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來同一夢」兩岸菁英的人文關懷（三）

文‧張靜茹　圖‧望月文化出版公司提供

2000 3月

隨著兩岸民間交流日益頻繁，文化界也競相出版對方書籍、錄音帶等出版品。圖為林谷芳與出版他《諦觀有情》音樂集的大陸出版社合影。（望月文化出版公司提供）

兩岸分隔半世紀，

彼此已有不同的社會發展，

但在許多問題上，

雙方社會良知所觀照的，

仍常顯現高度的相似性，

這些相似所反映的，正是這種文化長遠不變的生命關懷，

談兩岸交流自此契入，

也才能真正找到彼此所能共同用心之處。　　　　　　　──林谷芳

雖然兩岸在政治、軍事上的角力不斷，但自台灣開放探親以來，兩岸民間團體與文化學術機構的互訪與交流卻不曾因政治的紛擾而中斷，可惜媒體焦點多著重在兩岸武器競賽、台商意外事件等所謂重大議題，頻繁的善意交流往往得不到相同機會曝光，「負面新聞」被誇大，兩岸百姓的思維難有交集，互信基礎也不易建立。

本刊系列同步刊出的《兩岸人文菁英》電視節目，就是探討兩岸在文學、藝術、環保各領域深耕有成的領航者，節目製作人林谷芳希望藉著電子媒體的廣大傳播力，為兩岸開一扇窗，讓彼此能更具體瞭解對方社會。就在《兩岸人文菁英》陸續於慈濟大愛電視台每週日下午五點播出之際，大陸中央電視台也首開先例，計畫製作一個每天五分鐘的帶狀節目，具體介紹台灣的人、事、物。未來，從台灣小吃、民俗廟會、流行文化到藝文、環保等等發展，都將深入大陸幾億家庭中，這也是大陸媒體首次開誠佈公，直接呈現寶島的各個生活層面。

正如林谷芳所說，兩岸傳媒若能多元呈現、如實報導對方社會，兩岸關係才有未來可言。光華也在這一期報導《兩岸人文菁英》節目最後五集的內容精華。

人間大愛：希望工程與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任何社會都有資源分配的問題，因此政府的社會福利與救濟不可或缺，然而，再萬能的政府也有時而窮，尤其現代社會變遷劇烈，政府資源無法關照到的角落，民間力量的挹注變得非常重要，台灣的「陽光基金會」及大陸的「希望工程」組織，就分別在兩岸展現著讓人不容忽視的社會力。

不過十年前，大陸在許多家庭連溫飽都談不上的情形下，每年仍有上百萬個小學生失學。一群有心人因此組織了「希望工程」，以民間募款方式來資助窮困兒童上學。十年來，希望工程已捐助十六億人民幣，建了七千多所學校，幫助兩百多萬個孩子上學。在長期以來強調社會主義的「均貧」大陸，這是極其難能可貴的事，特別改革開放後，政府強調的民間力量都用在發展個人經濟上，人們缺乏捐助他人的意識，在希望工程的推動下，大眾逐漸認識到慈善捐款的意義，不斷伸出援手，但相對於台灣企業熱心參與各種社會慈善捐助，希望工程依靠的仍是積少成多的個人捐款。

所幸除了愛心，希望工程也極有創意的設計了一套可稽查又符合人性的濟助方式取信社會，九○年推出的一對一百萬愛心行動，直接出示貧困孩子名單，向社會募款，當時每個小孩讀書花費約二百元，捐助人捐出錢後，希望工程再以一個捐助人救助一個孩童的方式，讓捐款人和失學孩童彼此可以聯繫。希望工程推出百萬愛心活動後，至今已有上百萬學童受惠。

相對於大陸民間慈善機構在起步階段，台灣民間一向繼承著造橋舖路、濟度世人的傳統，在諸多民間慈善機構中，有不分救助項目，如尋聲救苦的慈濟功德會，也有針對專門領域進行濟助的，協助顏面傷殘朋友的陽光基金會就是卓有成就的一個。

十九年前陽光基金會創立時，社會對顏面損傷、燒傷者的了解很有限，資訊、醫療資源也非常缺乏。最近幾年，陽光基金會每年服務的個案已多達一千兩百名左右，大部分更是為期兩、三年的輔導。為了怕傷殘朋友逃避陽光──人群，基金會採取主動追尋個案的做法，由工作人員到醫院了解病人的醫療情形、復建資源，是否需要進入基金會接受後續服務。

