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焦點

文．熊玠(四月七日在中華青年協會所辦「三中全會後國府政局展望」座談會講話摘要)

自從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結束以來，似乎在海外聽到消極評論甚多，有某華文報甚至以「同志、敵人都失望」作斷語。這次會議真的那樣無成果嗎？我覺得很值得推敲。

預期人事大動者將失望

我個人認為，如果有人曾預期三中全會將為國府帶來重大人事變更，那一定會失望。（當然，中常委卅一成員中多增加本省籍二人，將台籍委員總數由十二人擴至十四人，佔全體的百分之四十五，也是值得注意的。）另外，如果我們曾期望三中全會對某些炙手問題（如黨禁、戒嚴法等）將有突破性的答案，那也一定會失望。

可是，我認為三中全會最重要的成果是：黨主席蔣經國先生的致辭，對整個中國問題提出一個通盤理論。

要體會經國先生在三中全會上致詞的真諦，首先須注意到這篇致詞題目的不凡：「中國之統一與世界和平」。這本是國民黨主席一篇討論該黨由七十五年前三月廿九日黃花崗之役，一直到今天所經過的艱苦旅程，並從而指出未來奮鬥方針之文章。既然如此，與「中國統一」有何相干？再者，「中國統一」又與「世界和平」又有何關係？

最明確的「點題」之語

全篇演講最明確「點題」的一句話，出現在「本黨對世界局勢的看法」一章之第三節。他說：「中華民國是唯一能使中國大陸重返自由世界的關鍵力量」。首先，我們須注意這堭j調的「唯一」二字，這顯然是指任何外國都無法將中國大陸帶回自由世界，也包括美國玩「中共牌」之努力在內。那麼，為什麼別人都不能，唯有「中華民國」能呢？這是因為「台灣經驗」的「吸引力」。

我們無法寄望大陸中國共產黨會自行變質，而放棄共產主義。但由於中共要想與台灣「統一」，而為了要縮減它在經濟、政治等方面與台灣的差距，則非力起直追、仿效「台灣模式」不可。由於促使中共仿效「台灣模式」的最大動機是「統一」，故對「中國統一」必須肯定。此所以經國先生強調「中國必將統一」。既是中國統一須發生在這些差距縮短（即仿效「台灣模式」成功）之後，而其所仿效的台灣經驗又是三民主義之成果，故經國先生立刻補充曰：「但必將統一在福國利民的三民主義制度之下」。

提出中國統一五大方針

以上說明瞭為何經國先生談話題目的前半是：「中國統一」。而如果由於「台灣模式」的刺激，使中國大陸因仿效台灣而起制度上之轉變，真正回到自由世界，豈不是對世界和平大有助益？此所以經國先生說：「唯有真正自由民主的中國，才能對世界和平有所貢獻」。這樣豈不是把「台灣經驗」、「中國統一」，及「世界和平」在邏輯上全連起來了嗎？

不但此也，經國先生尚提出了五大方針，作為「中國統一」大業之明確指南。翻成「白話」的話，這五點是：一、政治上，全面推行民主憲政，廢除極權專政；二、經濟上，保障私有財產，發揮市場經濟，取消國家對私有企業之束縛；三、社會上，強調機會均等，取消特權；四、文化教育上，獎勵學術自由，去除教條主義，以兼容並包精神，擷取世界文化，並弘揚中國傳統倫理道德；五、在對外關係上，恪盡國際義務，不搞「革命輸出」，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這五條方針中，每條均有一「不為」，是對中共現有之詬病；而每條也有一「須為」，這不單是國民黨自身的課題，也是給國府當局作下的諾言，同時亦是對中共提出的一種「有為者亦若是」之號召。

以台灣為統一催化劑

這篇文告有兩大特色。第一、在精神上，它跳出了以往「三不」政策之消極態度；對統一問題採取「正視」之姿態。在對付中共統戰上，已由以往躲閃而轉為正面迎戰。（當然，這不一定表示立刻放棄戰術上之「三不」。）第二、這篇文告已提出較具體的解說，為何「台灣經驗」堪足為大陸仿效，為何由此而可達到中國統一，超出了以往「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空洞口號。

