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中，中共政權在無數國際媒體的攝影機前大開殺戒，以坦克車鎮壓無辜的學生。
這對歐美政府來說，無異當頭棒喝，打破了他們對中共政權走向民主理性的最後一絲幻想；相較之下，海峽此岸這幾年來政治解禁的過程平穩，則使他們從心底開始接納台灣為「民主陣營的一員」。
「別以為歐美講民主、講人權只是口號」，留學德國多年的中歐貿易促進會業務組副組長張炯昌指出，事實上，一個國家的「國際形象」，的確會是歐美決策階層在制訂外交方向上的考量之一。
「解凍」動作，其來有自
一九九○年開始，東歐變天、蘇聯分裂，共產陣營瞬間土崩瓦解。
「冷戰期間，歐美國家最怕的就是蘇聯老大哥以『國際共產』思想赤化世界，因此必須藉與中共交好來牽制蘇俄」，中華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辛穎指出，如今中共的「戰略價值」大大降低，使得歐美、尤其是歐洲國家可以較無顧忌地和我們交往，於是紛紛展開「解凍」動作。
冷戰結束、柏林圍牆倒塌，隨之而來的，是歐（無論西歐或東歐）、美龐大軍火工業及相關衛星產業，立即面臨訂單減少、失業人數遽增的窘境。
如何找尋新訂單，如何逐步將軍火工業轉型，例如原先的航太工業轉為電子通訊等民生工業；如何尋求投資者以吸納失業人口等等，就成為歐美政府的當務之急。台灣在這些方面頗有「幫得上忙」的價值，歐美政府當然不願錯過。
國際客觀情勢的改變，加上歐美經濟長期停滯在不景氣谷底；而亞太，特別是東南亞地區，包括中南半島與台、港、大陸沿海等地，卻展現出旺盛的經濟衝刺力，人民有錢後，購買力也大幅提昇。
「以前亞洲貨物都要銷往歐美，但現在，亞太區域內的貿易額，已占其貿易總額的百分之四十左右」，中歐貿易促進會秘書長仉家彪分析：「也就是說，亞太地區目前已經是自己產品的最大買主。」
展望未來，亞太地區不僅可做為歐美企業的生產基地，還可成為歐美產品的主要銷售市場，西方國家自然絡繹東來，尋找商機。
台灣經貿「附加價值高」
至於中華民國台灣的主觀情勢，也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因此能在國際大環境改變的當口，掌握契機，成功地跳上檯面，成為各國重視的焦點之一。
「我們是全球第十四大貿易國，這份實力，是國際社會不能忽視的」，仉家彪指出。既是貿易大國，有關國際經貿往來的許多問題，當然要和國際社會協商。
有人認為中華民國不應以「六年國建」為「餌」，要求各國支持我們加入GATT、或是簽署各種雙邊貿易協定。「事實上，能不能加入各種經貿組織，絕不只是台灣自己的事」，一位經貿官員指出，我們要藉著加入各種組織來學習如何謹守國際規範、回饋國際社會。就這點來說，歐美對我入會的「急切」未必亞於我們。
而中華民國不僅有排名世界第一的外匯存底，同時在德國統一、德西資金大量流往德東的情況下，一躍成為世界上唯二（僅次於日本）的大宗資金輸出國。例如最近訪華的德國副總理兼經濟部長莫勒曼就力邀台商去德國東部投資設廠。
同時，藉著資金輸出，我們的經貿實力也大幅向外擴張，例如在東南亞許多國家，如馬來西亞、泰國等，台商的投資金額和日本不相上下、互爭第一；加上台灣一向和掌握東南亞經濟命脈的華僑關係密切，因此逐漸把觸角伸往東南亞的歐美廠商，自然不會忽視我們。
有利益才有朋友
同樣的，中共改革開放不過十年，如今已大步轉向為「外向型經濟」，去年對美出超竟然達到一百五十億美元，僅次於日本。中共的「經濟奇蹟」當然不是一己之力能夠創造的，背後的港商和台商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也使得我們的潛力廣被看好。
更重要的，歐美及日本企業對大陸市場早就虎視眈眈，但又怕中共政權翻臉無情，因而裹足不前。
如今鄧小平南巡後，大大強調「改革開放、百年不變」，其後又提出開放內銷市場及服務業市場等方案，使得歐美及日本廠商對大陸市場信心大增。
「大陸經貿開放、台灣也跟著水漲船高」，仉家彪指出。中國人特殊的交易習慣，外國人不易「參透」，而台灣仗著語言及民情風俗與大陸相同，且又早在閩粵等東南沿海扎下穩定根基的優勢，自然是外國企業進軍大陸時的「最佳拍擋」。以歐美日企業的國際化規模及高層次技術，加上台灣的資金及管理人才，再配合大陸價廉質優的勞力、土地和廣大市場，這種三角結合是極具吸引力的。
當然，唯有經貿實力紮實，才能以經貿換取外交空間。然而我們也必須認清，對歐美各國來說，中共未來的經貿潛力更是無可限量。在目前兩岸情勢仍未緩解、中共處處打壓的現況下，我們的「經貿外交」再怎麼努力，也不可能使歐美各國「冒著與中共斷交的風險」，來和我們建交。
「在商言商」，一切外交、政治的高調都不必談。
「國際社會是非常現實的」，經濟部政務次長江丙坤表示，「只有繼續維持我們的經貿實力，才能留得住這些新朋友」，他如此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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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多年錘鍊，台商的投資觸角，已逐漸伸向歐洲。圖為在英國設廠的大同公司。（鄭元慶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