根據基金會的統計，有八成左右的顏面傷殘朋友，都無法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因此基金會也想辦法培養傷友們一技之長，幫他們重新找到適合的工作，基金會更開創自己的事業部門，設立陽光洗車中心，作為傷友回到社會職場前的適應機會。

為了擴展服務的深度與廣度，陽光基金會也相繼成立中、南部中心，加上經營洗車中心、販賣店，陽光基金會執行長陳淑蘭表示，基金會最終希望能自給自足，減少對不穩定捐款的依賴，以長期維持服務傷友的品質。

大陸希望工程在步入第十年後，工作重心也有轉移，一個是獎勵希望之星，評選最優秀的資助生，給予更多獎助，第二是增加學校軟體設施，比如教師培訓、增加圖書、教學設施，希望在教育普及之後，進而培養更優秀的人才，提高教育的素質、層次。

不論未來如何發展，慈善工作最大的成就是助人之樂，而不論在希望工程或陽光基金會，每天也都有感人的故事上演。陽光基金會一位社工表示，自己在工作中聽了一個又一個的故事，陪著傷友走過來，與傷友彼此支持和分享，看到他們一兩年之後有明顯的轉變，重建自己，找到力量，就覺得自己很豐富。看過這個節目，人們何妨學習希望工程與陽光基金會的成員，也讓出一點自己的所有，以換取更多的充實與快樂？

鄉土回歸：黃春明與李銳

在台灣，由於複雜的歷史因素，直到七○年代本土文化勃興，鄉土文學才開始蓬勃發展。在大陸，農民、農村雖是常見題材，但如何不被制式觀念所限，也是作家面臨的挑戰。透過鄉土文學領域極具代表性的台灣作家黃春明、大陸作家李銳，觀眾可以瞭解兩岸鄉土文學發展的面貌。

現任山西作家協會專業作家的李銳，做過六年農民，一九七四年開始發表作品，至今已發表百萬餘字，並獲兩岸多項文學獎肯定。李銳的作品多以文革期間的僻遠農村呂梁山為背景，文革時期，他從狂熱的紅衛兵到兩年內父母含冤而亡，兄弟姊妹流散四方，生命最深刻的幾年都在呂梁山，李銳表示，自己對人、對整個社會的認識，也都和這段經歷不能分割。

就這樣，李銳的中篇小說《無風之樹》、《萬里無雲》，短篇小說集《厚土》都以呂梁山為題材。其中《無風之樹》更是李銳自己最滿意的作品，故事是發生在黃土高原上的一個山村，當地居民有三分之二都得一種大骨節症，所以長得像侏儒，地名就叫矮人坪。《無風之樹》全書分六十三節，小說家以第一人稱來寫各個角色的所見所想，讀者可以深刻感受矮人坪生活的艱難，和小人物面對時代與環境變化的無奈。優秀的作家不會只局限於自己生命經驗的觀照，也會關懷到與自己經驗有關的人與事，在僻遠窮困的呂梁山，李銳看到了文學永恆的關懷──人性。「『矮人坪』當然是虛構的，我把這些矮人放在文革的浩劫中，是為了突出人在面對苦難和死亡時的精神和情感處境。」

出身台灣宜蘭的作家黃春明，小說字裡行間也流露出作家與家鄉的密切關聯，尤其見證了典型台灣農村宜蘭鄉親面對農村凋敝時所發生的種種。黃春明表示，當耕田種地的收入養不起一個家，就是農業開始衰敗時，人也就開始不安，感到動盪，想到都市去討生活，住在違章建築裡，做著臨時工。這樣的背景下，黃春明在《看海的日子》裡，寫出被母親賣掉的妓女，回到家鄉，幫助窮困家庭逐漸小康的故事。在《鑼》中，他描寫打鑼行業被社會淘汰，失去謀生能力的打鑼仔的故事，最近出版的《放生》一書，則描述社會變遷中的老人，在在讓人感受到生命在面對時代變遷時，展現的求生掙扎與尊嚴。

