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是弱者?
對婦女是否需要保障,說法見仁見智。立法委員謝美惠基於男女平等的立場,持反對意見。而台北市議員高薰芳認為保障名額是讓起步較晚的女性立足點與男性較平等些,並沒有佔男性便宜!
雖然有這種優待,但不見得廣為利用。
以前,提到政治,許多婦女趕緊搖搖頭,興致索然地說:「那是男人家的事!」直到現在,有這種心態的女性仍然不少。
民進黨籍的立法委員朱高正就指出:「台灣婦女基本在政治上是很不成熟的。」
我國婦女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因此在政治活動中扮演被動、消極而保守的角色。
其實,政治的參與(統稱參政權)不光是投票(選舉權)、參選(被選舉權)而已,進入公家機關任職也是其中之一。
由於女性受高等教育日趨普遍,加上學人文科學者多,因此在公職人員考試上有「後來居上」的狀況。
民國五十五年以前,每年高考及格的女性不到百分之五,普考亦不超過百分之三。廿年後,高考女性及格比率已達百分之卅七.六,而普考達百分之六四.二,超過男性很多。
根據民國七十五年之銓敘統計,女性公務員,佔全數的四分之一;而七十四年具考試及任用資格者的比率佔百分之六十九,也高於男性。雖然因較遲投入,女性高階公務員不多,但整體看來,女性公務員總人數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在量的方面,女性的表現還算不錯。
人在「家庭」,身不由己
至於女性在「被選舉權」的運用——參選方面,表現如何呢?
答案:不太積極。
這原因並不難理解。據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周碧娥在民國七十五年所做的「台灣地區婦女參與選舉政治的程度及其影響因素」研究顯示,一般婦女受社會環境影響,仍以家庭為重,自我期許不高,同時恐懼成就過高會影響婚姻;其次,社會未給予參政婦女鼓勵與支持,如男性民意代表認為女性缺乏參政訓練,但對造成她們發展障礙的家庭角色,並未減輕要求或提供有力支持。一般而言,執政黨的支持為競選者最有力的資源,但除了必有的保障名額外,很少超額支持婦女參選。
家庭、社會的支持力不足,使得女性參政不夠踴躍。
自民國卅六年開始,歷屆女性當選人都不超過百分之廿。
以七十五年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來說,國民大會代表當選總數為八十四名,女性當選者為十六名,比率為百分之十九。立法委員當選總數七十三名,有七位是女性,佔百分之九.六;監察委員廿二位當選者中,三位是女性,佔百分之十三.六,女性比率不算高。
若以縣市長、鄉鎮市長等沒有保障名額、須憑實力競選的公職來看,婦女當選人所佔的比例甚少,從七十四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就可看出端倪。如鄉鎮縣轄市長,在全省三○九個鄉鎮市中,女性只有六名,佔百分之一.九。
男人家的事?
在投票行為上,雖然男女一樣有選舉權,根據柴松林教授在民國七十一年對六十九年增額選舉所做的「台灣地區選民選舉行為之研究」中,發現與男性比較,女性大都對選舉不感興趣,也不注意選舉消息。有百分之卅四的女性沒聽過政見發表會,對於候選人的認識多來自親朋,因此投票也受他們的影響,「這雖是幾年前的統計,但是據我的觀察,這些年來的變化不大」,梁雙蓮教授表示。
有趣的是,雖然婦女對選舉較男性不感興趣,但投票率卻不見得比較低。在柴松林所做的實徵研究調查中,發現婦女投票率高達百分之七十八,高於男性的百分之七十七。
外國也有這樣的例子。
大致說來,美國婦女選民的投票率比男性選民要高,因此參政人物想在選舉中金榜題名,必須設法投女性選民所好。「根據美國選票統計,許多州長、參議員、眾議員和地方公職人員的當選,都是倚靠婦女票的支持」,梁雙蓮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婦女票源不容忽視
雖然知道婦女選票是「金礦」,但國人認真去挖掘的並不多。
國內的婦女團體「婦女新知」,曾在今年三月作了一項增額立委的質詢統計,發現在民國七十六、七十七年二個質詢會期期間,八六五五件質詢案中,只有六十六件與婦女有關,佔百分之○.七,顯示立委們對婦女問題的關心度偏低。
這個由許多學者、專業人士所組成的婦女團體,有心教育婦女關心政治,並告訴她們影響政治的方法與途徑,希望婦女在選舉中顯現正面的影響力,並以這個「手段」爭取改善本身的地位和福利。
「婦女新知」針對今年選舉大戰,除印發小冊教育婦女參與政治的知識外,還打算匯集各類婦女團體的意見,擬出廿條針對婦女問題所提的「準政見」,以吸引各黨派男女候選人將其納入政見,爭取婦女選票。化被動為主動,不再是「姜太公釣魚」了。
有了籌碼在握,婦女的權益和福利可藉由政治運作的管道而逐日提高,往合理而平等的大方向前行。
如果莎士比亞有知,對他的那句名言:「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也許要提出修正了。
〔圖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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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婦女爭取參政權的這股風潮起於西方,迄今不過八十餘年。(攝影Frank Clar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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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女性民意代表責無旁貸,主動爭取婦女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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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翻開中華民國選舉史,婦女保障名額是一大特色。(黃子明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