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踴躍，部分下期續刊。
巧手訪良師
文．夏元瑜
「未曾提筆先思親，兩行清淚沾衣襟」。時光倒流，想起先師，不覺傷心落淚。
時光如要倒流，該流多少呢？一世紀太多，半世紀太少。四分之三世紀還大致不差。
那時在北京城有一大戶人家，主人是清朝翰林出身，袁世凱剛剛簡派他當教育部次長。有天他請大相士釣金鰲先生給兒子看相。釣金鰲看了半天，又掐又算。只見那孩子除了十指纖長外，鬪雞眼、招風耳、翻天鼻、鮎魚嘴，一無是處，好像由各樣機器零件雜湊而成一般。他算這孩子，文不文，武不武，說他會念書吧，他命中卻愛拿刀動鋸。富貴雖然無份，到了暮年可也有些名聲。
釣金鰲是有名的江湖相士，不會說出對方不愛聽的話。他向次長開言道：「小公子相貌不同凡俗，非常之人自有非常之相，自幼讀書聰明，不犯傷官，身體健康，不勞雙親費心。只有一樁事兒在下心中不明，就是小公子命中帶煞，但是並非軍人。他這一生好搬刀動鋸，而又非醫非工，令人費解，在下姑寫四句俚詩，請老先生千萬別見笑，留下日後自有靈驗之處」。他說罷坐在書桌旁，提筆寫下：
「相貌清奇智慧，無災無病無煩惱。命中帶煞刀鋸動，暮年執筆掙幾毛。」過了八十年之後，凡是相識之人都說這詩倒也全都靈驗。我只恨那釣金鰲的詩中末一句，斷定我這輩子寫稿只能掙上三五毛錢一個字。所以至今不能論斤買肉，一寒至此。
父親請了一位家庭老師來啟蒙，起初念的是百家姓，由「趙錢孫李」起，頭一天我就記住了個「錢」字。老師說每天能記住一個字也不錯。
豈知他猜錯了，從此以後兩禮拜，那趙孫李三個字我連一筆也沒記住。老師堅決請辭，他既怕對不住我父親，更怕自己被我氣死。所以他遠不如釣金鰲，如有人告訴他，我將來會當作家，隨便一蓋就是幾千字，打死他也不會相信。這叫奇才出駑馬。
華北的冬天，滴水成冰，因此菜市野生物特別多，雉雞和野兔在架上掛得密密層層。一般家庭請的廚師都會剝這些野味的皮，在腹部劃開皮膚，就能把全身的皮完完整整的褪下來。
我心想是否能用什麼東西填到那張皮裏去，那張皮豈不可恢復生機，又栩栩如生了嗎？想不到當時小小心靈中的意念，竟支配了我這一生。
我把廚子剝下的一張雉雞皮拿到僕人老王房裏，和他商量怎麼填裝起來，老王很聰明，把根筷子插進雞脖子裡，好能把頭部挑起來，肚子裏則塞了一團泥。我也想到那張皮的頭、頸、翅、腿中的肉都沒法取出，日久必腐，應該塗些防腐的藥品，可是不知該用什麼藥。
做好之後，它雙腿無力，軟軟吊在肚下，脖子埵陵皒_子，腦袋倒能昂然直立。老王到藥鋪去買了幾粒紅豆（當中有個黑圓點），塞在雞的乾癟眼框中。居然有個標本的模樣，我捧去給媽媽看。她當然歡喜，誇我聰明——其實那聰明是老王的。
標本做得不錯，晚上老鼠來欣賞，覺得頗有可取之處。回窩把一家老小都請了來，把雞頭、雞脖子全部吃掉。第二天我一見，氣得大哭。幸而舅舅來了，先看了我那無頭怪雞，不辨何物，以為是不倒翁呢！忙說，別哭！等會兒舅舅給你買個新的，後來他才知道我在做標本。
他向我父母道：「孩子愛做標本不是壞事，前幾年西太后辦的萬牲園裡，特請了一位日本標本名家松下先生來教兩位中國徒弟做鳥獸標本，等你（向著我）長大了，我介紹你去學。」
我入小學了——北京城裏有名的高等師範附屬小學——國小四年、高小三年。高小時教我們自然課的呂鏡樓老師，我最敬佩他。
呂老師除了教幾班高小的自然以外，成天躲在他那間工作室裏當木匠，鋸鋸刨刨忙個不停。現在回想起來，呂老師真是以「工作即快樂，快樂即工作」做他的生活原則，我自省起來，一世深受他的影響。
呂老師不僅諄諄善誘，他的行為更是學生的楷模。他用木頭、藤條，鉛球……等做出許多大件的物理儀器，可讓全班廿五名學生個個看得清楚，徹底明白。平常實驗水的浮力是用一個玻璃瓶兒，那時候買不到，於是呂老師雕了一隻空心的木頭猴兒，居然能代瓶兒之用。
有回他講鐘擺引動齒輪，指針因而旋轉的道理，在開講一個月之前就忙上了。做了木裏鑲鉛的鐘擺，大大小小的木頭齒輪，眾齒能準確互咬很不容易。鐘面之上還有一滑稽人，一擺一擺。我記得大功告成之日他公開表演，群兒圍觀大樂。這隻木頭鐘鮮活說明瞭鐘錶的原理。
有天他老人家找了一隻鱉來，把它宰了，剝出肉來。我看他翻轉四肢和脖子的皮，刮掉骨外的肉，這才恍然大悟，當初剝雉雞皮時不知道這一招。
呂老師用了六根鉛絲分別穿入頭尾和四肢，填上棉花、縫上肚子，居然做成了標本。