人性、歷史，加上熟悉的事物，使得宜蘭、呂梁山至今吸引著已經成名的黃春明與李銳；呂梁山繼續刺激著李銳的創作靈感，黃春明則從台北回到宜蘭，投入社區重建及文史整理的工作。儘管所處環境不同，李銳與黃春明的作品都顯現了作家對人性各種面相的觀察、對生命尊嚴的執著、與對社會變遷的反思，因此，他們的作品除能引起廣大共鳴，在促進了解及參與社會變遷上也貢獻了許多心力。

認識兄弟民族：胡台麗與巴荒

根據大陸官方統計，有五十多個族群共同生活在中國大地上，同樣的，台灣族群的面相也很多元，除了九個南島語族，還有被漢人同化、包含好幾支的平埔族。今天社會逐漸體認到維持文化多元的重要性，少數民族的母語、生活習慣與音樂、美術等文化資源也漸被尊重、珍惜。但這種尊重得來不易，其中更包含了許多有心人的參與，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胡台麗與大陸中國電影資料館美術設計巴荒正是重要的媒介。

不過一、二十年前，在台灣居有絕對優勢地位的漢人，仍以異樣眼光來看待原住民，不均衡的文化碰撞與交流，造成了原住民族群自尊的受傷。研究人類學的胡台麗為了讓人們理解少數民族文化裡比較深沈的部份，選擇以影像直接呈現原住民文化。

十三年裡，胡台麗拍了四部作品，這些作品不僅在國際影展得獎，也讓更多人了解原住民文化。比如最早造成影響的《蘭嶼觀點》紀錄片，試圖瞭解雅美人對觀光攝影的抵制態度，與展現雅美人在面對現代醫療時產生的焦慮、困惑，最後讓兩位推動反對核能廢料場設置的雅美年輕人面對鏡頭，說明反對核廢場的理由。由此觀眾可以體會到他們對自己充滿和平、詩歌韻味生活的熱愛，以及對族人尊嚴被漠視與踐踏的心情。

胡台麗說，每一個原住民族群都有自己珍貴的傳統，這套傳統文化與漢文化非常不同，她自己接觸之中也受到衝擊。譬如在漢文化裡，女性常是比較受壓抑的角色，但卑南族女性卻很開朗，在家裡並未有受壓抑的情形。漢族群與他們接觸，就能從他們身上吸收活力，幫助思考自己的文化。

以攝影和文字紀錄西藏種種的巴荒，也同樣深受異族的召喚。巴荒在一九八七年放棄在北京的中國美術報工作，孤身一人進入西藏荒漠無人的阿里地區遊歷，「看見這個遠古的文化遺址以後，它曾經輝煌的歷史，變成一種厚度，使喚我，影響我，激怒我，我覺得此地隱隱浮浮有什麼東西，變成冥冥之中的一種召喚力，要去看個明白，」曾在西藏日喀則師範學校擔任美術教員的巴荒說。

巴荒理解到要了解藏族，沒有宗教感及理想性是不可能的。比如在遙遠的崗底斯山，一個藏人孤身帶著簡單的行李，忍受著日曬雨淋，經過一千公里的徒步行程只為了去朝聖，對宗教沒有認識的人，會覺得那簡直是個傻瓜。巴荒說，人類最痛苦、最難以抵抗的是孤獨，只有把自己放在這樣的環境裡，才能知道自己有多大能量，這才是真正的探險，也才能出現有深度的思考。

在《陽光與荒原的誘惑》畫冊與文集中，巴荒以二十萬字詳述了她對西藏一草一石的感情。台灣雄獅圖書公司也在一次大陸書展中，接觸到巴荒，進而出版她更有系統描述西藏文明菁華的《西藏古文明之旅》攝影文集，並在台灣得到出版界最高榮譽的金鼎獎。巴荒的書籍已成為一般人了解、體會西藏特質的重要媒介。

近年來，胡台麗的觸角從關懷原住民回到漢人族群，由於東西向快速道路即將穿過胡台麗多年前以外省媳婦身份進入的劉厝村，她試圖要為變遷的台灣農村留下容顏，因此拍了佳評如潮的《穿過婆家村》影片。胡台麗認為跟其他族群接觸，是她人生最大的轉捩點，而巴荒看西藏人把一年的時間花在一趟崗底斯山，想想她自己花十二年在西藏，也就不覺得奇怪，原來，她與他們一樣，也是這樣虔誠、信仰的在做著一件事。