我個人一直認為以往國府「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口號，未能解釋為何中共會甘願接受。近兩年來，我曾主張以台灣作「催化劑」，以求在「要統一、但非現在」之號召下，鼓勵中共模仿台灣經驗，並鼓勵其制度逐漸轉化，更須在文化上與台灣國府找到共識。我之「台灣催化劑理論」中，也曾呼籲海內外朋友瞭解：一、中國大陸唯有在共產制度轉化以後，方能在戰略地圖上與美國及自由世界站在一邊；二、唯有靠「台灣催化劑」方能促使中共制度轉變；三、唯有在中國統一不是立即達成之條件下，中共才會意圖藉學習台灣經驗來縮短與台灣間的差距；四、唯有台灣海峽寧靜現狀的繼續，「台灣催化劑」方能發生預期作用。

經國先生文告中所強調「台灣經驗」的號召力一節，與我的「台灣催化劑」論點，雖然並不完全相同，但精神上是很接近的。可是，我以一個美籍華裔教書匠的私人身分提出「台灣催化劑」理論，不足為奇；而經國先生以國民黨主席身分提出類似理論，用以闡述為何三民主義最終會做為統一中國之基礎，其膽量與真誠，值得敬佩。

對三方面作了交代

總之，經國先生在這篇文告中對三方面均作了交代。第一、對於中共的統一攻勢，他提出了一個通盤答覆。第二、對國府前途，他提出具體使命。第三、對自由世界，他許了一個宏願——以台灣基地促使中國大陸重返自由世界，唯有真正自由民主的中國，才對世界和平有所貢獻。這篇文告，將現階段的台灣、中國統一、與世界和平很合乎邏輯地聯在一起。它為國民黨以及國府未來奠定了更明確的理論基礎。我認為這是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最值得注意的成果。

以新行動迎接新階段

文．黃輝珍(中國時報四月一日）

中國國民黨第十二屆三中全會，歷經三天的密集會議後，已順利閉幕。反省這次會議之所以受到海內外的一致關切和高度期待，主因無非是現階段台海地區的整個社經發展，已經到了一個新的轉折，各種變遷糾葛與新生事物亟待以新的思想與政策去解決和導引；而要解決與導引，則亟須建立長程導向的、制度強固的、不因人而變的政治領導系統。在這種情況下，三中全會的召開，必然令人賦予期望，並關切這些期望是否落實於具體的決定。

會議重點強調改造革新

主要議題研究組黃少谷中常委在說明議題研究過程時說：「議題不能陳義過高，應該顧及可行性。國民黨是負責任的政黨，說得到的，一定要做得到的；做不到的就不能說。有關議題的政策規畫，將於會後責成中央常會擬定具體方案以求落實。」

事實上，國民黨決策階層除了在重申基本國策之外，並非對各界期待三中全會之殷毫無所悉，這從三天會期的二次聆聽總裁蔣公關於黨的改造與黨的革新的遺訓，已可推知會議的重點仍十分強調「改造」與「革新」，這除了切合當前全黨的階段性需要外，也是對民眾殷切期待的一種體認和回應。

作為這次主要議題的「承先啟後，開拓國家光明前途」案，雖然提示了「非常時期之認知不可無，現行憲政之體制不可變」、「將復國建國大業，推進到一個更光明而嶄新的境界」、「以黨的革新帶動全面的革新」、「人人為忠肝熱血之人的氣節」等四大原則，但這畢竟都只是概括性、原則性的提示，並未落實為解決現實問題的具體方案。

因此，如何在國家長期目標下，堅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使命，面對現實，正視目前政治癥結，有思想、有政策、有步驟地推動「改造」與「革新」的任務，就有賴三中全會之後，黨的求新求變決心、黨的期待未來信心與黨的解決問題能力了！

貫徹有賴決心、信心與能力

在決心方面：蔣主席勉勵全體黨員「堅強、堅決、堅定」，來化解原來被視為難題的許多問題。也就是主觀意志往往可以在相當大的範圍內，克服客觀的障礙。

在信心方面：蔣主席在昨天晚間餐會上勉勵全黨同志「不可偏心、不存私心、不要有自利心」，並且要經常地反省。蓋因政治領導工作，既是一項智慧的事業，也是一項道德事業，如果一切循正道而行、不偏心、不私心，則千萬人吾往矣，必定充滿信心，也可在相當大的範圍內化解客觀障礙。

