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代,全球吹起區域經濟整合風潮,亞太地區國家也在一九八九年成立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希望經由各會員體部長之間的對話,促進亞太地區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的區域合作。對於台灣,在APEC會議上,除能與各國就相互關切事項與政策交換意見、建立共識,更可以建立實質友誼與良好溝通管道,對提昇國際地位、拓展國際活動空間,大有助益,因此歷年不論大陸如何掣肘,台灣必定千方百計設法突破障礙,如期與會。
十月十一日,當陳水扁總統從口袋掏出名單後,台灣各界對前副總統、今總統府資政李元簇將出席APEC領袖會議,多半表示認同。由於李元簇是大陸籍,曾在蔣經國時代擔任重要職務,一般認為李元簇應可順利成行,並肯定陳總統釋出的善意,但熟悉APEC歷史的人士卻也有所擔心。
回顧一九九一年漢城APEC年會,大陸、台灣及香港分別簽署諒解備忘錄,備忘錄內容大意為:台灣只能派出負責經濟事務的部長出席年度部長會議。一九九三年APEC首度召開領袖高峰會,在美方斡旋下,九一年備忘錄精神延伸至高峰會人選上,是年我國就由經建會主委蕭萬長代表總統與會。九五年在日本舉行的峰會上,台灣希望由當時兼任經建會主委的行政院副院長徐立德成行,中共以徐立德身份特殊為由反對,最後不得不由辜振甫以經建會委員身份出席。
今年大陸成為APEC會議地主國,情勢更難預料,在李元簇出線後,一九九五年的事件果然再度重演,中共遲不發出邀請函,台灣對於人選也不鬆口,隨著時間逼近,台灣雖表示可以比照九五年辜振甫模式,讓李元簇以經建會委員身份出席,卻得不到中共的善意回應。
十八日,中共外交部長唐家璇更是動作頻頻,在當天的部長級記者會上,不顧外交禮節,粗暴制止我經濟部長林信義發言。隨後,我外交部召開記者會發出強烈抗議,十九日,總統府表明今年將不出席領袖會議,並做出國際會議上被視為嚴重抗議的召回代表團動作。
透過媒體,唐家璇制止我代表團發言的鏡頭,在國內造成譁然,引起國人憤慨,認為大陸此舉有失地主國風範,是一次嚴重錯誤的外交示範。中國文化大學大陸研究所教授陳毓鈞進一步指出,北京若能以較為宏觀大度的視野,以及不以逼陳總統就範的心態來處理李元簇一事,結果就會不一樣。尤其李元簇為蔣經國時代重臣,又一貫不支持「兩國論」,這樣的人選其實具有「一中象徵」,北京實應順水推舟,借力使力,台北得到面子,北京有了裡子,何樂而不為?
針對大陸的獨斷蠻橫,也有政治評論家分析,中共十六全大會開會在即,新一波領導班子即將出線,誰都想在這一波換班中搶到權位,政治人物因此急於表現,態度轉趨強硬。大陸外交官員以兩岸人民利益做為代價,嚴重傷害台灣民眾感情,以為自己取得國內政治利益的作法,實不足取。
同時,在國內紛紛發出「台灣人要團結」、「抗議中共鴨霸打壓」聲中,媒體也不斷呼籲,選舉將近,候選人與各政黨不應以激情回應,尤其民粹主義持續加溫,反而影響台灣在國際外交上的空間。
尤其九一一事件後,美國為加強防範恐怖主義攻擊,外交政策已大步修正,對於冷戰後被美國視為最可怕強敵的中國大陸,如今已一轉而成美國的策略性「國際合作伙伴」。美國布希總統希望藉由中國大陸、俄國,聯合巴基斯坦、印度,與阿拉伯等國家連成「防恐陣線」,也使得國際政經局勢進入重新洗牌階段。此時台灣更應對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做出正確判斷,與增加曝光機會,積極參與國際活動,在新世紀國際形勢調整關鍵時刻,為自己發聲,唯有如此,台灣國格與尊嚴也才能真正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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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月十七日的APEC部長級聯合記者會中,代表台灣出席的經濟部長林信義(中)、經建會主委陳博志(左),要求回答記者有關台灣領袖代表人選問題,卻遭身為主席的中共外交部長唐家璇悍然拒絕,我代表團因而決定撤團返台。(中國時報張良一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