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歷史材料都希望能補充史實，或是在重構歷史時，至少能貼近於重構的歷史時空，口述歷史自然也不例外，但是最近歷史學者反省的是，如此多的口述訪談，所建構的是否真的是歷史事實，還是僅是一群人的「集體記憶」？

開粿給它入餡？

以口述歷史材料為學術註腳的大有人在，他們可曾懷疑過這些材料的可靠性？當一位耆老侃侃而談日據時代種種時，他的記憶是否客觀？描述的事情是否因為年代久遠，而無法查證？是否懷抱著「崇古非今」的心態，將過去美化了？

由於口述歷史採取的是「你說，我錄」的訪談方式，因此問的人如何問？問的口氣、態度，以及最重要的，觀點如何？在在影響了答案的呈現。

這正是口述歷史的難題之一，也是觀看口述歷史常會「質疑」的地方。例如有關二二八的口述歷史，在一些著作裡，經常會出現死難家屬大罵政府的言辭，「彷彿沒罵幾句，就顯不出『台灣人的精神』，」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許雪姬認為，這樣由意識型態導引的事實，就彷彿是「開粿給它入餡」，早就有了預設立場。

而回答的人，很難避免的，也會受到問者的觀點、個人記憶，以及社會現狀的影響。如今大眾媒體這麼發達，即使是耆老，對歷史事件的看法或事實陳述，很難說不曾被現在的時空導引，「很可能受訪者在社會的氣氛下，早已知道訪者的意圖，甚至會投其所好的回答問者所要的答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王明珂說。

另一方面，受訪者跟口述者之間，經過一次又一次的詢答，要互相建立信任基礎，才有可能問出更多的內容，但是常常也因為彼此太熟悉了，訪者會對受訪者產生「同情」，也會對事件持相同看法，甚或在受訪者「隱惡揚善」的心態下，問出來的，只是訪者的一面之詞。

在許多方面，口述歷史訪員和文字媒體記者角色類似，記者對新聞事件中「平衡報導」大多奉為圭臬，而口述歷史訪員，卻常因為受訪者已設定為某類人物，甚或因受訪耆老年事已大，同儕所剩無幾，根本很難訪到，遑論其他。

最怕急功近利

甚至於口述歷史現場的氣氛也會導引答案。在一場座談會上，耆老紛紛談論日據時代的戰爭經驗，許多在戰地飢餓受難等記憶被提起，隨後，後面的口述者也不自覺的提到同樣內容。如此，「前面人的口述，變成後來人的記憶，」王明珂形容，這樣的口述歷史，呈現的僅是一群人的集體記憶。

如果口述歷史不被當作歷史著作，像報紙新聞一樣，看看便忘也就罷了，但若變成學術專著的註釋，被引用成為文章，很難說不成問題。

口述歷史還有語言轉換的問題，不管是閩南語、客語，或是山地語，轉換成如今通行的國語，這些轉換是否貼切，或者會相當程度的「失真」？

最令人擔心的，還是如今做口述史的人的心態。

近史所曾於民國七十五年間，為台灣經濟起飛的關鍵企業──唐榮鐵工廠的負責人唐傳宗做口述訪談。唐傳宗的口述裡，有很多批評先總統蔣經國的文字，唐榮企業要求在蔣經國逝世後才可出版，近史所按照他的想法，全書遲至民國八十二年才出版。

如今的口述歷史都講究立即出書，別說為仍然健在的相關人物做考慮，連考證的時間，常常都不夠。真正嚴謹的口述歷史，「若訪者說，她是台北一女中畢業，我們會想辦法很委婉的請她拿出畢業證書、紀念冊等證據，要不也需經相關人物、事實的求證，」許雪姬說，如果不這樣做，恐怕不能說是歷史著作，只能當文學報導或歷史演義讀。

誰來詮釋歷史？

但這並不表示口述歷史毫無意義與價值。王明珂指出，隨著解嚴、本土認同風潮興起，使目前台灣「探索過去的人」十分忙碌。幾千年中，一批一批的南島民族及大陸移民到台灣，使台灣達到相當的飽和。「島上人分幾個族群，爭吵誰對島上的資源最有權利，」他說。不過這樣的動機，卻是相當危險的，很可能造成不自覺的預設立場。

口述歷史有時是將被壓抑的記憶恢復，為某一群人建立傳統、記錄過去，因為這些共同的記憶有助於人群的認同。但是這其中也有相當的危險性，例如太強調一個族群的過去，其實是有意地將一群人推到邊緣。

有些口述歷史的終極目標，是為了社會正義，例如尋找婦女的過去，婦女被當作一個群體，為了社會地位，希望利益不受男性剝削。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江文瑜表示，為《消失中的台灣阿媽》做口述史，更前瞻的意義，是希望政府能正視老年婦女的社會福利。其他台籍日本兵、二二八的口述歷史重構，是否亦可做如是觀？

口述歷史另一不易被察覺的陷阱是，訪問者或編口述史者本身的價值觀投射於受訪者，或是強勢文化或人物的觀念，不自覺的融入受訪者的思想中，形成鮮明的記憶，造成有時受訪者覆述他人的想法而不自覺。

跟所有的歷史材料一樣，口述歷史終極的也會碰到歷史詮釋的問題。有時這不是訪者或是口述者的問題，而是權力結構的問題。

王明珂表示，他曾有過問及原住民起源故事等口述歷史的經驗。當一位部落長老侃侃而談起源傳說，由於故事涉及到性暗示等比喻，最後在一旁聽說的妻子忍不住笑了起來，「我們其實也不相信呀！」她說，「我們其實並不懂的，假使你要更詳細的資料，要去找村裡的小學教師，或是牧師，」長老最後這樣說。

而針對老師或牧師，這些在部落裡掌握過去者所言，最後經訪談者翻閱文獻後卻常發現，他們掌握的原來是漢族，或是人類學家詮釋的過去。也就是說，採訪者儘管給了口述者「權力」，但是因為族群的主體不一定已經建立，因此儘管是在口述「歷史」，說的仍然是強勢文化族群的詮釋。

官兵變強盜？

在權力的架構下，一些人群的記憶有可能被忽略，或是刻意被抹殺、過分強調。歷史不斷在忘記一些過去，許多女性的過去被忘了，許多原住民的過去也是被忽略的；在台灣，有一段時間，「二二八」被刻意淡忘，現在，象徵抗日精神的「九一八事變」也幾乎快被人遺忘。

官兵變強盜？歷史的吊詭在此。翻閱二二八的口述歷史，當年懲處「暴徒」的人，如今一一成為受害者口述的控訴對象，對受到傷害的人來說，口述歷史給予另一種公理、正義，但是從歷史的角度看來，當年「懲處」他人者，是否也在權力的架構下，為「歷史」背負罪責？

從古至今，歷史的忠奸之辨從來由權力者來寫，然而抱著「識朝代興亡，辨人物忠奸」的讀史之人，卻不得不深自警惕，為何歷史的詮釋會出現大轉彎。「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兩千年前的忠告，正可以作為口述歷史的註腳，這也正是歷史的迷人之處。

歷史記憶常刻意被遺忘？在今天，像板橋榮家這樣的老榮民，多少人還願意聆聽他們的事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