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活人，也不是死人
「那是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地方，」潘怡寧瞇著眼睛，彷彿回到三年前的印度。沒有任何隔間，一百零五張床上躺著來自街頭的重病患者，半個世紀以來，七萬多位街民在此得到照顧，其中一半在此走完人生旅程。
第一眼看見整排的病患，「我不敢觸碰，那麼乾枯的身體，不是活人，也不是死人。」面對惡臭長瘡、瘡裡長蟲的身體，叫人反胃的嘔吐與排泄物，「我以為自己夠強壯，沒想到一來就嚇到了，照見了自己的脆弱與有限，」潘怡寧表示。
她只好負責洗衣服、洗被單。在這裡沒有洗衣機，一切靠雙手。除了不讓機器取代部分洗衣工，還希望來這裡服務的人，都讓自己處身「貧窮」。這裡，沒有任何先進的醫療設施，沒有消毒壓力箱、洗澡床、疼痛控制器，「越是簡單，就越看見奉獻的真義，」潘怡寧表示。
在這簡單的地方，一切「身份」消失，沒有貧富，沒有付錢的病人、沒有特權醫生，也無所謂來自各方的志工，不論你是美國州長、銀行經理、大學校長，做的都是一樣的事。
不只垂死之家讓她震撼不已，走回住宿的青年之家的路程，也是一條折磨的「苦路」。人行道上，一張小帆布下，擠著祖孫三代一家人。吃飯、睡覺都擠在一起，刷牙、洗臉，甚至飲水都靠水溝，找個隱蔽的地方就是廁所，「每一次下大雨，街上四處就會漂起糞便，」潘怡寧告訴來人可要有心理準備。
走在街上，看著無視於人車雜沓席地熟睡的老人，拖著身體爬行的殘障人士，看著一路尾隨討東西的小孩，看著這些一輩子可能都沒有進過屋子的人，潘怡寧的心一再被刺痛著。
「要拒絕那一雙雙明亮懇求的眼睛，真的很難，」但是想起修女的囑咐──隨意的施捨，會讓這些孩子以為「乞討」是一種工作──只好忍住。面對在車流中穿梭賣東西的小孩，要不要掏錢，一樣讓她天人交戰。
那一個擁抱
慢慢地，潘怡寧也開始靠近病人替他們餵食。有一次，一位病人總是不肯喝水，這個躺在病床最後一排的病人向她指了指自己的下半身，潘怡寧才發現她尿床了。這位有點驕傲的病人，據說來自富裕家庭，遭到家人遺棄後，始終不太願意開口。只是因為窗邊的風吹得她濕掉的床很冷，才不得已呼喚潘怡寧。
抱起病人那一刻，「整個天地都變了，原來愛是這樣沒有距離的，那是一個神聖的時光，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形容那一刻我內在的改變，」潘怡寧在述說中眼淚奪眶而出。
扶起病人，「好輕，一不小心，就會弄痛她，」第一次接觸病人的身體，潘怡寧整個心都縮了起來。之後，她開始帶著安詳的心情為病人洗澡、清理排泄物，透過眼神與肢體來安撫病人。有一回，她和來自愛爾蘭的好友一起跳舞，讓一位不良於行的病人，用他那唯一的一隻腿打起拍子，大家都笑了起來。這裡的景象與悲慘，和潘怡寧初到的那一天並無不同，不同的是潘怡寧的心境。
在病人垂死之前，許多志工會圍靠過來，握著他的手，床邊是那樣的安靜，神父祝禱的聲音在空間裡迴盪，病人在屋簷底下，乾淨的床上，有尊嚴地逝去。
「窮人餓了，不只希望有一塊麵包而已，更希望有人愛他；窮人赤身露體，不僅希望有人給他一塊布，更希望有人能給他應有的尊嚴。窮人無家可歸，不僅希望有一間小屋可以棲身，而且希望再也沒有人遺棄他，忘了他，對他漠不關心。」翻出德蕾莎修女的默想文，潘怡寧體會了如此的大愛，「三個月前，我害怕靠近他們的身體，現在我可以分辨誰是重病，誰正在垂死，」潘怡寧說。
家，永恆的追尋
在這裡，她也發現許多「沒錢沒時間」的志工。
好朋友愛蓮娜一邊旅遊一邊打工，足跡踏遍非洲、澳洲、蒙古等國，最後在垂死之家停留了下來，已經兩年。到過垂死之家三次，才二十一歲的亞娜，來自平均國民年所得只有一萬元台幣的斯洛維尼亞，為了來印度當志工，她在速食店打了兩年工。然而在這裡，台灣人卻只有她一個。
潘怡寧發現國外的志工比較獨立，經常獨行走天涯，台灣的志工比較擅長打組織戰。於是，回到台灣之後，她和朋友架設網站，成立台灣國際志工協會，將所見所聞掛上網路，目前已經有四批志工在他們的帶領下來到印度，如今在垂死之家，台灣志工不再是少數。
去年夏天潘怡寧再度自費前往蒙古兒童之家當志工，與孤兒院的孩子共度一個暑假。每天都有許多孩子在蒙古包外面等著她起床，活動的時候，她十根手指頭牽著十個小朋友，「他們是那樣渴求著大姊姊們的愛，」同樣的，潘怡寧看到自己何嘗不正享受著深沈的愛，不論在蒙古兒童之家或印度垂死之家。
「我的人生，一直充滿著疑惑、恐懼與挫折，在這裡，我在愛的同時，感到被愛，」潘怡寧表示。
未來，潘怡寧計畫在台灣東部的山腰上，為中輟生蓋一座「Our Home」，讓受傷或無家可歸的孩子，有一個被真心關愛的「家」。
回想自己的成長，一直都是邊緣人，靠著朋友的幫助才活下來。然而她是努力往上爬，身邊的朋友多數卻向下沈淪，走進社會的黑暗角落。走過垂死之家、兒童之家，渴望家庭溫暖的潘怡寧，正在累積自己的能力，要為無數個潘怡寧打造一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