在能力方面：蔣主席在閉幕詞上勉勵全黨同志要「任勞任怨」，也就是在面對困難與挑戰時要挺得住、耐得住，不可灰心喪志。這是全黨能力表現的首要條件。此外，黨的組織功能與決策過程，是否能夠充分吸納時代的脈搏，是否能夠在思想上領導時代，這些能力，國民黨都應該強化起來。

此外，蔣主席在閉幕詞上也重申了主要議題中「以黨務革新帶動行政革新，以行政革新帶動全面革新」的行動要領。這項指示精確地闡明瞭政黨政治的基本原則，特別是在國民黨長期擔當政治主導勢力下，這項提示尤具深刻意義，也就是國民黨的革新是目前一切革新的發動機和原動力，而行政革新則是一切革新的主導因素。

諸多後續措施亟待開展

精確言之，國民黨的革新無非在兩大方面，一是人事革新，二是政策革新：

在人事革新方面：此次中央常務委員改選，增加了李煥、吳伯雄、施啟揚、陳履安四位黨內中壯一代的菁英，這在此次以安定為原則的改組政策下，能夠突出中壯一代，使黨的最高決策機構更具均衡性、更具世代承續功能，顯然是一項相當前瞻性的人事革新措施。秉此原則，再予持續擴大其他各領域的人事革新，積極效果將是可以預期的。

在政策革新方面：國民黨既然已經充分認知現階段各種問題的癥結，在顧慮改革的可行性問題時，應該發揮最高度的積極性與進取心，將可行性發展到極限，擴張到最強的能動度；否則，改革總難免有阻力，難免涉及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對，如果稍遇阻力與反對，就以不具可行性為理由而打消改革的原始動機，那就永遠沒有改革的時候了！

總之，這一次集合國民黨菁英的歷史性決策會議，形式上雖然已經結束，但是從整個會議的過程與成果來看，實際上仍然有許許多多的持續措施亟待開展、亟待落實。從這個角度來看，這次會議並未結束，應該只是中國國民黨迎接新的歷史階段的開始！

在安定的基礎上力求革新

文．戎撫天(聯合報四月一日）

在這次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中，卅一位中常委，共改選了四位。新任的中常委中，內政部長吳伯雄、法務部長施啟揚均屬省籍才俊，都在五十歲左右，陳履安也不到五十歲，他們三位加入中常會，將使中常會的平均年齡降低、本省籍才俊的比率提高，執政黨漸次培養省籍才俊的政策，再次獲得肯定。

執政黨三中全會中，共通過一項主要議題、二項決議文，蔣主席在開會及閉會典禮的二篇講詞，均充分顯示執政黨的既定政策不變。對大陸，堅持推動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政策；對內，強調非常時期認知不可無，憲政體制不可變。

不過，在分組審查及大會討論階段，不少與會人士曾針對當前時弊及黨務缺失慷慨陳詞，亦發生若干作用。譬如對黨務報告決議文中，即依據與會人士的發言，增列強調將協調政府注意金錢暴力介入選舉及競選期間候選人競相脫法現象，謀求解決；此外，並決議檢討現行提名政策，注意輔選紀律。

三中全會的最重大收穫，可能不僅在會場內的檢討與發言；由於執政黨決定召開三中全會，帶給社會期待改革的希望，輿論界及學術界紛紛獻言，代執政黨探討當前種種政治問題並研擬對策。三中全會的召開，顯現了執政黨與社會存在著互動感應關係，這是三中全會最大的成就。

蔣主席在三中全會閉會前表示，他對三中全會的圓滿閉幕感到興奮，也感覺不安，因為全體國民對執政黨的期望這麼大，如何來完成這麼大的期望是很重、很重的擔子。蔣主席並宣佈，要以黨的革新帶動行政革新，以行政革新帶動全面革新。

三中全會的閉會，顯示了執政黨政策的穩定，及在穩定前提下追求革新的意願。

四位新任中常委承先啟後

文．李永得楊淑慧鍾祖豪林啟昌張慧英(自立晚報四月一日）

國民黨此次中常委改組幅度雖然很少，但在年齡結構上，已因四位年輕的政治菁英入選，對未來國民黨權力結構的變遷，具有重大意義。

教育部長李煥，膺選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印證了這位沈穩的政治人物，存著堅強的政治實力。

