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先生:
讀了所刊之安德魯.賈先生自澳洲致編輯部的信件,我又仔細重讀了一九九四年十一月號上有關台北「新新人類」的所有文章,但還是搞不懂為什麼賈先生會如此憤慨和不滿。
首先,九四年十一月號上的文章並非以學術論文的形式出現,沒有必要去引經據典什麼「影響巨大」的心理學或社會學理論;第二,編輯在該刊(第二頁)文中明確地用中、英文指出開闢「新新人類」專題的目的「不在批判,不在指責,而是盡可能呈現青少年族群的真貌……。」或許賈先生誤解了編輯的原意,即文章中所談論的只是在台北的「新新人類」,並未指「在巴黎、紐約」或某個海外國家(例如澳大利亞)等地的第二代台灣人。再說,某個西方國家「影響巨大」的心理學家的理論,對某個東方國家和人民來說,並不一定完全適用……。
我們不能接受賈先生對「許多怪異行徑與態度在西方國家都被視為是一種正常現象」的論點。我本人學的是社會學,博士學位是在美國大學獲得的。就我本人的學習、研究以及我(和我的先生)在這個國家裡的生活經歷來說,類似賈先生這樣的「樂觀」論點好像還從未聽到過。「光華」九四年十一月號中所描述的那些年輕人的表現,其實也恰恰是美國的年輕一代在六、七十年代裡走過的路:摩托車幫、男人留長髮、戴耳環等。台北或上海的「新新人類」尚未步其後塵的(希望永遠不會)是群體性交、吸毒和酗酒。青少年中有一部分人由於各種內因、外因而良莠不分以致走上歧途,如一直盲目走下去的話,最終可能會走到牢房裡去度過他們的成年人生活了。不是嗎?
張志健和哲和的故事給讀者留下了一個正面的印象(光華九四年十一月號)。這些青年在經歷了「挑戰父權統治」之後,依然「視家庭與父母為生命第一價值」。由此看來,儘管台灣處在「西化」的過程中存在著「新新人類」,但他們從家庭、父母那裡繼承下來的和在普及教育中得到的基礎上,仍然保留了一種有價值的東西。這一點,是西方國家中青少年所望塵莫及的。
(原函為英文,由藍潔博士自譯為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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