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ank you, Taiwan” (謝謝你,台灣) “We are united because of love” (因為愛,我們團結在一起).
這是史瓦濟蘭學生所自創的英文歌曲《We are now family》,結合著抒情藍調與感恩詩歌,吟唱之間在在表達出對台灣醫療團的真摯感謝。
史瓦濟蘭全國人口一百多萬,由於民眾對愛滋缺乏正確認知,加上愛滋病有潛伏期、非立即致命,性行為中未做好安全措施等因素,以致愛滋帶原率約四成,成人盛行率近26%,是世界上愛滋病肆虐最嚴重的國家。她的醫療資源嚴重不足,第一線的醫護人員在治療病人時,不僅要臨機應變處理,還要懂得保護自己,避免受到感染。
然而,自2008年4月起,台灣醫療團就開始常駐該國的後送轉運醫院──史京政府醫院。這些不畏危險的白袍醫者,對許多久受病痛折磨的史瓦濟蘭人默默付出關愛、施以治療,贏得了史國民心,也進一步鞏固了我國與史瓦濟蘭的良好邦誼。
地處內陸、位於非洲南部的史瓦濟蘭,沒有醫學院,無法培養專科醫生、牙醫師、藥劑師等醫事人員,唯一一間大學僅有護理系、助產士系,全國的醫生多數都是從國外聘請而來。醫療資源極為匱乏,全國較具規模的醫院不到10家,最大的史京醫院只有30位醫生。
我國與史瓦濟蘭交流密切,經貿技術合作會議每年輪流在兩國舉行,現任國王恩史瓦帝三世14年間就曾造訪台灣12次。2007年9月,兩國在台北簽署了醫療合作協定,我方承諾自2008年起將派遣醫療團常駐史國,協助提升該國醫療品質。
負責執行此一計畫的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每年依據史國衛生部和史京醫院所提出的醫療迫切需求清單,在駐史大使館指導下,派遣醫護人員赴任。台灣醫療團最早由彰化基督教醫院負責組織,2009年起由台北醫學大學接手迄今,目前有12名成員,包括5名醫生、護士與秘書各1人,以及5名外交替代役。

拿到台灣捐贈的新足球,史瓦濟蘭學童開心咧嘴,展露燦爛的顏容。
台史醫療技術合作計畫除了日常的看診醫療外,還包括偏鄉巡迴醫療、進行學童營養改善及寄生蟲調查計畫,協助開發、推展衛生方案,以及史國每年可選派3名醫事人員至北醫大接受專業訓練,培養醫療衛生種子。
儘管有志從事國際醫療的人不少,但成員的招募並不容易,這來自於幾個挑戰:第一,史瓦濟蘭距離台灣1萬1,243公里,經香港、約翰尼斯堡兩次轉機後,往往超過一天才能抵達,旅程遠又辛苦。其次,台灣醫療團為常駐性質,成員簽約至少要半年以上,在這段期間內可能無法返台與家人團聚。
更甚者,由於當地愛滋病橫行,醫護人員成為處境最危險的一群人。
「還沒到史瓦濟蘭之前,我不知道它在地球的哪一端,是內陸還是島國,是『黑』還是『白』朋友?我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北醫骨科醫師石英傑曾在2009~2010年一年半之內,兩次前往史國服務,他說第一次奉派參與醫療團是在「有點心不甘、情不願」的心情下成行的。
那一年石英傑剛通過骨科醫師考試,滿懷著雀躍心情,以為苦讀與堅守崗位10年,總算可以成為獨當一面的主治醫師,正想要大展身手之際,卻被主任徵詢參與醫療團的意願。
他知道這是一個「機會」,卻不知道是「好」或「不好」?對未來會產生什麼樣的變化?加上分隔兩地與愛滋感染的風險,媽媽與女朋友都反對,讓他萬分為難。最後,由於不想離開待了近8年的北醫體系,石英傑接受了派駐任務,一待就是9個月。

北大醫療團家醫科醫生吳彥葶為當地孩童檢查與看診情形。
知道史瓦濟蘭在非洲的人,腦海中可能浮現夏季高溫攝氏40、50度與一片沙漠的景象,但實際上恰恰相反。史瓦濟蘭素有「非洲瑞士」美譽,四季氣候宜人,風景優美,醫療團成員剛踏進史國小而美的國際機場時,都被眼前這一片青翠與詩情畫意的景觀深深吸引。
與地理景觀形成巨大的反差,這個被南非與莫三比克包圍住的內陸國,卻有全世界最高的愛滋帶原率,孕婦罹患愛滋比率更高達42%。
在危機四伏下,身為第一線與病患接觸的醫護人員,必須隨時注意衛生健康的自我管理。台灣的醫護人員不得不把躺在手術台上的病患都當成帶原者,每次開刀入手術房就像上戰場,必須全副武裝:雙手用碘酒與肥皂沖洗後戴二層手套,身上怕被血噴濕必須戴上防水塑膠圍兜,眼睛戴上全罩式護目鏡,腳穿長筒橡膠雨鞋,才能避免被病患血液或體液意外感染。
即便如此小心,北醫大醫療團成員還是曾有疑似感染愛滋的恐怖經驗。
駐史瓦濟蘭3年的醫療團團長杜繼誠,在某次開顱手術幫病人縫合時,手不小心被針扎到,心情因此大受影響。石英傑則在為一名十幾歲女孩打骨釘時,手指被刺破,趕緊消毒、沖洗,情緒沮喪到被莫名恐懼困擾了2個禮拜。
外科醫師沐曉鐘在為鼻樑幾乎被削斷的男子清洗傷口時,患者突然打噴嚏,他的眼睛被噴滿了血,情急下不斷用清水沖洗眼睛,再服用預防性藥物。護理長紀麗花一向小心,但有次在洗手術器械時被洗滌液噴到眼睛,嚇得她馬上用清水大量沖洗。
所幸醫療團成員,後來都度過檢驗空窗期,沒人受到感染。