李煥掌教育部兩年來，作為積極，但行徑卻保守謹慎，「少說話，多做事」是他的座右銘，「少曝光」更是他的原則。不過，他待人圓熟體貼，處事細心周到，使他能廣結善緣。

他曾歷經黨務要職，民國六十六年，奉命到高雄籌建中山大學，短短數年，使中山大學從無到有、從有到好，而於七十三年出任教育部長。

李煥最為人稱道的是做事認真，一板一眼。他以非教育界出身接任教育部長，短時間能進入情況而有創新作為，靠的是每晚回家苦讀，還要做筆記，用功程度不下一個年輕學生。他不僅做事認真；並力求完美，他曾告訴教育部同仁，處理公事就像畫一幅畫，不是畫完就算了，應講究畫中的一樹、一石、一雲，如何佈局才有美感。他這種完美的要求，帶給部屬極大壓力，但卻也使大家折服。

內政部長吳伯雄在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中，順利膺選中常委，進入黨的最高決策核心，不但在吳氏個人的政治生涯中，是一次關鍵性的躍升，就國民黨高階層的權力結構而言，也極具意義。

吳伯雄廿九歲當選桃園縣省議員，卅四歲當選桃園縣長，卅七歲出任菸酒公賣局局長，四十三歲出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處主任，四十五歲被拔擢為最年輕的內閣首席部長，如今又以四十七歲之齡，膺選中常委，堪稱近年來崛起最速的政壇新銳。

由於出身基層，又有選舉經驗，因此吳伯雄極具親和力，也極重視民眾與輿論的意見，是一位甚具群眾基礎的部長。在兩年部長任內，他為勞工權益，力抗龐大的資方壓力，可說是一位頗有擔當的部長。

吳伯雄的入選更具有兩項特色：一是他具有基層實務經驗與民意基礎，將可以出身基層的背景，將民意反映至決策核心；另一是他的客籍身分，在執政黨決策階層本土化的過程中，具有微妙的地域平衡意義。目前他不但是唯一的客籍部長，也是唯一的客籍中常委。

法務部長施啟揚是我國行憲以來，最年輕的司法行政首長，兩年來他在推動各項法務政策上除從穩定中謀求發展外，也特別重視改善監所管理，加強對人權的保障。

施啟揚早在大學時代，已嶄露頭角。民國四十七年在台大法律系畢業以前，他已考上律師，並以榜首考取全國性公務人員考試。五十一年，他自台大法研所畢業後，獲得西德政府交換獎學金赴西德海德堡大學進修，主修比較民法，並於五十六年獲法學博士學位。

他回國後曾到台灣大學擔任法律系副教授，並任國際關係研究所副研究員，民國五十七年起踏入政壇，至六十五年底出任教育部常務次長，其後又調升法務部政務次長，七十三年任法務部長。

新任中國國民黨中常委的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履安，從教育界轉至黨務而又轉至科技行政，一直被視為青年才俊。

現年四十九歲的陳履安，外型溫文儒雅，看來比實際年齡小了許多，因此往往予人深刻的「青年才俊」印象；他的談吐平易溫和，顯得相當親切，但接觸過他的人都知道，陳履安其實是個非常嚴肅而切實的人，他很少開玩笑，對事情析理清楚，觀察入微，能有魄力大興大革，並進行前瞻性的規劃，處事明快，較少受外在壓力的干擾。

在教育方面，他曾創設工業技術學院；在黨務方面，他曾創辦國際聯絡室，首開我政黨外交工作；接掌國科會後，他一連裁撤了許多失去時效的機構及計畫，種種作為，許多人稱之為「鐵腕」，但許多人也佩服於他的見識與幹才。

陳履安已被視為政壇「明日之星」，他的仕途順利，與他的家世固然有關，但最主要的是陳履安本人的學識與才幹，他入選中常委接下閻振興的棒子，將提昇國內科技決策層次，對國內科技發展，將大有助益。

▲台灣省政府四月十四日通過修正「台灣省愛國獎券發行要點」將八獎由三組增為五組，以期抑止地下彩券——「大家樂」的蔓延。大家樂有何威力使愛國獎券受到威脅？賣「大家樂」犯法嗎？這股風潮阻止得了嗎？大家樂！樂透哩！

文．若比鄰(中國時報三月廿五日）

去年六月，有人把美國的「樂透」（Lotto）彩券偷渡到台灣來公開販賣，一時吸引不少各方人士的青睞，但卻遭台銀報警取締而轉為地下化的自製彩券，也因此在國內掀起了所謂「大家樂」或「第八獎」的狂熱購買風潮。

