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八年前的歐洲，華僑寥寥可數，「僑社」更是從未聽過的名詞，僅有的那麼幾個自己同胞，又受那時的政治氣候影響，壁壘分明，來往者僅三五個人。異國友人雖也熱情可愛，但對我這個中國情結特重，長久不用中國話聊天，或看不見黃面孔黑頭髮，就會覺得情緒低落的人來說，心境頗為寂寞，家國之思如潮似浪，常常將我淹沒。

一長串歲月過去了，歐洲華僑越來越多，特別是經過幾次政治上的大事件之後，亞裔移民的數目直線上升，人一多，各式各類的社團隨即應運而生，名目繁多，令人目不暇給。

華僑的生活型態可說與國內，及僑居當地人民的生活都不完全一樣，因而形成了一個帶有特色的華僑社會，亦就是一般所說的「僑社」。身為僑社的一員，看他從無到有，從弱到壯，除了欣慰之外，也獲得不少參與的快樂。

事實上，我幾乎從未真正加入任何社團做會員，原因是身為寫文章的，不宜給自己抹上甚麼色彩，超然的態度使下筆更能自由發揮。

記得第一次與僑界接觸，是應德國海德堡中國同學會的邀請，他們的信寫得懇切，大意是：我書中的人物使他們感到親切，很想與我在一起談談，「海外遊子，思鄉情重，望您不要拒絕。」老實說，在這以前我還從未有過以作家身分出去演講或主持座談會的經驗，那時我的孩子也還小，丟下家庭隻身出去幾天頗不容易。但我爽快的答應了，主要是我的心情跟他們太相近：同是海外遊子，思鄉情重，能與他們談談，或因我的前去能帶給他們些許的溫暖，都是使我引為光榮和安慰的。

當我將去海德堡的消息傳到慕尼黑的中國同學會時，同學會長也寫了一封情文並茂的信上說：「大姐，請你也來指導一下僑報的編務，並看看我們的選舉。」

那天，是個典型的阿爾卑斯山區的秋冬季陰霾天，太陽藏在雲後，空氣中飄浮著毛毛雨般的小水珠，我把家安置一番，提只小衣箱，便上了路。從我住的這個城到慕尼黑不過五個多小時的火車行程，稱不得遠，只是我與他們之中的任何一人皆未見過，我們相約聚會，憑藉的是一份共同的感情；遊子情懷和祖國之愛。

在他們想：我一個作家，總得住在旅館裡才像樣，我則堅持不必破費，住學生宿舍足夠。結果在兩地都是一位女同學把房間借給我，她自己去另找住處。

那時慕尼黑的中國同學會稱得上藏龍臥虎，裡面不乏優秀的年輕學子，不但所學專精，筆下也頗來得，把個「西德僑報」辦得有聲有色。我與他們坦誠交談，看他們開會、選舉、參加聚餐，最後的壓軸戲是我主持座談會，題目圍繞在異鄉生活，新土與舊土的認同，中國前途往那裡去等等，大家推心置腹，談得欲罷不能，座談會直到午夜一點才散。第二天清晨幾位同學送我上去海德堡的火車，在那兒等待我的是另一群青年人。

海德堡的同學會沒有慕尼黑那樣的規模，但表現的誠懇絕不稍遜，他們沒有專供舉行會議的場所，一位王女士慷慨的借出她的餐館大廳，座談會除海德堡本地的同學參加外，鄰近的工業大城卡斯魯也開來幾輛小車子，一時高朋滿座。開懷暢談。我小說裡的人物固然是討論的主題，而談得更多的是黯黯鄉愁和憂國憂時。

回到住處，已是深宵兩點。這對我是新經驗，也讓我更深的體會到歷史壓在知識分子肩上的包袱是多麼的沉重。也就是從這次起，我真正肯從自己的小窩裡走出來，進入僑社。

一連許多年，我熱心的盡僑社一員的責任，經常受邀去演講、開會，或參與甚麼活動，除非是真有困難，不會輕易說「不」。也因此結交了許多可信可敬的朋友。

然而，近幾年忙於躋身西方文壇，各式各樣的「洋」文化界活動已忙不過來，與僑社的距離竟漸漸遠了。

今夏歸國，受託於組織「世界華文作家協會」的歐洲分會，答應的同時心裡就在嘀咕：歐洲那麼大、華文作家稀少又住得分散，且我與僑社已少往還，做起來豈不似大海撈針，信雖寫了出去，倒並沒抱多大希望得到回應。

誰知事實出乎我的想像，兩個星期後第一封回信來了，接著一封、兩封、三封……來自歐洲不同的國度，內容都是熱情又鼓勵的，有的告知某作家的住址，有的說已有線索，將去仔細尋訪，也有的差不多帶有歉意的表示，該國彷彿沒有華文作家，不過會盡最大努力去繼續查詢，叫我安心靜等回音。於是，我終於找齊了預定中的十二個國家的華文作家聯絡人，邁出了組會的第一步。

這時我才深深的體會到，友誼常存人間，往昔我為僑社盡的那一點點心力，大家都還記得。也真正的領悟到，不求私利動機純正的奉獻，人們不會輕易遺忘，當你真正需要援手時，不期而至的回報自會帶來欣喜。

僑社，是個有特色的社會，最大的特色在於他的人情味。

〔圖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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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元慶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