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時差正好是十二個鐘頭的電話的那頭，王丹輕巧、急促的北方腔顯得自在極了，但討論起他的文學作品，卻又嚴肅得讓話題怎麼也輕鬆不起來，就像他的詩與散文，即使六四學運已是十五年前的事，以長長的十五年書寫，王丹卻越走越邊緣，越走越往「從前」回去，彷彿凝固成「時間的石人」。

相對於許多流亡者旅居異國的逐漸失根、失語，王丹所面臨的情況顯然相反，美國開放的媒體環境賦予他更豐富、多元的祖國資訊，台灣與香港人對他的親切與熱愛，也提供他寬廣的言論發表管道。所以，在政治與文化評論之外，王丹猶有園地經營詩與散文，並且在「文學創作中呈現他生命裡的『藍色』部分」，而我們所讀到的，也確實藍得很純淨。

今年初同時出版的《我與深夜一起清醒》與《我異鄉人的身分逐漸清晰》，集結了一九九○年至二○○二年，王丹從獄中、出獄、赴美求學、頻繁往返台灣與美國這幾個時期的作品。詩的篇幅或長或短，風格一致，散文則因香港報紙所提供的篇幅固定，而像小品文。散文集書名《我異鄉人的身分逐漸清晰》，取自詩作＜還鄉＞中的一句，內容也正如這個詩句。

先從王丹最看重的詩談起，或許更能一窺他的文學懷抱。

「懷舊」是王丹作品中非常單一與貫徹的主題。一九八九年生命遭逢巨大轉折，二十多歲的人生階段，大多數時間在監牢裡度過，在生命無情的時序裡，暮去朝來顏色故，許多事物無法再得，過去的事件於是成為縈繞不去的鬼魅，必須以長長的書寫直視、驅趕。

青春舊了，青春的理想也舊了？青年詩人鯨向海形容王丹「如同大多數曾經遭逢變故的人，這個世界正變遷成他們無法忍受的模樣，逼著他們自己必須驚慌地去辯證往昔的信念與運命」，「詩是無限開放給任何距離的人，特別是像王丹這樣動盪的人」。

然而動盪的王丹，在詩裡頭，躍進事過境遷的「巨大的寧靜」，變得一點也不動盪，每一首不斷寫出來的詩，是對鑲嵌在歷史中無法再得的青春的傷逝，主題一致，連字句的平淡也十分一致，除了因寫作年代不同所呈現出用字遣詞程度不一的青澀感，情緒與主題在八年間沒有太多變化，以致即使各年代詩作因內容編排而穿插，未仔細看年份，分辨不出時間的錯置。而詩作中所呈現的靜態、時序模糊氣氛，與其說王丹試圖以詩與歷史對話，不如說是以詩與歷史中的自己對話，也因此詩裡常出現格言式的詩句，如＜無欲則剛＞一詩：「可是當時間以重量慢慢壓碎玻璃般的情感觸角我們開始學會無欲則剛這會使我們惘然使我們滋生一種閱讀之後對閱讀的思念」。

以漫長的書寫來釐清政治、歷史中的自己，若是其他詩人，難免要落入以宏觀角度來看待生命的危險：誇大了時代對微觀個人的影響，也誇大了個人在歷史中的意義。然而對王丹而言，他特殊的背景與仍然進行中的流亡者身分，似乎給了他這個特權，也滿足了讀者的「偷窺」慾望。在文學價值上，王丹的散文顯然無法等同於他的詩，但對一般讀者而言，較之詩的曖昧、模糊，散文似乎更能提供一個觀看流亡者心靈轉折的介入點，雖然文字裡，可以明顯看出王丹細心維護他私領域的用心。王丹說，他十分了解大眾的觀看，因而在文學作品發表時，對於隱私的部分，他會刻意模糊，不以原來的面目示人。

王丹的「身分」讓王丹的創作取得通行證，更易於主流媒體中發表，但同時也是他的障礙：文學生命因此無法求全，模糊、抒情式的散文描寫，也更易暴露出他文學技法上尚不圓熟的侷促感，與生命成長中的稚拙。對讀者而言，王丹身分所提供的閱讀意義，仍大過文學本身的價值。

雖說名人創作本來就無法以二分法完全釐清，身分與文學意義間的關係極其糾纏、曖昧，但文學是主體的宣示，是自我的表述，名人不過是外界賦予他的，他並不因是「名人」而創作，而需要「虛張聲勢」，反倒讓人見識真正的王丹。作家張惠菁如此形容王丹的生命態度：「也許我們在台灣的讀者看了，會有一種近乎鄉愁的感懷，當知識分子的論述不是早已在我們身邊消失，便是淪為一種不合時宜的懷舊」，「在介入世界之前，他的起點是介入自己」。

當王丹當年的夥伴因時空的變換，隨之隱匿或淡出，當台灣民主化過程裡，純粹的異議者逐漸退為背景，王丹的創作不斷在台灣發表，讀者所看到與眷戀的，或許也是對自己青春、良心的傷逝。王丹在文中提到：「我們『八八』這一代（學運世代）是比任何一代都更有回憶的一代，我們來不及享受成長，『歷史回憶』卻已經鑲刻到我們的生命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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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我與深夜一起清醒》(詩集)《我異鄉人的身分逐漸清晰》(散文)作者：王丹出版者：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日期：二○○三年一月定價：新台幣二○○元、二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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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少數仍從事政治運動的六四學運領袖，王丹的一舉一動、一文一筆，都讓讀者好奇。（大塊文化提供）

p.104

回不去故鄉的流亡生涯，王丹在閱讀中找到心裡最底層的歸屬與鄉愁。（大塊文化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