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的週末，加州陽光炫爛耀眼，藍天下一片片柔軟如棉花的白雲，低到好像伸手就可以摸到，矽谷的知識與人才搖籃──史丹福大學校園顯得有些空蕩，學生們可能都躲在圖書館或宿舍K書準備期末考，假日的校園屬於遊人。

剛拿到電腦科學碩士學位，已卸下台灣同學會會長頭銜的朱政道，依約出現在校園著名的地標──教堂前。27歲的他畢業自交通大學資訊工程系，3年前收拾起行囊，來到太平洋彼岸，成為同班五十多位同學中，少數出國的3人之一。

這位理工高材生在矽谷如魚得水，3月快畢業前他到網路搜尋引擎的龍頭公司Google實習，爾後將履歷放在公司的網路徵才資料庫上，幸運的他，面試一關就被正式進用。股價一度攀上400美元的Google給起薪水來相當大氣，新進工程師的年薪高達十多萬美元，駕著賓士跑車奔馳校園的社會新鮮人朱政道，已開始享受他意氣風發的歲月。

台灣交大畢業、美國史丹福大學電機工程碩士的朱政道，畢業後如願成為搜尋引擎龍頭Google的正式員工。

台灣留學生少了

朱政道投資洋碩士兩年的回報看來頗為豐碩，同一個場景，苦讀電機博士學位堂堂邁入第6年的王富民，則徘徊在堅持學業或輟學創業的人生關卡上。

王富民嘆息，31歲才出國留學，太晚了些，從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取得碩士後，獲得史丹福大學電機系知名教授青睞，提供獎學金、收為指導學生。不料第三年指導教授竟跳槽至東岸的麻省理工學院，他只好另尋指導教授，以致「用半導體製程研究微小機械結構」的研究出現了銜接不下去的瓶頸，估計至少還要3年才能拿到學位。

對研究顯露疲憊的他，盤算手上籌碼：再熬幾年拿到博士，留在美國教書，但又要經歷研究升等的漫長過程，他不知自己有無堅持下去的熱情？或者如微軟、蘋果電腦的創辦人輟學創業，但如何將點子轉變成具體商品、到哪找錢、回台或在矽谷開公司等等？還有待苦思。

身兼北加州台大校友會會長的王富民，對台灣留學生在美國知名學府行單影隻深有感慨。「這5年，系上沒有第二位台灣學生，史丹福大學的入學門檻本來就高，還不明顯，加州州立大學的華裔學生中，現在大約有70%來自中國。」

科技吉普賽人因機會、市場而流動，第三波移民潮將由矽谷往亞洲前進。

一場拉距戰

攻讀博士學位，是一場時間、精力與智力的競賽。

「台灣留學生沒有繼續攻讀博士，大多是因為沒有拿到獎助學金，」王富民認為，除了博士生銳減外，出身台灣、留在美國學術界發展的三、四十歲青壯族教授已如鳳毛麟角，而中國、韓國教授卻是越來越多，來自故鄉的年輕學子受到的提攜和照顧，多少也有程度差別。

自1979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留學生便傾巢而出。根據美國國際教育協會的統計，1993年，中國的留美人數，已經高居全美外籍學生的首位。不過，當時台灣的留美人數也有3萬7千人，與中國的4萬5千人相距並不遠。

但是近十年來，中國留美學生大幅快速成長，2005年已達6萬2千人，中國龐大的留學軍團，在世界各地形成不可忽視的海外勢力，成為大陸經濟發展的後盾。相反的，台灣的留學生人才庫卻是逐漸衰微，2005年，台灣的留美人數只有2萬5千人，比十年前減少了一萬多人。

兩岸留學生此消彼長的效應已持續發酵，美國主要大學以及重要的工業、產業、尖端研究機構都可能被對岸留學生盤據，台灣的國際資源，如同乾旱的水庫一樣，到了拉警報的水位警戒線。