之後，由於各種媒體不斷報導，國內外許多人因購買「樂透」彩券而致一夕之間變成億萬富翁的消息，加上因「大家樂」而引發的事件層出不窮，最近更驚動了一位立法委員向政府提出質詢，認為「大家樂」已淪為社會大賭場，並大聲疾呼嚴禁取締，以匡正社會風氣。據估計目前全省至少已有三百萬以上的「大家樂」迷的「賭博人口」。電視上也說，賭風最烈的台中市已瘋迷到凡略懂事的小孩及大人，每三人中即有一人參加「大家樂」的地步！

其實，搶購彩券是全球性的時代流行傳染病（Epidemic）的癥候之一，此一熱潮在去年達到顛峰的高點，台灣僅是這股環球狂瀾中的微波之一。

古老的玩意有層出不窮的花樣

彩券英文就叫「樂透哩」（Lottery），簡單的說就是利用猜數字來分配獎金的遊戲。香港的賽馬彩票、歐洲的賽車、泰國的鬥雞，菲律賓及西班牙盛行的回力球（Jai alai）彩券，甚至台灣的愛國獎券及有獎儲蓄券，實質上都是一樣具有「幸運」或「賭」的成分和色彩，只是名義及獎金結構不同。愛國獎券自民國卅九年發行至今已有卅七年的悠久歷史，其間除了發行張數、發行頻率、中獎比率、每聯價格及第一特獎獎額等不斷進化改變外，其基本的發行原理均未改變。目前第一特獎獎金已高達一億六千萬元，玩起來也真夠刺激嚇人的。

至於深受社會矚目和詬病的大家樂則是許多獎券行私下發行的一種彩券，每組的號碼從○○到九九共一百個號碼，每一號碼出售給顧客的價格視各組、各獎券行而不同，自三百元甚至數萬元不等。參加者自行選定所要的號碼，並當場繳錢蓋章，再由主持人製成單據畫簽複印以為徵信。大家樂亦隨愛國獎券開獎，所對的號碼就是愛國獎券第八獎的三組兩位數目字，凡簽中這些號碼就算中獎。

純就統計來看參加大家樂的遊戲，不論簽選任何號碼都有百分之三的中獎機會。中獎額從所有參加人投入的獎金扣除一成的手續費後，再由所有猜中的人均分。

誰是永遠的贏家？

目前許多輿論要求嚴禁「大家樂」，甚至停止愛券發行，但民意調查反映多數人仍認為愛券應繼續存在。彩券是為了滿足人性好賭心理而衍生的「必要罪惡」呢？或是為政府創造財富而施行公益的「平衡工具」呢？

愛國獎券自發售以來，為政府彌補財政上的短絀，協助經濟建設等成果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實，多年來也從未曾聽過有人為買愛券而傾家蕩產，因此愛國獎券實無必要為那些本性嗜賭及好詐騙、舞弊的人背黑鍋。至於是否會助長投機僥倖心理，腐蝕勞奮的工作倫理，甚至敗壞風氣等也並非有彩券才致。還有「應保護中低收入者以防他們不能自製，致誤陷於他們輸不起的遊戲」中的想法，也是「父權主義」的觀念在作祟。彩券和迷信及其他犯罪行為未必有直接的關聯性。企圖賺錢致富也未必不是好事。

發行彩券不是簡單的「要」與「不要」的決定，而是如何善用正面的意義並把可能的弊病防治到最低。

事實上，我們應該承認，沒有治療這種社會彩券瘋迷的萬靈丹；我們也不必太過慮這種流行癥候會演變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日子久了，那股狂熱勁自會慢慢消褪下去。不信，你就拭目以待吧！

「大家樂」莊家送偵辦法界人士不同看法

文．林啟昌(自立晚報三月廿六日）

最近，有不少主持「大家樂」者被取締並移送檢察機關偵辦，究竟這些人觸犯了那一條法律，能不能構成犯罪，法界人士持兩種不同的看法。

主張玩「大家樂」為賭博行為的人士認為，賣愛國獎券的商店為公共場所，私下發行「彩券」賭輸贏，並填寫表格及開發單據，其行為已構成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的「賭博罪」，故警方將主持人或媒介者移送法辦是「於法有據」。