為避免感染愛滋,台灣醫護人員必須全副武裝,穿二層手套、戴護目鏡與口罩,穿長筒橡膠雨鞋,才能放心執行手術。右一為耳鼻喉科李飛鵬醫師。
史瓦濟蘭最大的史京醫院病房設備,約像30年前台灣省立醫院的水準,手術器械、耗材及設備不足,沒有核磁共振掃描機,唯一一台電腦斷層掃描儀為二、三十年前日本人所捐贈,不知道壞了多久,被堆放在倉庫一角、沾滿灰塵,直到被北醫大醫療團發現,重新整理後才又派上用場。
對慣用高精密儀器檢驗的台灣醫師來說,在什麼都缺的史瓦濟蘭行醫,最大的挑戰是在考驗如何發揮想像力與緊急應變能力。「比的無非是對醫療志業的熱情,以及一身真功夫,」神經外科醫師杜繼誠說。
剛進駐史京醫院時,杜繼誠要為一名頭部外傷病患開刀,但找遍醫院卻找不到可在頭骨鑽孔的專業器材。幸好他先前在馬拉威駐診過,對非洲醫療貧瘠情形有些瞭解,常會隨身攜帶醫療工具箱,當中裝有手搖鑽、線鋸及頭皮夾等工具。
於是杜繼誠拿出手搖鑽在病患頭骨上鑽洞,但4個洞鑽完後手早已痠軟無力,一直強撐著開完刀,幸好手術成功,患者不久後即痊癒出院。後來,他乾脆買了一把鑽水泥牆的電鑽,回宿舍拿薄木板反覆練習、掌握力道,在手術時使用。
外科醫師沐曉鐘因為醫院沒有特製的血管綁線,只好使用較昂貴、皮下可吸收的縫線,取下勾針後將縫線切成幾小段,分次節省使用。後來北醫由台灣空運來各型絲線,才解決問題。
在國內治療常見的膽囊結石患者,一般只需在肚腹開三、四個約一公分小傷口,使用腹腔內視鏡器械就能切除膽囊。但史京醫院沒有相關器材,沐曉鐘只好以傳統開刀方式,在病患肚子上切開一長條傷口,取出膽囊後再進行縫合。
骨科醫師石英傑初到時,常常面對退化性關節炎病患痛苦的眼神,卻礙於史京醫院沒有人工關節耗材而無法處理。
有天,石英傑和醫院護理長在儲藏室翻箱倒櫃,找到十幾年前歐洲籍醫師義診時所留下來的一盒耗材,裡面有十幾個鈷合金材質的人工髖關節,但中間尺寸都已被用掉,只剩下極大(54號以上)或極小(38號以下)尺寸。他將這些大小不盡合適的耗材消毒至無菌後,小心翼翼地用於8台人工髖關節置換手術,為長期受慢性關節炎而苦的病人解決了不良於行的問題。

史瓦濟蘭醫療資源匱乏,偏遠部落民眾一得知台灣醫療團的義診時間,很早就來排隊等候。
為了看病,住在偏遠部落的史瓦濟蘭民眾,常常必須跋山涉水走2、3個小時到地區醫院,看病後由於時間已晚,又沒有錢買車票回家,乾脆睡在醫院走廊,等到隔天體力恢復,再走路回家。一位大腿骨折的病患,因為沒有醫生能治療,在醫院躺了3個月,直到北醫大醫療團抵達後為他治療,才得以返家。
史京醫院沒有病歷管理制度,北醫大醫療團特別為他們設計了一套電子病歷系統,結合史瓦濟蘭病患的姓名、性別、生日、所屬部落的酋長代碼,予以編號,將口腔外科、神經內外科、一般外科、感染科等病歷資料輸入電腦管理,成為史國醫療史上的一項創舉。
我國駐史瓦濟蘭大使蔡明耀在《白袍下的熱血》書中指出,史國民眾若因重症必須接受開顱或開心等手術,就得用救護車送到400公里外的南非首都約翰尼斯堡,路程至少4小時,醫療費動輒新台幣上百萬元,造成史國政府很大負擔。
台灣醫療團常駐三年多來,完成史國首例的全人工髖關節置換手術與頸椎板切除術,治療退化性關節炎與受頸脊椎傷害的病患;醫療團團長杜繼誠,更是當地唯一有辦法實施腦室腹腔分流的神經外科醫生,迄今實施過200台以上的開顱手術,貢獻自不在話下。
由於受到信任,台灣醫療團被指定負責照顧國王、王母等王室貴族的健康。除了派駐醫療人員,北醫附設醫院也捐助了80床病床、心電圖機器及電腦給史京醫院,並提供獎學金給史瓦濟蘭學生來台灣實習,希望「給釣竿」培養醫療種子。
俗語說,戰士沒有選擇戰場的權利,醫護人員更是聞聲救苦的白袍菩薩。現任北醫大醫療團計畫主持人、萬芳醫院院長李飛鵬說:「國內醫生通常一輩子就待在國內的醫療院所服務,能夠到非洲行醫,是因為醫生身份才有的『特權』與『機會』,應該珍惜。」
由於台灣駐史國醫療團成員的努力,不僅填補了史瓦濟蘭缺乏的醫療資源,也傳遞了台灣白袍醫者犧牲奉獻的精神,以愛串連起兩國深厚的情誼。誠如《We are now family》的中文歌詞說,「不論我們來自何方,我們相聚在這裡。」愛,拉近了兩國的距離。

骨科醫師石英傑為受退化性關節炎折磨的史瓦濟蘭病人看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