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製作人興起
一般歌曲的誕生過程，都是先有詞，再據詞意譜曲；譚健常與小軒則「反其道而行」，因為小軒仍在上班，不若譚健常「專業」，因此往往曲先譜成，再進行填詞。
通常譚健常在作曲時，已大致有了詞意的構想，他會將想法告訴小軒，然後由太座去完成。
既然如此，何不自己動筆呢？譚健常說：「苦就苦在我是印尼僑生，國文基礎較差，常常找不到適當或準確的詞句來表達心中的意念。」
夫妻朝夕相處，溝通的機會多，也發揮了切磋琢磨的作用，除能為每首歌精益求精外，還會互相激發創作靈感，或許這也就是他們能在排行榜中保持常勝記錄的主因。
其他在歌唱界從事詞曲創作的還有：邰肇玫、陳彼得、曹俊鴻、蔣榮伊、馬兆駿、洪光達、黃仁清等人。
近年來，唱片界的另一個重要轉變，是專業製作人的興起。
過去，製作人多由唱片公司老闆或行政人員兼任，沒有專人處理，使唱片難有整體風格，品質亦較不齊。
現在專業製作人的做法則是，由製作人構思整張唱片的風格，然後請人作詞、寫曲，並據此要求編曲者、樂師、錄音師及演唱者，對企劃、宣傳等提出建議，使整張唱片有一種完整、周延的表達。
製作人是唱片的靈魂人物
製作人負有控制品質及保證票房之責，所管的事鉅細靡遺。從每首歌的韻味到歌曲的排列順序、推出時機，都要顧及，可謂責任重大。
舉例來說，曾創下極高銷售記錄的鄭怡專輯「小雨來的正是時候」，在推出前已製作完成一段時日，直到強勁對手——蘇芮、黃鶯鶯的唱片銷售量都已達飽和，市場有空檔才推出，果然一鳴驚人。
「唱片製作人得針對各種情況做最佳的判斷」，蘇芮「一樣的月光」製作人李壽全說：「製作人對唱片錄製的各環工作，雖不必要都會，但一定要有品評、鑑賞的能力。」
李壽全是目前炙手可熱的製作人之一。他最近的作品「天天天藍」及「太陽一樣」，獲得金鼎獎最佳唱片獎；「一樣的月光」則席捲去年國內歌壇，在香港、星、馬亦十分暢銷。
李壽全「慢工出細活」
李壽全畢業於逢甲大學經濟系，初中開始接觸西洋歌曲，民國六十八年校園民歌風行時，考進新格唱片公司擔任製作，第一個作品是李建復的「龍的傳人」。後來他離開新格，為天水樂集、滾石公司做過製作，而今是無約的「自由人」。
多年的歷練，使他對唱片製作工作愈來愈能掌握，「過去我常花許多心血去構思、設計一些小點綴，譬如在間奏中安排一段小提琴獨奏，或配上一些特殊的音效……，花了不少人力、財力，結果不但很少人注意到，甚至有人還覺得有點突兀。慢慢的，我開始懂得不必去刻意經營那些小花巧，還是在本質上多下工夫較好。」李壽全說。
他開始把時間精力花在突出整張唱片的風格上，並在錄製過程的每一環節精益求精，因此出片速度反而比早期慢了許多。現在每年只製作二張唱片，十足的「慢工出細活」。幾乎所有曾與他合作過的歌手，都吃過一首歌連唱好幾天、不斷重來的「苦頭」。
製作人是唱片的靈魂人物，尤其國內唱片界因盜版盛行，唱片公司利潤有限，因此多無力維持固定的「製作群」——包括製作人、歌曲作者、編曲人、錄音師等，因此各環節都是「單打獨鬥」，針對一張張唱片的出版而臨時成軍。要使這些不相屬的人都願全力投入，必須製作人以本身的工作態度，發揮示範、領導的作用。
李壽全充分體認此點，因此工作時極為仔細、賣力，力求精緻。他並且很注意充實自己，期許自己有思想、有深度，他說：「音樂是思想的表達，必須用心生活，常懷著對人的關愛，作品才會有生命。」
李宗盛是製作圈的新秀
