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幕後的故事
除了市場票房等現實因素,「創作者願意去好萊塢是因為可以獲得百分之百的資源,」黃建業說,尤其近幾年大陸港台地區的電影市場都出現惡化的訊號。大陸、香港盜版問題嚴重,台灣市場創作題材太過狹隘尋找出路幾乎是必然的。」
更現實的狀況是,只有美國電影可以在全世界一百八十幾個國家看得到,「不管李安電影拍得多好,沒有好萊塢的發行網,資金不可能回收,」黃建業說
摩根喜歡以賭牌局來做比喻,賭城有五十元、一百元、一千元等籌碼不同的牌局,「香港電影從一百元的桌子開始玩,賺錢以後自然想到一千元的桌子玩,現在則是進入貴賓室。 」
一九七二年越戰年代,大學主修中文的摩根來到亞洲,到才成立九個月的嘉禾公司暫時工作,認識了才從歐洲拍完《猛龍過江》返港的李小龍。爾後嘉禾公司決定和美國電影公司合作拍片,將李小龍推向國際電影舞台,他就擔任香港方面的談判代表,李小龍生前最後完成的作品《龍爭虎鬥》也由摩根監製。
一九八四年他離開嘉禾公司回到美國,成立自己的獨立製片公司。當香港電影人擁抱好萊塢時,摩根的製片公司就成為香港和好萊塢大片廠的聯繫管道。
不只是文化問題
雖然好萊塢吸力超強,但不論港台的電影規模、文化思想都與好萊塢相去甚遠華裔電影工作者在好萊塢仍有許多侷限。
台灣製片人徐楓出資的《霸王別姬》得到柏林影展金熊獎後,男主角張國榮國際聲名遠播,但他堅持留在香港,並且希望能在公元二千年達成他的導演夢想。
他說,中國人在好萊塢電影裡的角色總是脫離不了唐人街,女性角色更是卑微,常常是妓女。「中國演員這幾年在世界影展發光發熱,素質不比美國演員差,為什麼要貶低中國演員的地位?」最近周潤發和茱蒂佛斯特合演新片《安娜與國王》,舊題材新拍十分引人注目,但張國榮卻認為,安娜與國王這個故事當年由尤柏連納主演時叫做《國王與我》,現在片名顛倒,角色孰輕孰重很清楚。
「我同意機會並不公平,」摩根說,長久以來美國電影業由白人控制,電影主要是拍給主流白人看的,「這不只是文化、歷史問題,還是數學問題。」
他解釋,美國二億四千萬人口,亞裔佔百分之十,少數族裔也許沒有被公平對待,但同時也沒有那麼多亞裔從事表演工作,更沒有那麼多亞裔編劇為他們寫劇本。「我常告訴我的亞洲朋友,你們應該拍、演大家要看的故事,」摩根說,不要只在亞裔成長經驗的主題上打轉。
「好萊塢面貌改變的速度也許不夠快,但這種改變總是由小水滴開始,」摩根說,一九七一年李小龍到香港,是因為美國的電視公司不讓他演《功夫》,二十七年後不用李小龍的電視公司,用了洪金寶。
律動不同
華人演員在好萊塢的發展仍有待突破,導演也有需要適應的差異。
改編自十九世紀小說的《理性與感性》,是李安第一次和好萊塢片廠合作的作品,他面臨的挑戰主要來自演員。英國演員水準高,而台灣教育對發表意見的訓練又較差,在英國拍片,從大事到小事他都要把自己想法解釋清楚。「好萊塢找外國導演並不奇怪,比較奇怪的是找中國導演,」李安說,也是因為前例少,在信心上需要自我鼓勵。
此外,在工作型態上,兩地也有很大差異。正如摩根所說,香港有香港的律動,好萊塢有好萊塢的律動。
香港的作法是,成龍的電影向來排在<春節檔,檔期出來後,才去構思<劇本。於是唐季禮想出故事大綱,就去加拿大看外景,八月開拍,一月拍完,二月初就要交最後成品,後製作只有二星期時間,《簡單任務》就是這麼完成的。