中華經濟研究院國際經濟所所長陳信宏的報告則指出，2003年，全美總數8萬4千多名國際學者中，中國以1萬5千多人居首，台灣則以1241人屈居第14位。值得探究的是，人口僅多台灣一倍的韓國，竟然以7286人居於第二，高出台灣五倍之多；若加上排名第三的印度、第四的日本，亞洲勢力已難以忽視。

知識是產業的搖籃，位於矽谷的史丹福大學更是產學合作的最佳典範，不僅老師鼓勵學生創業，不少教授自己也身兼企業執行長。

半導體的黑洞效應

過去二十年，旅美留學生一直是台灣與國際接軌、提升科技產業最堅強的人力資本。

1980至1990年代，一批批台灣留學生回國創業，帶動「台灣矽谷」──新竹科學園區的榮景。根據2004年的統計，竹科384家廠商，約有113家、29%由海外學人創立，歸國學人佔竹科十萬員工的4%，並在1995年達到6000人回流的高峰。近年的成長則趨緩，主要原因在於竹科已屆飽和，中科、南科又相繼開發，吸引不少大廠和新創業家進駐。

不過，也有人認為，華裔人才回流減少，與美國渡過網路股災、經濟逐漸復甦有關；再加上台灣留學生逐漸減少，以致循環不良。

為什麼當台灣經濟起飛、國民所得攀升，留學生反而越來越少？菁英學生不再出國取經，下一世代的台灣新興產業應聚焦何處？相關技術人才又應如何培育？

6月間，北美台灣工程師協會、矽谷台美產業科技協會帶領七十多位工程師與創投家回台，與國內產官學界舉辦「台美產業科技高峰論壇」，討論如何活絡台灣產業與人才培育等議題。

多位參加論壇者不約而同指陳，台積電、聯電等半導體產業猶如吸納人才的黑洞，排擠其它產業，以致後起的面板、光電、數位內容產業等，必須展開激烈的搶人大戰，大家在小池子裡爭得你死我活，而小公司更是難以吸收到好人才。

其次，1983年台灣高科技業的聯電開始實施豐厚的員工分紅配股制，有效留住人才；1999年政府開放大學理工系所研究生可以選擇到民營公司服任「國防工業訓儲」制，申請入選者比照正式員工，既有薪水、又可分紅，開放名額一年比一年多，目前約有3900名，但卻得一「綁」4年；加上少子化、國內研究所增設等種種因素，國內「拉」力大增，導致理工菁英們無心出國。

3年前台大電機工程系教授陳永耀曾調查台、清、交等公立大學電機所數百名學生的留學意願，結果發現只有26％的準研究生想出國深造。但若進一步詢問這群研究生，如果廢除國防役，選擇又是如何？結果，出國意願的比例提高至36%；若有獎學金，比例更大幅提高至59%。

不過陳永耀觀察，近來情勢已有改變，今年他實驗室的5名研究生都沒有申請國防役，因為一般的義務役期已有愈來愈短的趨勢，而可以發放豐厚員工分紅的科技公司其實不多，「經濟誘因減低了」。

但近年台灣學子的托福、GRE考試成績遠遠落後於中國，學生若想出國留學並爭取獎學金，可得在英語上加油。而針對這點，政府也祭出多項補救措施。（見12頁圖）

高素質人才是產業聚落的基礎，矽谷工程師中25%為印度裔和華裔。有人開玩笑說，如果他們集體罷工，矽谷就會癱瘓。

拉起「微笑曲線」兩端

如果台灣年輕學子不再出國留學，很快就會出現高級人力接續不下去的斷層現像。因為直到現在，台灣資訊產業的提升依然緊繫於過去留美的人力，產官學界也一直持續到矽谷的科技魚池裡「釣魚」。

連續3年，國科會都帶領四十多家廠商走訪美、加的聖地牙哥、洛杉磯、舊金山、溫哥華等城市，以及日本東京招募人才，包括台積電、仁寶、瑞昱、鴻海等知名企業都參與海外徵才的盛會。

