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唱自己的歌!
卅年代末期大陸變色,上海的流行歌人才部分移駐香港,因此遷台的大陸各省人士,直到五十年代聽的都還是上海時期的歌,或當時香港製作的電影主題曲;中華路、成都路、西寧南路成了歌廳聚集處。今天,這些歌廳已被稱為「老人歌廳」,消費者大多為老年的非台籍人士,一杯茶、一碟瓜子,便沉醉在老歌旋律中。
到了五十年代末,追求時髦、前衛的年輕人,開始喜好西洋音樂,認為國語歌是靡靡之音。不過當時的歌星如姚蘇蓉等,卻紅遍東南亞。莊奴作詞、左宏元作曲、姚蘇蓉演唱,號稱唱片界鐵三角。
六十年代台灣出口工業蓬勃成長,人們生活改善,唱片業、樂器行、收音機等音響亦隨之業務興盛。而退出聯合國、中日斷交、美國與中共建交等事,刺激了知識分子的民族意識,遂蔚成以唱自己的歌為目標的「校園民歌運動」。
民歌詞曲清新、純樸,旋律簡單容易上口,很快便由校園傳唱到社會各階層。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陶曉清當時主持民歌演唱會,在廣播節目中大力推介,被譽為「民歌媽媽」。
但這股清流在唱片公司介入後,功利色彩轉濃,為迎合市場口味、新意漸失。「校園歌曲又淪為新品種的靡靡之音」,樂評家翁嘉銘說。除了校園民歌,當時瓊瑤小說改編的電影盛行,風花雪月的電影主題曲也曾流行一時。
七十年代後,台灣社會更加富裕,當年的校園民歌手,紛紛加入流行音樂行列,成為國語流行歌的生力軍。此時的流行歌已全然商品化,講求專精的企劃、包裝、宣傳、行銷,將歌曲和歌者強力推銷給大眾。
翁嘉銘認為,近十年間不論是李恕權、王傑、張雨生或小虎隊等偶像歌星的包裝和演唱形式,確實比過去的鳳飛飛、劉文正等「老偶像」多元、精緻,但基本上又倒回到五十、六十年代的流行風尚,重新投向少男、少女的懷抱,甚至廣佈至小學生、幼稚園等低齡層。
「尤其商業與傳播密切結合,流行歌曲成為一般不可忽視的大眾文化力量」,翁嘉銘表示,這從政治人物引用「心事誰人知」、「我很醜,可是我很溫柔」以自況,便可窺見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