「而好萊塢卻願意出錢、花時間去培育劇本,」唐季禮說劇本沒寫好不可能開始找工作人員,後製作可以「磨」半年;此外一級、二級演員很多劇本不一定要為某位演員量身打造。
打進主流後
不過,「好萊塢完整的工業系統,可能泯除個人創作力,因為主導權並不掌握在個人身上,而在於龐大的商業體系,」黃建業說。
才完成導演史提芬史匹柏電影公司「夢工廠」投資的《情書》導演陳可辛坦承,「好萊塢是個大機器,我們小螺絲釘很難改變它。」但他認為,可以用這套制度將自己個人的事業推到高峰,然後拍獨立製片公司的影片,也可以選擇很另類的故事。他舉例,今天的吳宇森、李安已經可以這麼做了。
完成票房大賣的動作片《變臉》後,吳宇森曾說,「不想再拍大片,很想拍美國獨立製片的戲。」他希望自己在主流路線站穩腳步後,能開始拍些具有個人風格的電影。
而李安則是一直刻意和好萊塢「保持距離」。即使完成《理性與感性》這部俊男美女快樂結合、符合主流品味的作品,他還是認為自己「沒有走進好萊塢主流。」除了拍片心態很不一樣外,他一直採取「在國外(如英國)拍,回紐約剪」的製作方式。
《理性與感性》之後他選擇了一個更「冷」的題材──《冰風暴》,描述美國七十年代家庭價值瓦解,主題和好萊塢隔得更遠了,「算是預算超支的藝術電影,老闆最怕的那種,」李安說。
華裔電影工作者前仆後繼往好萊塢走,成功失敗如何衡量?
像跳舞一樣優雅
一九八○年時,成龍也曾進軍好萊塢但成績不佳,重回亞洲懷抱;十年後他再次衝鋒,美國時代雜誌為他冠上「真正的動作英雄」頭銜。兩年前,香港導演徐克在美國完成兩部電影,也因為票房不盡理想,回到香港。
以票房來衡量電影人的價值,也許不盡公平,美國導演史提芬史匹柏的電影也不是部部賣錢,去年一部以販賣黑奴為主題的電影賣座就很悽慘,沒有幾個國家上映。
不以票房論英雄,那麼在年產四百多部的美國電影圈,十個指頭數得出來的華裔電影人才能掀起什麼樣的波浪?答案也許就在影片中。
由基諾李維主演的《駭客任務》是今年暑期強片,拿下美國票房連續三週冠軍,六月上旬也在國內上映,電視預告中基諾李維穿唐裝兩手慢慢上下擺動的架勢,是不是很眼熟?《駭客任務》的武術指導,正是拍過《醉拳》、設計出「黃飛鴻系列」經典招式的香港知名武術指導袁和平。
袁和平談到影片製作過程時表示,好萊塢融合「東方武術」和「西方特效」的構想很吸引他。開拍前半年,他就帶著助手到美國,從壓腿、踢腿、一字馬、紮馬等基本功開始訓練演員。導演接受電視訪問時表示:「我們真的愛死了香港電影的慢動作,看起來很優雅、很詩意。」
不再是孤兒
東西合一的景象被電影技術巧妙融合,香港電影界「一個拉一個」的策略似乎也在好萊塢奏效。
陳可辛的《情書首映會時,會場上星光閃耀,約翰屈伏塔、華倫比提、史匹柏等大明星、大導演都來參與盛會。「他們來都沒有成龍來讓我高興,對美國人來說,看到兩個中國人在一起,代表很多,這不只給美國人看,也給香港人看,」陳可辛說。
張家振和吳宇森合組的製片公司以中國的「石獅」命名,愛煮菜給香港同胞打牙祭的吳宇森,每到超級市場買龍蝦,一買就是十隻。陳可辛明亮的辦公室,偶爾聽得到英文夾雜廣東話的聲音,原來隔壁就是唐季禮的辦公室。
團結的香港電影人在好萊塢應該不是孤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