另一位製作人李宗盛也說：「歌曲、音樂，不是『作』出來的，而是『生活』出來的。因此當生活太固定，以致對周遭環境麻木、沒有感覺時，就應暫時離開一下，例如外出旅行，或到鄉下小住，去看、去體味不同的世界。」
李宗盛去年以處女作「小雨來的正是時候」一炮而紅，成為製作圈中的後起之秀。平常他除了聽唱片、看有關音樂的書刊外，對於各種書報雜誌都勤於閱讀，他說：「別以為這與音樂無關，只要能增加知識、豐富思想，就會對創作有益。」
在製作人要掌握的各個環節中，最困難的是什麼？所有製作人都異口同聲地說：「好歌難求」。
因此，必要時製作人往往自己動手，而以他們長久在這個領域中所培養的經驗，作品亦都有相當水準。例如：「一樣的月光」即是李壽全自己作的曲；「小雨來的正是時候」唱片中的主打歌之一——「結束」，由李宗盛作詞、作曲，並親自「披掛上陣」，與鄭怡合唱。
「作」而優則「製」
有些製作人則原就是歌曲作者，「作」而優則「制」，如譚健常、葉佳修、陳彼得等人，近年來都是寫歌兼製作。
學正統音樂出身的李泰祥，則不僅自己寫歌、製作，也自己編曲。他在通俗歌曲方面的作品並不多，成績卻不凡，既有口碑又有銷路。
雖然如此，他仍認為，通俗歌曲是「應用音樂」，只是為了讓人聽了、唱了愉快，容易流行，但藝術價值並不高，亦不如正統音樂有永恆的價值。
音樂家戴洪軒則以為：「很多世界名曲原來都是通俗歌曲，所以只要曲調優美、歌詞意境高，流行歌曲也可以流傳久遠。」
流行歌曲的前輩駱明道以為，通俗歌曲的成敗，取決於短期內能否受群眾肯定；而群眾的喜好極難揣摩、掌握，挑戰性比正統音樂創作更直接、尖銳。
駱明道對目前許多年輕人參與創作，使國語歌曲有大幅進步，很感欣慰。他也對這些不是學音樂出身的年輕人提供建議：「憑才情創作，或許能出現幾首佳構，但恐難持久；而僅從聽唱片中吸收、學習，往往會不知不覺地模仿。最好還是去學點理論作曲，才能更上層樓。」
編曲者一定會作曲，作曲人不一定會編曲
作曲或許還可憑藉才情，編曲則非有樂理基礎或配器知識不可。
作曲者寫的只是簡單的旋律，而要使一首歌曲有生命、有活力，聽來豐富、悅耳，還得有好的伴奏。而伴奏曲的編寫十分複雜，沒有專業能力，則無法勝任。
同樣一個主題，可以有不同的變奏曲體，如以搖滾、抒情或新浪潮……方式處理，就會有不同的節奏與風格。
通常製作人會告訴編曲者所期望的風貌，但給的指示大都是概略性的，編曲人對曲子的詮釋仍有相當大的活動餘地，因此在這其中可見高下。
編曲人得懂配器學——把豐富的伴奏曲分配給多種不同的樂器一起演奏，因此涵蓋各類樂器曲譜的總譜，多寫得密密麻麻的。編曲者不可能精熟每種樂器，但得瞭解其音域、音色特質，才能安排最切合氣氛的樂器加入伴奏。
國內編曲界有「二陳」——陳揚與陳志遠，極被推重。
陳揚畢業於文化大學音樂系，系從學院出發，走向通俗。
他每年都會赴美進修一段時間，「進行編曲工作時，雖然有時也會為某首曲子或某個音節特別思考，但大部分時候都是用『下意識』編的，也就是長期接觸音樂，經過濾、消化、吸收後，產生的對何種旋律採什麼方式伴奏的本能反應。我覺得，長期不斷的充實自己，比接觸到某個旋律後，再挖空心思去設計更有用。」他說。
「編曲大王」陳志遠
陳志遠有「編曲大王」之稱，作品極多。目前市面上的暢銷歌曲，一半以上都是他編的。
「正統音樂根本沒有請人代編曲，無論鋼琴、小提琴獨奏曲、協奏曲、交響曲……，所有演奏的曲譜，都是作曲家寫的。」陳志遠說：「後來因許多流行歌曲作者，未受過正統音樂訓練，不會編曲，才發展成：寫演唱主調的為『作曲』，安排伴奏音樂的為『編曲』。」