赴海外徵才，成本不小，我們有何戰略目標，想吸引哪方面人才？

就人才需求來說，國科會曾針對半導體、顯示器、通訊、資訊服務、數位內容、生物科技等6大產業，進行未來3年的缺口調查。以產業前景為持平的狀況推估，6大產業將開創10萬6千個工作機會，而國內相關科系可供給9萬6千人，但是微笑曲線兩端的高階研發、品牌行銷人才，就必須向國際徵求。

結果，2003年的國際招才會，接到3000件來自北美各地的履歷，成功招募599人回台；2004年， 1800件履歷，回國工作者656人；去年應徵者增加到2590人，回國667人，成果不錯，但顯然離填滿缺口還有很大距離。

仁寶電腦人力資源處副理汪伯齡表示，台灣是筆記型電腦的主力生產國，仁寶每年都會公開對國內外招募，其中90%的人才可以在國內找到，赴海外尋找的是很少數、特殊技術的關鍵人才，譬如射頻（RF）802.11的技術人才，在國內找了一年都沒找到，去年終於在矽谷找到；而測試筆記型電腦良率的人才，則是在日本東京找到的。

竹科一間以快閃記憶體為主力產品的半導體公司研發長則說，全球從事IC邏輯設計的公司有幾千家、矽谷少說也有上百家，但開發快閃記憶體者只有二十多家，這種稀有人才是「可遇不可求」。

他們鎖定具有該領域的經驗、能力，可以讓公司研發技術更上層樓的人。去年至矽谷轉了一圈，雖然面談了幾位人選，但彼此期望仍有落差，空手而回，今年仍將利用招才平台，耐心尋找。「半導體研發重心由歐美移往亞洲的方向已浮現，台灣很有優勢，」他說。

史丹福大學電機研究所博士生王富民正在為研究成果奮鬥。他對近年來台灣留學生人數大幅減少深有感慨。

市場前哨站

研究知識創新人才發展策略的中經院國經所所長陳信宏指出，有實力的國際品牌要能引領產業的遊戲規則，如制定價格、產品規格、系統架構等，切入角度不同於以代工為主的創新模式，也不只是回答客戶所提出的技術問題。

打造品牌，絕非易事。除了要以技術創新為後盾，也要看時機。新品牌的崛起大多發生在產品或產業世代交替的階段，譬如破壞型創新、新的產業平台（如頻寬壓縮技術，讓韓國行動通訊業者趁勢而起）、新的產品規格（如手機貝殼機成為主流）、新的應用（如網路電話Skype），或者如台灣明基併購德國西門子手機部門，買下既有的品牌或通路，也是策略。

「台灣目前的創新仍以漸進式技術改進為主，但要提升產業層次，必須強調原創性的創新，」陳信宏說，尤其當中、印、韓也到矽谷搶人時，台灣產業若不深耕轉型，恐將出現弱化情形。

人才是掌握產業方向的舵手，而具備國際經驗、又兼有中英文化長才的華裔人才，幾乎是全球主流企業競逐的對象。

去年7月，美國兩大科技公司微軟和Google，就為了搶奪台灣出身的華裔科學家李開復對簿公堂。當這位語音辨識技術的研發天才、微軟首位華裔副總裁跳槽擔任Google全球副總裁兼中國區總裁時，不只為美國網路業投下一枚炸彈，也在亞洲和中國引起極大震撼。

當年李開復為微軟在北京創辦亞洲研究院，戰功彪炳；2005年當李開復遞出辭呈時，微軟啟動了一連串的打擊動作，顯示微軟與Google的對決，已經不止於美國本土西雅圖與矽谷之間，對於亞洲這塊新興市場重鎮，雙方已跨過太平洋，再度迎戰，而人才爭奪正是進攻市場的前哨站。

碧藍天色、廣闊土地、人文薈萃，全球的人才與資金，因著矽谷的天時、地利而湧入，造就了高科技城的產業群聚。圖為矽谷所在地聖荷西市市政中心。

人才的藍海策略

值此中國崛起之際，台灣要用什麼樣的誘因，吸引海外的資深華裔人才？

帶領台商赴海外徵才的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執行秘書汪庭安說，很多華人不願公開提及亞裔在美國向上晉升可能碰觸的「玻璃天花板」問題，但如果當年台積電前董事長張忠謀選擇留在德州儀器，或者中研院將卸任的院長李遠哲留在美國，恐怕成就都不若今日高！

