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的見證
民國廿四年，鄧南光回到台灣，發現在日人統治下無適當出路，乾脆以學生時代所學的攝影為業，在台北市的京町（今博愛路）開設了本省第一家照相器材行，取名「南光寫真機店」，並開始他第一階段的攝影創作。自民國廿四年至卅三年間，他走遍全省，拍攝台灣景色風物，留下近六千張的底片，包含人像、靜物與風景建築，從社交生活、禮俗祭儀到市井民情，廣泛地紀錄了台灣民間的人文、社會景觀。這是他創作量達巔峰的一段日子，他似乎以照相機為筆，持續且執迷地撰寫生活上的影像日記，而這些代表他攝影歷程中第一階段性作品，最有意義的是，他能以一個本省攝影家的「觀點」出發，替殖民時代的台灣情境，留下許多珍貴的見證。
「候車室的心情」（一九三八年）攝於新竹市郊的一個小車站，一對不相識的男女各懷心思地分佔座椅兩端，他（她）們的裝束、坐姿與心情在鄧南光不動聲色的快門中表達了難以言明的人性況味。門窗外的強光引進一絲暖意，典雅地浮現在候車室一角的陳設造型上，其光影的柔和逆差，襯托了物件的景深距離感，也營造出遙遠的時代迷惘氛圍。
做為主體的這位盛裝的女性，應該是鄧先生的第一關心焦點，她與旁邊的男土、身前的廢棄桶巧妙地形成了一個三角抗衡，這三「點」之間的「距離」，適切地突顯出主體的陌生與孤立感，影像的單純。和諧與比例感，表現得無懈可擊。這彷佛是一張電影劇照或一幕舞台場景的呈現，實際上卻是四○年代活生生的現實寫照。「生活、就是一種演出」，在這兒有著頗為吊詭的一種詮釋或辯證，其實，他們只是坐在那兒，攝影家也只是拍下一張照片，卻表達了生活之外無言的戲劇張力與想像空間。
「候車室的心情」不只是這對男女等待（？）的心情，更是攝影家觀伺與沉思的心情，在這樣的影像中，我們不只讀到事實的呈相，也似乎領會了作者心中浪漫且落寞的心緒表白。透過這彷彿是「異鄉人」的恍惚直覺，鄧南光表達了一種淡然失落的感傷情懷，一絲無法釋然的時代鄉愁。
「盪鞦韆」（一九三八年）則令我們想起布列松同一年代的作品，他在法國所拍的一位年輕新郎陪新娘玩鞦韆的照片。兩者同樣是因為服飾與行為的異於常態，卻在童心的自然流露中顯示出一種意外的生動情感。在淡水海灘上，來回鞦韆的擺盪中，我們見到穿著旗袍與洋服的模特兒另一種本能與面貌，這是在一般故作矜持的亮相中所想像不到的，鄧南光能突破一般人像攝影的規則，以動代靜，正顯示出他的機智與幽默，以及對青春與生命的歌頌之情。在鄧先生 50mm的標準景框中，他利用時機的掌握、線條的組合與明暗的配置、表達了陽光下的愉悅，似乎在這樣的影像中，我們見到鮮活的生命與濃郁的人味，感覺鞦韆女郎半個世紀之前的笑聲仍然飄蕩至今。
再以「掃墓季節」（一九三八年）為例，圖中出現的七個人物，以一種互制互動的關係均勻地分散在四周，每個人的舉止動向都不同，微妙地詮釋了角色的定位與關連。碑石、扁擔、雨傘、謝籃、供品、燭火以及男士們的呢帽和風衣上的雨漬，各適其所地營造出祭拜的氣氛情境，亂中有序，充滿豐富的「焦點」移轉與對照。這樣的取景與構圖，看似隨意，卻需要一種靈犀的「直覺」感應才能完成。鄧南光具有這樣一種稟賦，他能以平實、靜謐的心情與手法，提昇、淨化了平庸、煩瑣的現實表相。
「上香」、「遊街」、「看戲」都是他在一九三五年的北埔拜拜時所紀錄的，可以再一次看到他平實、穩重的風格。在面對大場面時，他知道「包容」的角度與範圍，不喧賓奪主，也不賣弄構圖，或顯得太過平面。在「上香」中的層疊香客、「遊街」中的迷朦煙霧，「看戲」中的俯角取景，鄧南光謹慎地表達了他對家鄉節慶的印象與情感，這些較接近「純紀錄」的影像，在命題的描述、細節的交代與氣氛的捕捉上，都深具功力，有情而抑制，是優秀的寫實紀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