歌星演唱，還要特別請人編寫「套譜」，那又是什麼？陳志遠解釋：「這是因為表演場所的樂隊編制通常較錄唱片的小，因此須另依樂隊編制編譜；還有的因並非原主唱人，音域不同，故也須另外編譜。」
陳志遠並非科班出身，能有今日的成就，除了天份外，多憑苦修。他的學習方式是「多聽」，各種音樂都聽，而且打心眼裏喜歡聽。但他聽音樂可是感性與理性並行的，「一般人聽音樂只是欣賞，我則會去『分析』——這是用那些樂器、以什麼曲式演奏出來的？又產生了什麼風味？……」陳志遠說。
樂師頗有「實利」可圖
陳志遠接件太多，有時也難免無法精益求精。他自有原則：視曲調的性質，以不同的態度處理。有些翻譯的或不太高明的歌，他二三下就擺平了；但碰到好歌，則卯足了勁，用心經營。以他編「一樣的月光」來說，為營造氣勢，他還自己彈奏魔音琴，分幾次錄音，再合成處理。
國人以往不太重視編曲，因此編曲的酬勞比作曲低。目前的行情是一首新臺幣二千五百元，要特別費心的，可另加價，約五千元。相較之下，負責彈奏的樂師反而較有「實利」。
目前國內一些資深、大牌的樂師，他們錄一天的酬勞為新臺幣三千元，當天的進度錄完，即可「趕場」到另一間錄音室，晚上還多在夜總會兼差，月入可達廿萬元之譜。
錄音師得有好的鑑賞與判斷力
錄音分段進行的程序通常是這樣的：先錄節奏（鼓、貝斯），然後錄管樂、弦樂，最後錄演唱。這樣做的用意，是要對每個環節的品質一一講求；且每一部分都可不斷重錄，再由錄音師剪接各次精華輯成一曲。這也是為什麼很多歌星在唱片中的演唱效果極好，卻不能唱現場的原因。
現代的錄音設備已不僅是高度傳真、使原音重現而已，還可調整收音的音質、音色，及製造疊聲、空間感等效果。
因此錄音師就不僅是要能對機器、儀表操作熟練，還要有自己的判斷和鑑賞力。通常製作人會指示期望的效果，至於能做到幾分，就看錄音師的本事了。
徐崇憲是國內知名的錄音師，工作態度十分認真，有時製作人已經滿意，而他認為效果尚不夠好，就會主動要求重錄。他說明心態：「同樣的曲子要反覆聽上好多次，才能琢磨出較好的處理方式，這不僅很累人，而且很煩，實在是項考驗體力和耐性的工作。而其中的樂趣，就在能錄出特殊的、高明的效果，能為唱片增色。我喜歡與認真、仔細、要求多的製作人合作，做來比較有挑戰性，比較能激發出靈感。」
依「型」選「歌」，依「歌」造「型」
當唱片錄製工作如火如荼地進行時，企劃部門也展開為歌者塑造形象的行動。製作與企劃應為一體——依「型」選「歌」，也依「歌」造「型」。製作人與企劃須有很緊密的聯繫。
飛碟公司為蘇芮塑造形象時，認為她的歌聲十分有力，偏向極端，因此建議她穿極端顏色的衣服；而且她是「唱將型」歌手，為了不讓觀眾分散注意、專心聽歌，因此主張衣服造型宜簡單，最後選中黑色褲裝。
一般說來，歌者的形象最好與他個性相符，會比較自然。但有時為顧慮市場，也可能相反。例如：新近竄起的玉女歌星林慧萍，私下是個開朗、活潑的女孩，但國內抒情歌曲的唱片一向賣得比輕快的歌好，且她又擅唱抒情歌，公司決定把她塑造成多情、哀怨的形象，就要求她面對照相機、攝影機時都不要笑。唱片公司發佈她的照片時，更是千挑萬選，經多次過濾，果真成功塑造了她的玉女形象。
人要衣裝，「片」要「套」裝
通常在「型」確定後，唱片公司會請美容專家及服裝設計師來為其設計髮型、化妝及服飾。
許多業者都已體認到，在目前這個工商時代裡，文化產品也不能只注重「產」，「銷」亦十分重要。而要做好「銷」，就得注重企劃。
