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出生於廣東，恰好趕在那烽火連年、兵荒馬亂的二次大戰之前。舊時的日子裡，華僑們時興將妻小送回家鄉，讓孩子能接受完整的中國教育，母親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被外祖父從大溪地送回了中國。

我的父母都是惠陽的客家人，除了大姊，包括我在內的其餘六個兄弟姊妹都在蘇利南出生長大。

父母親從來就不是忘本的人，眼看著許多不諳華語的華裔子弟在成長後不能諒解父母沒有讓他們接受華文教育，父母親更是兢兢業業，一點兒不敢懈怠地鞭策著我們學習中文。兄弟間儘管彼此以荷語交談，到了父母面前仍然非得用家鄉話溝通不可。日常生活中，中國的禮節是一樣也不可少。

蘇利南的華人圈子向來不大，一九七五年，蘇利南獨立，前前後後大批的華人懷著對未來的恐懼遷往荷蘭，於是華人圈更形萎縮。和大多數的蘇利南華僑一樣，我的父親經營著一家小小的雜貨店。小時候在店裡，常有黑人或東印度人無緣無故地指著我們叫罵——小偷、賊子，滾回中國去罷……。幼年的我面對著這沒來由的侮辱往往瞠目結舌，不知如何招架。一直到很大了，才學會理直氣壯地罵回去。

我們口裡說著的中文也常是他們取笑的緣由，有些臉皮薄的孩子就因此丟棄了祖國的語言，但是我們依然自顧自地說著中文，絲毫不為所動。

我仍記得舊曆新年午後熱鬧的舞獅——華僑學校的學生們表演唱歌跳舞來慶祝這一個歡天喜地的節慶。在華僑學校的日子是生命中美好而深刻的記憶，每個週日歡歡喜喜地來到學校，彷彿是來到了另一個家，大家大聲地唱著歌——華僑學校是我們的家，我們同學，大家愛回家……

未能繼續學習中文一直是難以釋懷的遺憾，年紀稍長後我也曾試著自己進修。早年蘇利南的華僑多為客家人，我們一向只懂得說客家話，爾後受來自香港的移民影響，多少也懂了些廣東話。至於國語，則只能靠著看電影和聽歌來學。近年來蘇利南多了些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這些新移民不是客家人，不說客家話，蘇利南的華人圈不再是客家人的天下。新成立的華文學校教的是國語，我想這樣做是頂好的。想想看吧，若是有一天廣東人和客家人碰了頭，卻得用英文來溝通，那有多悲哀？

我曾經在世界級的飯店中工作過一段時日，每逢遇到外國人對我說起國語，我總慶幸我支離破碎的國語仍組得成一個個完整的句子，慶幸身為中國人的我永遠不需對外國人說：「對不起，我不會說中國話。」

一九八五年，我移居巴西，我的雙胞胎女兒以及獨生子相繼出世，我為他們取了中文名字。這是我打從成年起就立下的心願。為了讓他們和分散在蘇利南、荷蘭及香港的祖父母、叔叔伯伯等親戚們能夠溝通無礙，也為了他們將來學習國語能有個基礎，在家裡我從不放棄同孩子們用客家話交談的機會。

一週前我觀賞了電影《喜福會》，感觸良多。其中有一幕令我大大地震駭，心中話不吐不快。當盧燕的女兒被美國男友的母親誤認作是越南人時，年輕的女孩不慌不忙地回答：「我不是越南人，我是美國人。」

這是多年以來長存於我心底的關切，一件身為海外華人不可須臾或忘的事——無論我們生在何方，長在何處，無論世事如何流轉，環境如何不同，我們永遠都是中國人。

偶爾，我被當地人問起是不是日本人——在巴西，絕大多數的東方人都來自日本——我一貫的回答是：我是中國人。或是說：我是華裔的蘇利南人。

當一個人問我是不是日本人時，他想知道的多半不是我的國籍，而是我的根在何方，是吧？

我多麼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全世界的華人都能說著同一種語言，說著我們的國語，那將是世界上最美麗、最動聽、最悅耳的一種語言。

（彭玲嫻翻譯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