就產業現況來看，「自有品牌有誘因，而台灣資訊業代工龍頭的地位已經得到全球認可，也有吸引力，」台積電人力資源部副總經理張秉衡認為，像李開復這樣的人才，不會只想侷限在台灣發展，台灣企業必須為人才打造可以揮灑的國際舞台，才有條件吸引華裔、印度裔，甚至日、韓等國際人才，目前台積電持外國護照的外籍人才大約有兩百位。

陳信宏認為，思考人才問題時，要有不同於傳統的「藍海策略」，也就是超越過去單純只是「引進來」，更要有「走出去」的新方向。因為不論政府如何努力祭出高額獎學金作為留學誘因，都會面臨本地高教擴張、少子化等結構因素，而難以突破。

他建議，除了活絡經濟，更要打開人才藩籬，提供對外籍人才友善的生活和工作環境。其他如強化科專計畫、國家型計畫，建立台灣研究團隊與國外研究園區長期合作的關係；並鼓勵企業設立海外研發與生產中心，借用海外多元人才的能量，提升母公司的跨國整合能力。

華裔父母用心培育子女教育，到了美國一樣要擠進好學區，才能申請到好高中。

科技吉普賽人

從歷史縱深來看，華裔科技移民經歷外流、回流，如今已走向第三波高峰──人才從矽谷、台灣奔向中國，並在三地間來回遊走。

「台灣企業常喊人才不夠，因為人才是會流動的，即使國內自己培養出來的也不一定就會留在台灣，或為台灣企業所用，」中央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薛義誠表示，人才不外跟著機會走，美國估計到2015年將有330萬個工作因外包移往海外，機會流向亞洲的趨勢很明顯。

目前雖然仍有不少在中國的外商企業高階主管出身於台灣，譬如德州儀器亞洲區總裁程天縱、微軟大中華區總裁陳永正、網康中國區總裁王崇智等，但是當越來越多中國本地經理人，以及「海歸派」紛紛冒出頭，台灣經理人隨時有被取代的可能。

杜家濱就是一例。原本任職於台灣惠普的杜家濱，1985年派駐中國，成為惠普中國區副總經理。1994年轉戰微軟，成為第一任中國區總經理，5年征戰，他扭轉了微軟被中國市場排斥的現象，讓Win95得以在北京紫禁城發表亮相。1998年杜家濱被思科總裁錢伯斯相中，擔任中國區總裁。2001年思科全球裁員聲明中，中國市場不僅未減一人，而且還特別提及中國市場仍保持著100%成長，中國思科的員工人數更從最初的100人成長到600人，95%為當地聘用。

去年8月，杜家濱卸下思科中國區總裁的職位，大陸媒體認為是因「業績不盡理想」，但當時思科在中國市場第三季的營業額仍較前一年同期成長10%，思科的解釋則是「因戰略需要作人力調整」。

幾經思索，已在中國深耕21年，父母仍住在台灣的杜家濱，婉拒調回美國總部的安排，今年5月正式離開工作8年的思科。日前從北京回到高雄探望雙親的他，正在思考未來，「是不是還要幫大公司打工？」48歲的他，也有可能自行創業，總要趁還有機會時奮力一搏。但不論如何，行事認真的杜家濱，已打過美好的一仗。

人才是國家競爭的決勝關鍵，台灣人才的優勢還能維持多久？「百年樹人」的工作，已如箭在弦上般急迫，今天不做，更待何時！

碧藍天色、廣闊土地、人文薈萃，全球的人才與資金，因著矽谷的天時、地利而湧入，造就了高科技城的產業群聚。圖為矽谷所在地聖荷西市市政中心。

矽谷資訊產業的秘密來自於沙、石、土中的「矽」，高純度的矽具有半導體特質，1950年代電晶體取代了真空管，也將電子科技帶向新境界，惠普、英特爾、蘋果等公司應運而生。圖為英特爾博物館，完整紀錄矽谷的發展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