視的言論，近年仍不時如流彈般從公眾人物嘴邊冒出，「雖令人遺憾，但輿論也能立刻予以批判制裁，顯示社會已有足夠的反省能力，但也表示台灣的性別平等運動仍要不時對抗傳統父權的反撲。」

 

然而，對女性政治人物而言，根本而難以撼動的障礙，仍在於「私領域」不平等的難言苦衷。

「常言說，成功的男人背後，總有一個賢內助。但是對女性參政者而言，則剛好相反。成功的女參政者，不奢求賢內助，只求不要有賢內『阻』，」范雲說。

就有人開玩笑說，當年前總統陳水扁主政時期的女政務官，個個「不是單身，就是喪偶」，雖然有失莊重，倒也說明了女性經常是男性參政者的幕後支柱，但大多數的男人卻不肯配合另一半負起同樣的責任，所以從事政治的女性幾乎很難事業、家庭兼得。

立委馬文君自承，她若在台北開會，不論多晚都要搭車回南投，為的是「至少讓孩子在起床時看得到媽媽」，她也感謝母親及先生分攤許多家務。有一對年幼子女的立委林世嘉，則慶幸身為不分區代表可以「省去晚上的選民服務」，也感謝自己遇到平等相待的「憨尪」，只是，有女性主義知識素養的教授先生，吵架時也會反將她：「妳不要用政治鬥爭的方式對我！」

從黨外時期就活躍於政治圈、勇於放砲的名嘴黃越綏認為，「要求女性政治人物為單身做『解釋』或『道歉』，是很落伍的思想，難道單身也會影響公共利益嗎？那就應該在公部門設置『促進婚姻』的專責機構，否則就請閉嘴！」在現代社會單身已經是「選擇題」而非「是非題」，「女性政治人物單身是選擇，讓她更義無反顧。」

「兩性平權是為了活出人的價值！」婦運先驅黃越綏以身作則，勇於做大夢。

在女性參政史上，有一個廣受思辯的議題是，當女性掌握權力核心，有可能帶來根本的結構改變嗎？

1980年代即有國外研究者認為，女性擁有不同於男性的道德價值，較重視人際互動關係、責任、對他人的關愛；而男性較注重競爭、成功，以及個人權益的保障。此種差異透過社會化過程而塑造，使得男女可能有不同的政治視野、行為與興趣焦點。

台大政治學系副教授黃長玲指出，台灣實證研究發現，鄉鎮層級的貪污的確常跟男性「喝花酒」的應酬文化綁在一起，因此，當女性比例提升時，可以推論能相對減少腐化程度﹔然而，如今女性主義者比較不傾向從「本質論」的角度看待差異，「女性若對傳統政治文化造成撼動，是因為她們促成了資源／權力更合理、透明的分配。」

范雲則認為，女性仍能反映具性別意識的公共政策，例如，出身婦運團體的吳嘉麗，曾在考試委員任內推動包括警察、外交人員等多項國家考試的性別平等改革，使得女性有機會踏入許多過去被認為不適合女性擔任的行業。又如，在行政院婦權會的努力下，男女公廁設施的比例配置、公共空間的哺乳室等女性議題都一一被發掘出來。

「站在婦運的角度，挑戰市場化的經濟思維、重塑國家願景，將是新的階段婦女運動與政治工作者可以攜手邁進的目標，」范雲說。

有人把女人與政治的關係比喻成玫瑰和槍炮的對決，也可以說，從政女性是把玫瑰當作槍砲，看似手無寸鐵，卻憑著智慧與韌性，在人類歷史上成功地披荊斬棘、攻城掠地。且期許兩性共治的未來，能讓民主與平等有更深厚的內涵，讓世界和平與均衡發展早日實現。

2000年民進黨執政，陳水扁、呂秀蓮就任正、副總統，是兩性共治的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