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從思考五四留下來的問題上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今天大陸中生代學者如何回應五四、超越五四。

即便今天人們對五四那一代人有所批評，但我對五四人物仍懷有溫馨感覺，特別在七八、七九年，大陸由文革中走出來，長期與西方思想隔膜，懷念五四開放精神，怎麼回到五四，是很真切的問題。因此，七○、八○年代學界受五四影響特別深，對五四的認同感特別強。

但八○年代後期有一些改變，對改革開放後熱情擁抱西方、歸咎傳統，出現《河殤》這樣強烈批判傳統的作品，大家的理解逐漸不同。八九年是「五四」七十周年，許多人有了心理準備，慢慢在進行調整、反思，準備和五四重新對話，清理五四時代對中、西文化的看法。但六四前後形勢急轉直下，加上學理上缺乏很好的準備，因此，擬想中的與五四對話，不得不草草收場。九○年代後，學界出於自覺的反省，知道以西學剪裁中學、將西學直接植入中國土壤是有問題的，因此，不再那麼盲目談西化。

若說六、七○年代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該如何、如何，八○年代就是馬克斯•韋伯、海德格怎麼、怎麼說，九○年代呢？學界普遍希望直接面對中國問題，但可以借重西方的思路進行研究。

博古通今

我的博士、碩士論文研究的是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它讓我更多接觸五四。我對文化、學術的思考，也常是從回答五四問題開始。

五四以來，中國引進西方注重專家之學的教育制度，在發展中國現代學術的同時，也留下不小的後遺症。比如我自己，談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時從晚清講起，這已經算是「眼界開闊」了。可這仍等於將中國文學只裁一段，就講說得「頭頭是道」，其實還是有問題的。今天做學問的人常是通古的不通今、通今的不通古。我想，只有血脈貫通，接上先賢的思想，才能全局在胸，討論具體問題時，也才能高屋建瓴。

今天要超越五四時代的文學論述，不能不理解西方的文學概念，但也要理解中國傳統文學思想。胡適先生說《儒林外史》寫的不好，因為他以西方十九世紀巴爾札克的寫實小說來理解中國文學。但我要套用清人的說法：以寫實故事來看《儒林外史》的，只能算是獃漢。《儒林外史》是一篇大文章，以文章結構來看，是上好的佳作。

今天文學界習慣以西方文類概念來整合中國文學，因此出現西方文類概念無法解釋的問題。例如過去受西方衝擊，從章太炎、蘇曼殊、胡適、聞一多、林庚一路問下來：中國的史詩在哪裡？有人由《詩經》找片段，組合起來，認為是中國的史詩。但我認為，那可能是在尋找本來就不存在的東西。追問古代中國為何沒有規模宏大的史詩，在我看來，是偽命題。需要追問的，應該是：為何中國人不要史詩，反而從杜甫到黃遵憲，把敘事給詩情化，因而有源源不絕的詩史？

若以西方文類比附，中國的「散文」也是個無法說清楚的概念。人們誤以為散文就是古文，我說不是。整個中國文學的定義與西方不同，古代中國文體眾多，書、記、論、說、題跋、墓誌，在中國文學史均有重要意義；筆記的概念，更難譯成英文。比如《東坡志林》，難以現代文學概念來界定。以西洋既有的文類來檢查中國已有的文學傳統，這一思路顯然是有不足的。

鸚鵡救火

因此，我更強調中國學者作學問的方式、寫文章的體例。在中國古代，學術論著也是文章，具備審美性質，即使晚近章學誠的《文史通義》，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既是學問，文章也非常漂亮。我希望自己有三枝筆，專業論文之外，有散文隨筆，然後介於莊重論文與瀟灑隨筆之間，也寫一些既可讀、又有學術份量的文章，例如，我有一些談論教育、學術制度看法的文章。

我承認，今天東、西方政治經濟不平等，導致文化交往中的不平等。但交流依然存在，我就承認落差，關鍵是保留自己根基，紮穩自己根基。

胡適辦「現代評論」，引「鸚鵡救火」以述志，鸚鵡翅膀微弱，可還是不肯放棄，這是一種意志、一種情懷，另外還涉及一種政治理念，無論正邪的「大火」，都無法徹底解決社會問題。胡適知道，不是「燒了一個舊世界，就會出現一個新世界」。談論社會人生時，胡適或許不如魯迅深刻，而且批評者的言論對後世更有感召力，因為所有人都對現實不滿。但胡適和純粹的思想家不同，他還是建設者，必須介入當下。當他面對實際問題時，最大的困惑和挑戰是如何一面考慮到現實，一面仍不斷往前走。他與章太炎、魯迅，是晚清到五四時代我最欣賞的人物。

