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協商不同於國際談判
問:您本人是國際事務出身,又曾歷經無數次攸關國家利益的談判,您的涉外經驗,可以如何應用到兩岸協商上?若有需要,您會自己站上談判的第一線嗎?
答:我想過去的經驗大概是有幫助啦,至少很多談判的技巧、策略,都可以作為規劃的參考。
但是有一點一定要了解:國際談判目標單純,雙方都會朝解決問題的方向去努力。有時候對方比較急於解決問題,可能就會多做一點讓步;相反的如果是我方比較急,我們也會多讓步一點。
但是兩岸協商就不是很單純,四十多年隔閡,加上意識形態的差異,在談問題時,都會造成影響。所以我們要知道它的複雜性、敏感性,在規劃的時候,考慮的層面也要比較多。換句話說,要多一些協調、智慧。
此外,我認為還需要多一點耐心。對於兩岸協商,國人期待太殷切,加上媒體往往把它當成焦點新聞處理,使敏感度增加。這也讓它和一般國際談判的性質不同。
問:那可以用什麼辦法讓它比較不受到扭曲呢?例如南、北韓在板門店設立常態事務性的協商,讓它擺脫媒體的過度關注。
答:當然現在有很多人提出各種意見,我們也在評估,原則上應該可以考慮。譬如將一些事務性、技術性的兩岸協商,先透過一個經常性的管道來討論,到了快成熟的時候,再端上會議桌。我認為這是一個比較正面的做法。
問:「海陸」兩會的合作一直存在著問題。連院長最近曾指出海基會的功能應做調整。主委現在對此有無具體構想了?未來兩會如何分工?
談判代表不應有自己主張
答:我想海基會談判的功能定位要更明確。過去海基會常表示陸委會授權不夠,在社會上造成海陸兩會關係不融洽的誤解。我必須說明:海基會出去談判,無所謂授權夠不夠;授權你什麼就去做什麼,這就是海基會的功能。談判本來就是這樣,談判代表可以根據前方狀況把建議傳回後方做決定,但不應有自己的主張。
另外,要怎樣才更能發揮效率,我想還牽涉到專業的問題。隔行如隔山,像劫機犯、著作權,這些問題都很專門,不是主管機關根本無法全面掌握;要海基會通通弄清楚再上桌談判,也是強人所難。因此以後政府主管機關的官員,也應該參與海基會相關議題的談判。
問:我國的兩岸政策一直有所謂「以商逼政」、陸委會與經濟部步調不一致的說法。當您接任陸委會主委時,企業界認為以您對經貿事物的了解,一定可以調和雙方差距。您是否也打算這麼做呢?
答:只要不違背國家整體利益的話,我都會設法為企業界解決問題,這是一種務實的做法。
但我還是要強調,當兩者發生衝突的時候,我們一定是以國家利益為優先。譬如說,企業界一直希望「三通」,但是陸委會不能貿然去做。這關係到國家安全、尊嚴,換句話說,它也有它政治性的考量。
陸委會不再煞車?
問:當年您提出「亞太營運中心」這個構想的時候,很多人都覺得這是台灣應該找的一條出路,但關鍵就卡在兩岸關係——如果不早一點解決兩岸政治方面的影響,時機一過,我們就沒有機會了。
答:沒有問題,我們也在設法解決。譬如說,亞太營運中心需要的兩岸關係,是哪些限制要解除?在沒有影響大利益的情況下,我們會考慮。像中共經貿人員來台,就沒有什麼理由要再禁止。至於直航,我覺得要慎重。不過我們也了解,亞太營運中心裡的航運中心需要推動。所以就有「境外轉運中心」的構想來作為第一步。
問:上次「焦唐會談」,因為最後談判破裂,有媒體說您是「黃規蕭隨」,這與過去大家對您的認識和期望是不相稱的。您能接受這樣的說法嗎?
答:所以我一開始就說了,大家不要對我有所期望,不要對我期望太高,就是這個原因。因為如果我們的大陸政策是換一個主委,就馬上一百八十度大轉變,這太危險了。大陸政策有它的延續性、一貫性;換主委,只是做法上稍有不同而已,基本政策是不變的。我希望能夠做法靈活,但立場不能改。
不能跟著飄飄然
問:您曾闡述過您工作理念是「務實做事、前瞻思考、平衡判斷」,現在您如何應用在現階段的職務上?