博物館的人性化：汪慶正、廖桂英與陳瑞惠

博物館是人類活動的紀錄，是人對自然、人文了解的濃縮，透過它，人就像置於自然的大天地與浩瀚的學海中。海峽兩岸都擁有許多歷代文物，但是如何讓博物館在現代社會發揮功能，不再像過去給人森冷與距離感，正是大陸上海博物館館長汪慶正與台灣樹火紙博物館館長陳瑞惠、鴻禧美術館副館長廖桂英不斷思考的問題。

台北的樹火紙博物館是一所藏身於都市公寓高樓的博物館，館長陳瑞惠更充分發揮小而美的特質，以親切、互動來吸引參觀群眾。陳瑞惠表示，過去參觀博物館常跟展品有距離感，自己成立博物館，就想若能讓參觀者透過各種活動參與，與展品產生心靈的觸動，參觀者對展品的感情與了解一定不一樣。因此樹火紙博物館堅持動態的呈現方式，比如鼓勵第一次來的參觀者動手造紙，作為留念。除了造紙，紙博館還有各種與紙相關的遊戲，人們透過此瞭解造紙歷史，了解手工紙與機器紙纖維的不同等等與紙相關的知識。因此一個參觀者也許在紙博館只逗留一、兩個小時，卻能對一張紙的呈現、滅亡、到再回收的過程，留下最完整的記憶。

以私人藏品為主的台北鴻禧美術館則善用空間，在幾百坪的大樓地下室，規劃出五個展覽區，並特地保留了中庭，設計成中國式園林，參觀者在欣賞中國文物之外，也可以接近東方的藝術園林。廖桂英表示，鴻禧的設計理念是希望讓參觀者在一個比較典雅、安靜、接近東方人文色彩的環境裡慢慢跟中華文物交談。鴻禧還有個多功能圖書室，可以辦學術講座、教師研習，也收藏了將近五千冊的藝術圖書，人們看完展覽後，可以到圖書室小坐。為拉近與社會的距離，鴻禧前年開始辦藝術之友活動，參加鴻禧藝術之友的人，可以接到通訊、展覽資訊，優先參加鴻禧舉辦的學術演講、國外研習活動。

此外，鴻禧與紙博館也主動出擊，走出館外辦活動、研習課程來吸引群眾對館藏發生興趣。樹火紙博物館從兩年前開始進行館外教學，策畫館外展覽活動，鴻禧也到社區、學校去講課、做幻燈欣賞，並結合社區讀書會等等社團一起推廣藝術教育。

這些活潑的作法，使鴻禧、樹火紙活力充沛，成為民間經營博物館的標竿。相對之下，大陸公立博物館的環境與做法，則可說在克難中創新求變。以中國古物為號召的上海博物館館長汪慶正坦誠說道，有朋友告訴他到大陸看博物館，要有兩個心理準備。第一要帶手電筒，因為往往看不清楚展品，必須拿電筒往櫥窗媟荂A第二是博物館的廁所常常髒到讓人卻步。

針對這兩個缺點，汪慶正有了大陸其他博物館未見的「先進」作法。去年建新館，他改善了燈光，上海博物館的廁所清潔員也特別多，汪慶正更進一步利用公立博物館佔地廣大的優點，在博物館內也設了書店、茶膳、咖啡廳，一應俱全，讓參觀者能在博物館內消磨一整天，仔細欣賞展品。已成為大陸公立博物館改造標竿的上海博物館也善用民間力量，引進許多外界做法，在贊助者捐助下，總投資七千萬美金的新館，有七分之一來自社會各界的贊助。為了與社會產生更多互動，並善盡文化責任，汪慶正針對不同對象，有不同做法，博物館星期六下午五點以後，就對學生免費開放，不僅中國學生，很多西方留學生也都在五點以後進博物館。

雖然歐美博物館的商品化越來越為人詬病，但海峽兩岸的博物館，過去都給人深沉滯重的印象，在台灣，這種印象因為博物館的社區化、人性化將成為過去，在大陸，擁有眾多文物的公立博物館，則有賴更多像汪慶正這樣的人投入。