回到哪裡？

延續五四以來的文化走向及挑戰，九○年代大陸有另一波文化策略，即大談復興國學。對此，我持保留態度，原因是「國學」這一概念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在許多人眼中，國學與西學相對立，是「純粹」的中國文化。但中國文化本來就不純粹，魏晉、明代都有外來文化融入。這十年我作學術史研究，觸摸、理解這一世紀中國學術走過來的歷程，已不太能接受「復興國學」這樣的概念，因為即使對這一世紀的反傳統有強烈的批判，中國人也不可能回到上一世紀，回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的中國文化。況且，五○年代以後大陸已無國學課程可言。國學中最重要的經學，分散在哲學、語言、古典文獻課程中教授。因此，別說發展，繼承國學都有問題，還得先把國學這個血脈找回來，不繼往如何開來？

不能忽略中國這百年走過來的艱辛歷程，這百年值得反省的東西太多了，一筆抹煞不是好辦法。我不主張回到國學傳統，更反對以國學對抗西學而完全漠視西方。當然，這牽涉到專業研究領域的差別，需要仔細分梳。但即使作中國古史研究，學術的國界也逐漸被跨越。過分固守其實有困難，真作論文，無人可以擺脫清代之後引進的那一套學術思維及表述方式。

極端保守或極端激進的人都極力嘲諷西方的文化霸權。反霸權，這沒錯，問題是我們要回到那裡？難道只是在學校裡補充大量琴棋書畫詩文歌賦？對電腦專家、物理學者或工程技術人員怎麼辦？這樣的知識結構，在傳統中國文化中是不能想像的。因為，過去是培養有教養的士大夫，而非專業人員。今天學科發展那樣繁密，不可能一夜之間回到傳統書院、舊學模式，也不應該改變所有結構，只有採取若干補救措施。近年北京大學考慮到理科學生語言及文化修養太差，恢復教授大一國文，這也是意識到現代學術分科產生的問題。

不擺姿態

文學史是我最早入門之處，是我學術上的根據地，但這幾年由文學史擴及學術史、教育史。最近特別嘗試清理傳統書院與現代教育的問題。晚清接受西方教育制度，理由是傳統書院難以培養科學人才，因此，需要推行新式教育以富國強兵。當時，一種聲音是保留舊學推廣新學，一種聲音是完全取消舊學，全部改成康梁想像中的西式學堂。到了三、四十年代，中國只剩少數書院，如章太炎的國學講習會、唐文治的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梁漱溟的勉仁書院等。馬一浮辦復性書院，還主張學生不應該為學位讀書，而且追問：你看過程朱陸王給弟子發學位文憑嗎？

五○年代以降，帝國主義被趕跑了，私人資本被沒收了，沒有私人書院、學校，教育「統一」在國家政策之下。我認為，思想的一統化根源於教育的一體化，所謂文化多元要由教育多元開始，我之所以嘗試清理中國的教育史，其實蘊含著某種文化理念。我當然意識到教育制度不可能回到私塾，但想看看傳統教育精神可以在現代化中如何發揮作用？我對傳統中國的借鑑，是精神的，而非具體的治國方略或救世靈丹。從文學史、學術史、教育史三者的互動中，思考中國文化的得失與走向，而不僅限於具體的體例、著述、學科、姿態。

作為研究策略，我認同直接面對中國問題，但不願封閉與西方的接觸。不過，只給西方理論作註腳，在搬運西方理論中博得滿堂彩，我也沒興趣。當然，也不願穿長袍馬褂，擺出一副「繼絕學」的文化姿態，若真對中國學術、文化有情感、善體貼、能認同，不在乎外在姿態。

我雖不願將學術追求化成某種姿態，但我自己的趣味與此一文化傳統貼得太近了，雖有許多不滿，仍然必須承擔，與「愛國主義」等大題目無關。這樣的精神生活我喜歡，這是個人選擇。文化人可以選擇最適合自己的方式，關鍵是必須能夠進入某種境界，但若要說對中國文化有建設意義，我認為，志於道，遊於藝，值得宣揚。在作學問的生活中能夠得到樂趣，學問和生活融為一體，自然而然就會開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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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中文系教授陳平原的學術道路上，不斷面對著五四所遺留下的問題。

（張良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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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是當年中國菁英所發起的啟蒙運動，八十年來風起雲湧至今未歇。圖為胡適先生與即將出發進行中國第一次考古工作的人員合照。（北京社科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