答:譬如講,我們以經貿為主軸,這就是一種務實的做法。因為兩岸關係與大家最有實質關係的,就是經貿嘛。你把它忽略,故意不去談,問題並沒有解決。
同時大家覺得台商和政府唱對台戲,台商就變成「以商逼政」。為什麼對我們自己的同胞反而會產生這種不信任?如果我們的同胞出去了,反而配合別人來「逼」我們自己的「政」,那是我們自己要檢討的。所以要務實面對它,幫他們解決問題,這樣才能讓台商對我們有向心力。
我們也有前瞻。兩岸關係穩定發展,是我們追求統一的必要過程。怎麼做呢?增加交流,一步一步來。因為增加交流才能增進了解、增進互信。這也是很有前瞻性的。有關交流的障礙我們儘量排除,追求統一要有過程,不能只看結果。
再講平衡。就是要冷靜,不能因為國人對我期待殷切,就跟著飄飄然。我今天在什麼職務,就要做好這工作。這就是平衡、平常心。我這些過去做事的原則,運用到現在也是一樣的。
問:國內與兩岸政策有關的人與機構很多,像是陸委會、海基會、國統會、國安會,此外李總統也曾公開表示兩岸政策由他來主導。處在這種情況下,是不是真有外界所謂的「框框」是您無法突破的?
答:沒有。當然兩岸關係影響到我們國家的前途、兩千一百萬人的福祉、未來,這是一個國家的大政方針。依憲法規定,這是總統職權,他不能不過問。所以總統要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作為他的諮詢機構。此外,也根據憲法成立「國家安全會議」,作為他的幕僚單位。
而我們陸委會,根據兩岸關係條例、行政院組織法,是行政院對大陸事務的研究、規劃、協調機構。之所以是委員會的形式,就是要發揮協調的功能,相關部會首長是我們的委員,任何重大政策要在陸委會溝通協調之後才能決定。我們的權責是非常清楚的,不會有困難或窒礙難行之處。
兩千一百萬個意見
問:除了協調各部會,國內各黨派目前在國家認同、兩岸政策上,歧異相當大。您將如何凝聚各方面的共識?當我們要出去面對中共的時候,背後不是有一堆拉扯的力量。
答:對。這是一個問題,可以說是我們今天所處的比較困難的一個情勢。因為在對方來說,他們是同一口徑,而且政策是由上而下。我們這邊呢,是兩千一百萬人,每一個人都可以表示他的意見。甚至像你剛剛所說的,連國家認同都有問題。在這情況出去談,真的不容易。
所以我希望國人有一個共識,就是我們是為了全國兩千一百萬人的共同福祉,有命運共同體的觀念,把「統獨」先放下,務實來進行兩岸交流,穩健地來營造兩岸良性互動關係。
問:陸委會有沒有什麼具體辦法呢?
答:這要不斷溝通、協調、做宣導。我感到很欣慰的是,這次「江八點」一出來,總統指示說要廣泛地蒐集各方面的意見,集思廣益。所以我們就舉行了五場座談會,再加上跟立法院朝野,包括無黨籍的立委黨團協商座談。
九場下來,我感覺到沒有人不重視、不關心自己國家的安全。所有的人都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發表自己的意見。雖然有人樂觀、有人保留,但所有人的出發點都是一樣。我覺得這是一個滿可喜的現象,至少共識已經在慢慢形成了。當然這過程會很艱苦,但還是需要這麼做。
準備面對鄧後兩岸變局
問:主委曾說過您是帶著使命感來到陸委會的。據說當初院長希望您接任這個職務時,您頗猶豫。為什麼呢?您覺得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答:我幾十年的公務生涯都在經貿領域,而陸委會是一個政治性很高的地方,以我的個性,我自己覺得不是很能適應。我是一個做事的人,雖然我是政務官,但是我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個技術官僚。因為這樣子,所以我對這項任命是有點意外。
但是今天政府的人事安排有他的考慮,我也很感謝連院長對我的期待,把這麼重要的工作交給我,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既然交給我,我就有一個使命感。兩岸關係太重要了,因為它關係到中華民國兩千一百萬人。我們的外交、內政、經濟、國防,各方面都和兩岸關係有密切關連。在這樣一個錯綜的關連性下,我覺得要是這工作能做得順暢,對我們國家的未來會有很大的助益。所以我也很希望能接受這個挑戰,不是為我個人,而是為國家,來做好這工作。
但是很多好朋友跟我講,這個工作,以我自己的條件跟努力是不夠的,還需要很多客觀因素的配合,工作推動起來才會順利。所以我只能說,盡其在我。
問:您才剛接任陸委會主委的工作,但是鄧小平的健康卻讓人相信他的來日無多。所以很有可能在您任內,兩岸要面對鄧去後的變局。您的心情如何?已經擬定因應對策了嗎?
答:我不談我個人的心情,只能說對大陸情勢我們要密切注意,我們隨時在蒐集資訊,同時也要做研判,和相關機關在研究未來必要的因應措施。不過這個時機還沒有到,所以還不能講。
〔圖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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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繼光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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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經濟部長的蕭萬長,對台商的需求與困難了解深刻。圖為民國八十一年「金商獎」頒獎典禮。(董俊斐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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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還不能直航,政府將規劃「境外轉運中心」,來降低台商的營運成本。(張良綱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