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戰後四十年來，台灣地區各方面都進入重大的歷史變革期。近年來隨著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與國際化的發展，長期醞釀的社會力奔騰而起，引人注目；尤其是如雨後春筍般的自力救濟事件，更吸引了國際人士的注意，紛紛從各種角度，諸如中產階級的興起、貧富差距的加深，或農工不平衡的擴大、城鄉衝突的嚴重化……等方面加以析論。

從社會經濟的觀點，固然可以對近年來台灣地區的各項變局，給予某種程度的分析與說明，但是對這些變局仍缺乏整體性的關照，所見不免拘於一隅，只見樹木，未見森林。我們認為，近年來國內所見的各項社會政治及經濟的變局，基本上反映了近四十年來中國文化在台灣地區的轉化，同時也在不同的程度上催化了文化的轉型，值得我們從文化史的立場深入探索。

二

近四十年來中國文化在台灣地區的轉化，最重要的基本方向何在？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觸及傳統中國文化的基本特徵這個問題。文化是生活的綜合體，「橫看成嶺側成峰」，從不同角度觀察可以得到相異的看法。如果從中國文化史的立場來看，我們可以說，傳統中國文化的特徵固然很多，但是「單一主體性的顯著」是傳統中國文化史所呈現的基調。

所謂「單一主體性的顯著」，是指在傳統中國歷史上，社會、經濟、學術、文化、藝術……等活動之作為個別的「主體性」，深深受到政治活動之作為「主體性」的支配與滲透。因此，在中國歷史的原野上，我們舉目所見的是「政治」這個單一「主體性」特別突出，支配其他「主體性」而成為中國歷史發展的主導力量。

遠自西周時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就是對西周帝國王權的描寫。自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這種政治力支配一切的狀況，已完全確立。因此，在學術領域內的經典詮釋，就深深受到政治力的滲透而遭受扭曲。舉例言之，《論語》中孔子所說：「雍也可使南面」中的「南面」一語，明白地是指「人君之位」，但是秦漢以後的儒者，面對大一統王權的壓力，只能解釋為「諸侯之位」。這種對經典原意的扭曲，最能顯示對傳統中國史上政治力的巨大影響。在社會經濟領域裡，王公貴族的田莊、官僚資本的壟斷等現象，都反映了政治力的絕對支配性，諸如社會、經濟、學術等非政治領域，則普遍缺乏自主性，而對政治力具有強烈的依賴性格。

在這種「單一主體性的顯著」之下，傳統中國文化史上所見的各個活動部門之間的關係，是依牟宗三先生所謂的「從屬原則」而決定的。經濟、社會及文化部門的活動，均從屬於政治主體。它們本身的運作欠缺「內在邏輯」。換句話說，社會、經濟乃至文化活動本身都不能決定它們的活動，它們的活動多半是為了政治的目的而存在。因此，它們本身就成為「手段」，而不是「目的」。

三

以上所說的「單一主體性的顯著」以及「從屬原則的發達」，這兩條中國文化史上的基調，在最近四十年的台灣地區，面臨了歷史性的轉變。其基本的變遷方向有二：一是從「單一主體性」走向「多元主體性」；二是「從屬原則」走向「並立原則」。

戰後台灣發展經驗中，最深切著名的變遷就是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變。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年），農業人口佔台灣全省人口的五二．四％，此後每年下降，到了民國七十六年（一九八七年），降為廿．五％。農業生產佔國內生產淨值（NDP）的比率，從民國四十年的卅．九％，至民國五十三年降為二八．二二％，民國六十一年降至一四．一二％，至民國七十一年更降為八．七％。

台灣在戰後卅年之間，完成了經濟結構的脫胎換骨。光復後的台灣地區以不到四十年的時間，完成了日本明治維新以降，將近百年才完成的歷史過程。這種經濟結構的急速改變，不僅改變了戰後台灣的社會結構，創造了日益茁壯的都市中產階級，也帶動了文化生活的改變。農業社會的消逝，使土地不再是價值的唯一來源。我在一九八五年年底與廖正宏教授所進行的農村調查資料顯示，七五％的受訪農民認為出賣土地並不可恥，而五七．六％農民更認為土地不能作為個人社會地位的指標。在農民心態日漸改變的同時，教育的普及、大都市的興起以及國際貿易的發達，都進一步促使價值系統日趨多元化。這種歷史的發展趨勢，隨著一九八七年戒嚴法的廢除而達到一個新的高潮。

在當前的國內環境裡，政治力已不再是最後而最有影響的力量，經濟力的躍動、社會力的蓬勃，都一再促成一個以「多元主體性」為基礎的新社會文化型態的出現。

「多元主體性」的形成，告訴我們中國傳統文化在戰後台灣地區已完成了嶄新的轉化。與此互相呼應的新文化現象，則是「並立原則」之取代過去的「從屬原則」，而成為文化中各領域關係之特質。近年來，國內政治力對於非政治領域（如經濟、社會或學術、文化等部門）的影響日趨式微。各部門的自主性日益提昇，例如教育部門本身愈來愈要求以教育為其「目的」，不再是如同過去以教育為經濟建設的「手段」。這些新發展，基本上都反映了當前台灣地區文化發展的新動向。

四

在進入多元主體並立、文化中個別部門的自主性日益提昇的新文化型態的今日，我們必須在傳統文化中特重倫理生活的基礎，再努力建立法律生活的新傳統。因為只有法律與制度，才能真正保障多元主體活動的和諧，並為多元主體創造更大的自主性空間。這種從傳統文化中「倫理的境域」向「法律的境域」的躍動，正是今日及未來全體中國人應努力以赴的重大方向。

（本文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