歷史空間的保有與活化：羅哲文與喻肇青

在現代化過程中，古蹟常在開發中被犧牲，台灣如此，大陸現代化進程雖來得較晚，但文革十年造成的破壞難以估計，目前又陷於唯現代化馬首是瞻的迷思中，老城、古街往往在瞬間被夷為平地。有鑑於此，兩岸有心人也不斷呼籲保護歷史空間，大陸國家文物局古建築專家羅哲文與中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喻肇青，就在《兩岸人文菁英》的壓軸專輯中，談到他們在空間保存工作上的心得與挑戰。

大陸山西平遙古城，是目前大陸唯一保存最完善的大型老城，具體執行保護工作的羅哲文表示，大陸在一九八一年公佈了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但被保護的古城市實際上已產生許多變化並仍在不斷發展，所以保護老城首先要處理的，是古城新舊空間不致於相互衝突的問題。

平遙是古城保護中較早採取保護舊城，然後在城外建新城的方式，城保留下來後，接著面對的是修復問題，平遙的修復原則是不改變原來的形制、結構、材料與工藝。但說來容易，執行起來卻是高難度的工作，尤其許多無法解決的技術問題，比方彩畫因為長時間風化變色了，就得靠科學技術的加強與研究才有可能恢復原貌。

此外，古城居民也希望過現代化生活，因此哪些地方可以改造，哪些地方不能改變原來的結構與材料，古城必須進行分級、分區保護。在保有舊風貌的原則下，古城也成為觀光資源，發展旅遊，開商店、飯館，羅哲文表示，歷史古蹟的保護與新的建設不是絕對的矛盾、衝突；解決的好，新舊可以互補，相得益彰，而保護平遙城的最終希望就是讓平遙可以再生。

在台灣，雖然沒有像平遙那樣大規模的古城需要保護，但如何讓歷史文化不至於在生活中消失殆盡，同樣是有心人戮力的方向。喻肇青在澎湖馬公老街及桃園龍潭三坑村的社區重建工作，就都不忘讓居民在現代生活中，還能繼續保有豐富的文化生命。

在處理馬公中央街再生時，居民的房子已非常老舊，需要重建，但在老舊的空間裡，其實隱藏了很多好東西，包括街坊鄰居的關係，住家跟商店的關係，與建築前後序位的關係，喻肇青說，若不小心，這些關係就會被新的形式、格局所取代。所以談老街保存，不只是保護眼睛看得到的形式，而是希望保存、延續空間裡一些固有格局關係，而人們的生活正是在這種關係中孕育而成的。中央街原是馬公的市中心，在被新市區取代後沒落，居民也覺得很無奈，因為即使蓋了新房子，產業又怎麼復興？喻肇青透過參與式設計，讓每個人家知道自己社區從過去到現在的變化歷程，讓居民逐步發現過去生活裡的好東西，將之注入到對未來的想像裡。其次讓居民不只侷限在自己家的營造，也讓大家想想怎樣可以讓家的歷史與商店、甚至整條街的繁榮史有整體的呈現。這種空間的營造計畫與意識的覺醒，使馬公街成為一條外人看來有味道、當地居民也覺得驕傲的街廓。

對中年的喻肇青而言，建築基本上是透過空間，來處理人跟自然、人跟人、人跟自我的關係，與人跟神、老天的關係，因此他堅持好的空間要能自然呈現天地神人渾然一體的狀態。

七十五歲的羅哲文，從事古蹟保護四十多年，卻對這個工作愈來愈有感情，「中國幾千年的文化體現在這些古蹟上，因此只要能多保持一個古蹟，我也就多了一些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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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兩岸民間交流日益頻繁，文化界也競相出版對方書籍、錄音帶等出版品。圖為林谷芳與出版他《諦觀有情》音樂集的大陸出版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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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淑蘭　徐永光

「陽光基金會」與「希望工程」的工作成果，顯示了兩岸不容忽視的社會力，陳淑蘭與徐永光兩位執行長更是功不可沒。

p.53

黃春明　李銳

黃春明與李銳的作品各自書寫了故鄉台灣宜蘭、山西呂梁山的變遷。

p.54

胡台麗　巴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