極重視企劃工作的滾石唱片公司，還請專人為每張唱片設計推介給傳播界及社會大眾的方式。他們發行的羅大佑專輯「亞細亞的孤兒」及李恕權專輯「迴」，都是風格特殊、原不被看好的唱片，結果都很成功，為這二張唱片宣傳做企劃的詹宏志，功不可沒。
人要衣裝，「片」要「套」裝，唱片封套的設計，能予消費者良好的第一印象，也十分重要。
「過去的唱片封套，多只是找歌者拍張『大頭照』，而所謂『封套設計』，也只是把圖片和文字的版面安排一下而已。現在我們則依據整張唱片或主打歌的風格，設計歌者的化妝、衣著及拍照方式，然後根據照片設計封套，成為『整體設計』。」去年民生報與華視主辦「金碟獎」的唱片封套設計獎得主杜達雄說。
他得獎的作品是潘越雲的「天天天藍」，潘穿著一襲白衣佇立在沙灘上，背景是湛藍的天空，旁邊是一張空的椅子，象徵思念的人不在，整體感覺清爽、幽雅，並帶著些許哀愁。
宣傳企劃大有學問
唱片出版前，宣傳人員即展開部署，安排開記者會、上電視打歌、到電臺接受訪問等。這時歌者必須充分配合，出現在每一個適當的場合中，並以密集安打方式不斷向大眾「推銷」那一首（或數首）歌。聽眾在飽受「灌輸」之後，通常也就認同了，紛紛掏腰包買那張唱片。
要想推出品質精良的唱片，所投下的成本自然高些。如果每一環節都聘請高手參與，則一張唱片的製作費有高達百萬元以上的。
目前一般唱片的製作費都在卅萬至五十萬元間，銷售到二萬張時可以平衡收支。
新公司崛起，老公司頗受威脅
近年來，國內出現許多新的唱片公司，打破了幾家大公司，如海山、麗歌、歌林、新格等稱霸的局面。這些新公司如拍譜、滾石、飛碟等，雖然規模不大，但因其負責人懂音樂、愛音樂，製作、營運方式頗多創新，因此成績頗佳。
例如孫越、陶大偉的第一張專輯「朋友歌」，因風格特殊，曾找過許多唱片公司被拒，後來由滾石公司為他們出版。
為什麼滾石願意出版呢？該公司負責人段鍾潭說：「我們覺得唱片應該有多種類型，不應老是固守在傳統的風格上。這種幽默詼諧的歌也很好啊，應該會有人喜歡的。因此我們把這張專輯定名為『歡樂英雄』，強調『花一百元即可買到快樂』，結果賣得很好。」
盜版影響唱片業的發展
長久以來，影響唱片界發展的最大因素，為盜版猖獗。一首歌只要流行，第二天盜版立刻出現。盜版唱片或錄音帶雖然品質較差，但售價多只有原版錄音帶的三分之一，且又將許多不同歌星演唱的流行歌曲集在一起，故有很多消費者願意購買。據業者估計，每張暢銷唱片盜版的銷數約為原版的三倍。
因此，某些唱片明明十分受歡迎，但其實發行公司所得並不多。唱片公司如不賺錢，就會把作曲、編曲、製作等工作人員的酬勞壓低。而且現在大部分作品都是「買斷」，不像國外的創作者——作詞、作曲、編曲與製作可以抽版稅，只要編作一首好歌，製作了一張暢銷唱片，就有源源不斷的收入，可以衣食無虞地繼續創作。
著作權法修正案將為唱片業再開新氣象
為了扶持唱片業正常發展，「著作權法修正草案」已提出採取重罰方式，以期有效遏阻盜版。
一般預料，如此唱片界將會成為一個較「有利可圖」的行業，必會吸引更多的人參與角逐。
「所以我們要『未雨綢繆』」，飛碟公司總經理吳楚楚說：「唱片是個整體創作，須有好的作詞、作曲、編曲、製作、企劃……一起合作；而國內在各方面都有不少人才，可惜沒有好好組合。因此我們計畫吸收一群人，組成製作中心，採用抽版稅的方法付給酬勞，讓他們能有好的收入安心創作，也更願意盡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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