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活人,也不是死人
「那是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地方,」潘怡寧瞇著眼睛,彷彿回到三年前的印度。沒有任何隔間,一百零五張床上躺著來自街頭的重病患者,半個世紀以來,七萬多位街民在此得到照顧,其中一半在此走完人生旅程。
第一眼看見整排的病患,「我不敢觸碰,那麼乾枯的身體,不是活人,也不是死人。」面對惡臭長瘡、瘡裡長蟲的身體,叫人反胃的嘔吐與排泄物,「我以為自己夠強壯,沒想到一來就嚇到了,照見了自己的脆弱與有限,」潘怡寧表示。
她只好負責洗衣服、洗被單。在這裡沒有洗衣機,一切靠雙手。除了不讓機器取代部分洗衣工,還希望來這裡服務的人,都讓自己處身「貧窮」。這裡,沒有任何先進的醫療設施,沒有消毒壓力箱、洗澡床、疼痛控制器,「越是簡單,就越看見奉獻的真義,」潘怡寧表示。
在這簡單的地方,一切「身份」消失,沒有貧富,沒有付錢的病人、沒有特權醫生,也無所謂來自各方的志工,不論你是美國州長、銀行經理、大學校長,做的都是一樣的事。
不只垂死之家讓她震撼不已,走回住宿的青年之家的路程,也是一條折磨的「苦路」。人行道上,一張小帆布下,擠著祖孫三代一家人。吃飯、睡覺都擠在一起,刷牙、洗臉,甚至飲水都靠水溝,找個隱蔽的地方就是廁所,「每一次下大雨,街上四處就會漂起糞便,」潘怡寧告訴來人可要有心理準備。
走在街上,看著無視於人車雜沓席地熟睡的老人,拖著身體爬行的殘障人士,看著一路尾隨討東西的小孩,看著這些一輩子可能都沒有進過屋子的人,潘怡寧的心一再被刺痛著。
「要拒絕那一雙雙明亮懇求的眼睛,真的很難,」但是想起修女的囑咐──隨意的施捨,會讓這些孩子以為「乞討」是一種工作──只好忍住。面對在車流中穿梭賣東西的小孩,要不要掏錢,一樣讓她天人交戰。
那一個擁抱
慢慢地,潘怡寧也開始靠近病人替他們餵食。有一次,一位病人總是不肯喝水,這個躺在病床最後一排的病人向她指了指自己的下半身,潘怡寧才發現她尿床了。這位有點驕傲的病人,據說來自富裕家庭,遭到家人遺棄後,始終不太願意開口。只是因為窗邊的風吹得她濕掉的床很冷,才不得已呼喚潘怡寧。
抱起病人那一刻,「整個天地都變了,原來愛是這樣沒有距離的,那是一個神聖的時光,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形容那一刻我內在的改變,」潘怡寧在述說中眼淚奪眶而出。
扶起病人,「好輕,一不小心,就會弄痛她,」第一次接觸病人的身體,潘怡寧整個心都縮了起來。之後,她開始帶著安詳的心情為病人洗澡、清理排泄物,透過眼神與肢體來安撫病人。有一回,她和來自愛爾蘭的好友一起跳舞,讓一位不良於行的病人,用他那唯一的一隻腿打起拍子,大家都笑了起來。這裡的景象與悲慘,和潘怡寧初到的那一天並無不同,不同的是潘怡寧的心境。
在病人垂死之前,許多志工會圍靠過來,握著他的手,床邊是那樣的安靜,神父祝禱的聲音在空間裡迴盪,病人在屋簷底下,乾淨的床上,有尊嚴地逝去。
「窮人餓了,不只希望有一塊麵包而已,更希望有人愛他;窮人赤身露體,不僅希望有人給他一塊布,更希望有人能給他應有的尊嚴。窮人無家可歸,不僅希望有一間小屋可以棲身,而且希望再也沒有人遺棄他,忘了他,對他漠不關心。」翻出德蕾莎修女的默想文,潘怡寧體會了如此的大愛,「三個月前,我害怕靠近他們的身體,現在我可以分辨誰是重病,誰正在垂死,」潘怡寧說。
家,永恆的追尋
在這裡,她也發現許多「沒錢沒時間」的志工。
好朋友愛蓮娜一邊旅遊一邊打工,足跡踏遍非洲、澳洲、蒙古等國,最後在垂死之家停留了下來,已經兩年。到過垂死之家三次,才二十一歲的亞娜,來自平均國民年所得只有一萬元台幣的斯洛維尼亞,為了來印度當志工,她在速食店打了兩年工。然而在這裡,台灣人卻只有她一個。
潘怡寧發現國外的志工比較獨立,經常獨行走天涯,台灣的志工比較擅長打組織戰。於是,回到台灣之後,她和朋友架設網站,成立台灣國際志工協會,將所見所聞掛上網路,目前已經有四批志工在他們的帶領下來到印度,如今在垂死之家,台灣志工不再是少數。
去年夏天潘怡寧再度自費前往蒙古兒童之家當志工,與孤兒院的孩子共度一個暑假。每天都有許多孩子在蒙古包外面等著她起床,活動的時候,她十根手指頭牽著十個小朋友,「他們是那樣渴求著大姊姊們的愛,」同樣的,潘怡寧看到自己何嘗不正享受著深沈的愛,不論在蒙古兒童之家或印度垂死之家。
「我的人生,一直充滿著疑惑、恐懼與挫折,在這裡,我在愛的同時,感到被愛,」潘怡寧表示。
未來,潘怡寧計畫在台灣東部的山腰上,為中輟生蓋一座「Our Home」,讓受傷或無家可歸的孩子,有一個被真心關愛的「家」。
回想自己的成長,一直都是邊緣人,靠著朋友的幫助才活下來。然而她是努力往上爬,身邊的朋友多數卻向下沈淪,走進社會的黑暗角落。走過垂死之家、兒童之家,渴望家庭溫暖的潘怡寧,正在累積自己的能力,要為無數個潘怡寧打造一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