但持不同態度的人則表示，雖然刑法上規定未經政府允准而辦理有獎儲蓄或發行彩券為賭博行為，但實際上，這些彩券並未正式公開發行，他們也都自願參與，類似摸彩性質，而且方式以政府發行的愛國獎券為準，不是用其他賭具進行，如果說他們的行為是賭博，那麼發行愛國獎券豈非也算賭博？

政府為了遏止賭「大家樂」歪風，而大力取締，可謂用心良苦。不過嚴格說來，該法對賭「大家樂」的處罰，僅一年以下徒刑或拘役、罰金等，是不是能夠有效阻止日益擴大的賭風，值得懷疑。

令人頭痛的「大家樂」旋風

文．符芝瑛(中國論壇三月廿五日)

「大家樂」興起真的只是因為愛國獎券中獎率太低嗎？社會上是不是還有其他催化因素推波助瀾呢？

國立政治大學心理系李美枝教授表示，根據心理學及社會學對此現象分析，「大家樂」所以會吸引很多人參加，造成一種賭博風氣，可以從社會及個人因素兩方面去探討。

在社會因素方面，可能是社會經歷長期工業化之後，功利主義盛行，人們普遍重視金錢的價值，伴隨金錢而來的安全感、行動自由、受人尊敬等作用，對於社會上某些不能確定未來，無法掌握情境而缺乏安全感的人，產生吸引力量，而金錢也就是參與賭博的主要誘因。

另外可能由於經濟不景氣，許多人從事的行業受到威脅，尤其中下階層的人受到的威脅更大，乃創造「大家樂」這門新興行業，作為解決自己困境的捷徑。

進一步觀察，「大家樂」亦是集體賭博的一種，參與者有很強烈的從眾傾向，剛開始可能只是出於好奇，或由熟人帶領嘗試，一旦受到吸引，很容易相互傳染，迅速擴散。加上「大家樂」興起之初未受到特殊注意，社會制裁力不高，也是助長其蔓延的原因。

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研究員朱雲鵬從經濟層面分析，認為「大家樂」流行的原因，其實就是愛國獎券中獎率太低。

他說，許多先進國家，例如美國，偶而也會允許發行獎券來貼補某些財政有困難的州，這種利用民眾喜歡以小錢賺大錢的心理，往往能夠替政府籌措不少經費。當然也是禁止民間發行的。可是今天我們發行愛國獎券非但不是為了紓解財政困境，反而將其視為政府固定收入的一部分，況且由於中獎率太低，政府從中獲得的利潤太高，許多人認為與其讓政府賺，為什麼不自己賺呢？「大家樂」於焉產生。此外，「大家樂」以猜測愛國獎券第八獎來決定輸贏，又掌握了下面兩個優勢：第一、是毋須另外發行獎券，免除印刷費、管理費等必要成本；第二、是一般人對愛國獎券開獎過程的公正性還頗有信心，主持人不但省去開獎搖獎的麻煩，也避免了可能作弊的糾紛。正因為其成本低，中獎率及獎金相對提高，公正性又不必置疑，更造成民眾趨之若鶩的熱潮。

朱雲鵬表示，受到去年一年之內銀行利率節節調低，十信金融風暴及百業不景氣的影響，民間游資無處可去，對於想利用手邊餘錢發一筆財的人而言，「大家樂」的確很有吸引力，或許這也是「大家樂」會在去年下半年忽然轟動起來的短期因素。

愛券第八獎「改組」

文．中國時報四月十五日

針對「大家樂」賭風之熾熱，台灣省府委員會議十四日修正「台灣省愛國獎券發行要點」，決定將愛國獎券八獎由三組改為五組，以抑低大家樂押注彩金倍數，並初步決定六月實施。

省府表示，此項修正獎金不變，惟第八獎增加二組，使大家樂押注彩金由卅倍降低為十八倍，但取消百位附獎，及調低頭獎、二獎、三獎、四獎及增加獎之獎金，中獎率由百分之三點五九，提高為百分之五點五九。

新修正之愛國獎券發行要點內容為第一特獎一張每聯獎金三百萬元、上下附獎二張每聯十萬元、頭獎一張每聯五十萬元、二獎一張每聯廿萬元、三獎十五張每聯五萬元、四獎廿五張每聯二萬元、五獎七組四十二張每聯一萬元、六獎六組三百六十張每聯二千元、七獎五組三千張每聯四百元、八獎五組三萬張每聯二百元、增加獎一張每聯六萬元、增加獎上下附獎二張每聯一萬三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