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近20年來，全球海洋漁業資源的環境有何改變？

答：早期可在公海自由捕魚，但隨著科技與漁撈技術進步，過去從未去過的漁場，現在都已開發，70％以上的海洋魚種已被認定過度捕撈，特別是鮪類。

《華盛頓公約》一度要把大西洋黑鮪列入瀕絕魚種。過去我們一年可分到1,200噸南方黑鮪的配額，今年才五百多噸，這些都在警告：「總量不夠了」。

十多年來，全球海洋漁業產量每年約維持在9,000萬噸左右，而且確定不會再增加。所以，國際漁業組織積極介入魚類資源管理，包括限縮公海捕魚、船數減量及取締非法捕魚。如何取得漁業資源保護與產業發展的平衡，是全世界海洋漁業的最大挑戰。

問：海洋資源衰竭趨勢難逆，我國遠洋漁船如何調整、因應？

答：約從1990年起，我們就注意到漁業資源漸竭的問題，所以政府主導、業者配合轉型，付出五十幾億元，大規模削減15%船數，目前維持在2,000艘左右；100噸以上的大船減了一百八十多艘，其中主要還是我國遠洋漁業的主力──鮪延繩釣。

但即便如此，我們的鮪魚、魷魚、秋刀魚船隊，仍是全世界最大的船隊之一。也因樹大招風，稍一犯錯，就會引起國際撻伐。

問：國際漁業組織如何看待台灣遠洋漁業的實力？

答：我們船隊多、漁獲多，取得的漁業資源數據也多，國際對海洋資源的管理需要這些資料，所以雖然台灣國際地位特殊，但跟漁業有關的國際組織，我們幾乎都加入了，並爭取到三大洋區鮪魚的捕撈配額。

這是我們遠洋漁業的轉機：只要做好自我管理，照規矩走，就不會遭國際組織懲罰而減少配額；如果我們能投入更多科學的努力，全世界海洋資源的研究就會掌控在我們手裡。

農委會漁業署署長沙志一：「遠洋漁業，是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外交的最大戰場。」

問：是不是只要遵守國際組織的規定，我們就有籌碼要求更多配額、擴大遠洋漁業的規模？

答：台灣已是遠洋漁業「開發又開發」的國家，因此必須體認：我們不但不可能再擴張，而且必須善盡國際義務。全球海洋資源有限，永續利用是共同目標，開發落後的漁業資源沿岸國為求發展，也需要配額，但他們的配額哪裡來？我們不能說「配額已全部被我用完了，所以你開發中國家不能發展。」我們必須逐步釋出一部分配額，才能向國際社會交代。

我們不會提出自願減額，但當國際認為配額必須重新分配時，必然會要求已開發國家挪出部分配額。此外，包括台灣，已開發國家必須提供經費、技術，協助資源沿岸國建構參與國際漁業社會的能量。

問：台灣遠洋漁業的產業規模，未來還有新一波調整嗎？

答：我們現有遠洋漁船約有2,000艘，未來不可能再擴大了，它將來的船數，必須要考慮「當地化」，透過商業合作，把一部分產業轉移到開發中國家，讓他們可從漁業資源獲取利益。這是國際的趨勢。今年「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WCPFC）也在討論，如何把船在一、二十年內轉給小島國家。

沒有人可以永遠占據海洋漁業的優勢。政府的角色，就是創造有利的環境，例如與其他國家簽訂漁業合作投資保障協定。

問：中國大陸近年大力發展遠洋漁業，相較之下，台灣的政策是否太保守？

答：大陸的遠洋漁業大多是拖網（按：一種拖行在海底或海中的袋狀漁具，主要以底棲性或中層水域魚類為捕撈對象），基於外交互惠，邦交國准其進入專屬經濟海域拖漁。

我們的遠洋漁業作業則以鮪魚、魷魚、秋刀魚產業為主。用生長發育作比喻，台灣是中年人，大陸則是小孩子轉大人、長得很快。此外，大陸國際地位穩固、占優勢，有足夠的漁業涉外籌碼；舉例講，日本對我們會施加壓力，但對大陸就比較顧忌，在國際捕鯨協會還是要靠大陸支持；我們則除了鮪魚之外，幾乎沒有其他籌碼。

漁業署的立場是，遠洋漁業對外交的鞏固、對國際海洋資源的保育、對糧食來源的保障是有貢獻的，可惜經建會仍從稅收、降低失業率等角度思考，認為對經濟的貢獻有限。今年初大陸公告遠洋漁業為「戰略產業」，應有助於對岸在外交與海權上的擴張。

我國參與國際組織，在外交上最大的戰場就是遠洋漁業。坦白說，透過遠洋漁業，直接從漁人口就業率不可能大規模恢復，但對間接就業率幫助很大，包括造船、補給、加油、還有船公司的運作等，我們的圍網網具已是全球最大的供應者了。在國人上船意願低落的情況下，台灣的遠洋漁業能夠繼續存在，原因之一是我們可用較低廉的薪資在國外雇用外籍船員。

問：國際保育團體如何看待台灣的努力？

答：台灣目前的遠洋漁業太龐大，被國際「綠色和平」盯上，來台設辦公室，希望我們不只要遵守，也要引領國際。

像這次「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年會（編按：三月底在關島召開，因美國、韓國反對而沒有達成公海禁用人工集魚器以及關閉4個袋狀公海等決議），綠色和平就在會後指責我們，為什麼沒有跳出來對抗美、韓，要求他們採取更積極的管理態度。

國際漁業資源管理不易一步到位，政府不同於民間團體，我們後面有這麼多遠洋漁船跟漁民要照顧，得讓他們先活得下去，才能要求他們進步，所以我們的步伐一定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