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蘇建和、莊林勳和劉秉郎等3名被告第一次被判處死刑，此後，年輕的生命在煎熬等待中虛度：判刑、上訴、駁回、再上訴……。2003年，11年暗獄繫縛後，自由曙光初現，3人一度改判無罪，當庭釋放。

然而，在原告家屬和檢察官相繼提起上訴後，今年6月底，蘇建和等3人重回法庭。這回，他們的無罪判決遭到撤銷，死刑枷鎖重新上身，而這場纏訟16年仍無法落幕的司法悲喜劇，反映出台灣的累訟之風，已對法界、訴訟者乃至整個社會，形成了極大的身心負荷。

青春變調曲

當判決宣讀，在環伺的鎂光燈照射下，蘇建和等3名被告顯得語音沙啞、虛弱無奈，彷彿經過十幾年的生死拉鋸，意志力早已渙散。但短暫休息後，3名被告及營救團體決定再度出發，以人權律師林峰正為首的義務辯護律師團偕同被告，已向最高法院再度提起上訴。

「這次，等待判決的不只是3個人的生死，」林峰正強調，「一起被放上正義天平的，還有違反『無罪推定原則』與『嚴格證據法則』的台灣司法！」

依據起訴書，1991年3月，服役休假的王文孝帶莊林勳、劉秉郎、蘇建和與胞弟王文忠，前往鄰居吳銘漢、葉盈蘭夫婦家行竊，不慎驚醒了吳氏夫婦。遭到吳銘漢斥責後， 4人憤而制住兩夫婦，除繼續搜獵財物外，更起意輪姦葉女，4人（除在屋外把風的王文忠外）更猛刺被害者79刀致死，刀數過多，遂讓警檢推論犯案者不只一人。

案發5個月後，現場的一枚血指紋，將線索指向了當時正在海軍陸戰隊服役的王文孝。面對鐵證，王文孝認罪並且詳細交代了一人犯案的作案經過。然而隔日王文孝卻推翻證供，供出弟弟王文忠為共犯；之後王文忠又供出蘇建和等人，一場由行竊引發的雙屍刑案，自此進入冗長的司法程序。

1992年初，在軍法「速審速決」原則下，王文孝執行槍決，隔日蘇建和等3名被告進入一審，同年2月，台北地方法院判決3人死刑。之後屢經上訴、更審均維持原判。1995年，最高法院以死刑判決定讞。

不過，最高法院的判決並未為此案劃下終點。由於缺乏直接證據，人權團體質疑，僅憑王文孝的供詞自白，難道就足以判定3人死刑？何況這份供詞極有可能在刑求下取得。在聲援者奔走下，時任檢察總長的陳涵曾2度提出非常上訴；此後，包括馬英九在內的多任法務部長，皆拒絕簽署執行死刑的命令，終爾纏訟至今。

審判司法？

檢視此案，從自白與證據孰輕孰重、刑求取供、證據的搜索鑑定，到人犯羈押等問題，蘇案已被視為國內要求司法改革、廢除死刑的指標性案例。但另一方面，看在受害者家屬眼中，聲援團體只顧被告人權，卻漠視家屬失親之痛，以及企望司法伸張正義的渴求，也令他們辛酸怨怒。

蘇案纏訟16年來，台灣司法其實已有大幅進步，包括總統府國務機要費案、馬英九市長特別費案、高雄市長選舉訴訟等涉及當權者的大案，過往無法想像的政治權貴接受審訊的場景，如今已司空見慣。但在司法進步的大旗下，還有許多像蘇案一樣的民刑事訴訟案，因為無效率的冗長審判而牽拖一生。這種「司法無邊」的亂象，值得法界與社會給予更多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