他知道防腐劑的必要，可不知用什麼好，把樟腦球溶在酒精裏刷在皮肉（以後我知道這法無效）。老師原想把它曬幾天，乾了就不會腐敗。豈知天不從人願，一連好幾天陰雨，那隻鱉遍體出毛，變成名貴的綠毛龜了。
在小學七年我對此道仍心嚮往之，而且看了萬牲園所陳列的標本，羨慕不已。不但姿勢靈活，而且目光如生。我小時候百無一長，可就是對動物觀察得最為細心，對家中貓狗也愛護備至。
由高師附小考入師大附中（高等師範已升格為大學），初中教我動物學的一位老師是張醉新先生，高高的個子，一眼大、一眼小。我深愛這門課，請教他做標本之道。他大為歡喜，原來他也喜歡這剝皮抽筋的行當。
多年後我才知道北平的歷史博物館中有一間標本室，混在古物之中有點不倫不類，原來全是張老師捐贈的。
有一天我撿了一隻死的小鸚鵡，翠羽朱喉，十分美麗，拿它去請教張老師。他在當天放學後就叫我到實驗室去，教我怎樣剝皮，如何穿鉛絲、做假體、塗上什麼防腐劑。最後如何縫肚子、裝假眼。原來他的那一隻大眼也是假的。那一天是我活了十五年以來的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從此我明白了做剝製標本的正式門徑。
我考大學時，考上了北平師大的生物系，有一門做標本的課，是陳小泉先生教的。他是農林部所屬北平農事試驗場病蟲害股的股長。這機構就是原來西太后的萬牲園，民國時代改的名。因面積極大，果樹林立，故改成農場，動物園反而成了其中的一小部份。
陳老師高高瘦瘦，天津人，會做極細的手工，畫極細緻的水彩。他畫一張花間的蛛網，網住了三隻蚊子，兩隻小瓢蟲，有隻蚊子正在那兒掙命求逃。再細看，那些蚊子的觸鬚尚有雌雄之別喔！
陳老師教我如何把鴨子的皮下脂肪刮乾淨；若把羽根弄斷，那毛就必掉無疑。教我如何用石膏粉吸掉刮剩的油液，我也早有經驗，知道若干動物的特別部份皮較難剝——如鴨子頸細頭大，兔子的腳後跟長而突出……等技術上的問題，他全給我一番指點，我一聽就會。
陳老師生活嚴謹，規行矩步，煙酒不沾，可是一生愛收集中外煙盒。他做那些精工傑作，費時費力，精益求精，只為了自我滿足，也給幾位知友看看。例如他做了一假蘋果，蠟內罐石膏，要和真蘋果一樣重，還要加配香料做出蘋果的氣味。
小泉老師在北平西郊的農事試驗場中，有一棟古香古色的昆蟲標本陳列室，清雅絕倫，十幾隻大櫃滿陳玻璃盒裝的昆蟲；每隻蟲身的翅、足、觸鬚，全按生態伸展，左右絕對相稱，絲毫不差。幾千隻不同的蟲，均如此精工製造。
我日後曾看過日、美等國的昆蟲標本，沒有一隻比得上他做的。他已把科學和美術溶而為一，他的作品稱得上「天下無雙」，我雖學他，但有時粗忽，自知不如，只好算是「天下有雙」。
年輕時光陰如水，年老時光陰似箭，大學四年不覺已過，戴方帽子照了相。那時中央研究院在北平立了分院，有動植物研究所，都在昔日的農事試驗場裏—現改名為天然博物院。原有的動物園和龐大的標本室改隸動物研究所，主管是陸鼎恆老師，他教過我，知道我肯讀書，能動手。
一般學生只會看顯微鏡，只有我刀常在手，有時也拿鋸，鋸樹做標本。媽媽說：「正應驗了釣金鰲的留詩。當初還以為這孩子將來能當外科醫生呢，誰知他只會剝死狗。」陸老師用我為研究所的助理，負責管附屬的動物園。
動物園原為萬牲園重心之所在，自民國四五年後動物有死無增，政府官員欠薪成災，老虎獅子的飼料費亦積欠肉店已久，幸而肉商肯幫忙，管理人也不忍中飽私囊，因此得以「苟全性命於亂世」。死了的全做成標本，大至野牛、紅鹿，小至珍珠雀，擠滿三大間百坪的陳列室。
製造者是一位廿幾年前向日人松下受業的劉樹芳。他只知工作，不知鑽營巴結之道，何況他子女眾多，家境清苦，也沒錢送禮。廿幾年來換過十幾位千奇百怪的主管，能保住飯碗就算不易。只有我多年以來對他心儀不已。
他是滿州正藍旗人，一張標準旗人臉——正長方形，十分客氣。我們天天相見，下班後一同進城，也常在小飯館喝兩杯。有次私立的中國大學要辦生物學系，要買大批的標本，我家中積存甚多，接了這筆生意，同時也分了一半給劉先生去做，他賴此修理了祖傳的舊居。
他學歷不高，清末畢業於八旗子弟學校，國文程度不錯，也寫得一筆極工整的小楷；不會畫，但是做出來的標本件件有畫意。
有天他做了一對純白的長尾練雀（古稱綬帶），站在曲折的松枝上，下有小石和靈芝，宛然是一幅國畫中的祝壽圖。因綬壽同音，松柏常青，靈芝仙草全是延年的象徵，國畫大師溥心畬先生見了稱讚備至，不願釋手。劉先生立刻送了他，也不知順便向溥先生要張畫兒做為補償。他不是想不到，而是「不好意思」，說不出口。
他有一雙「靈巧的手」，卻默默地窮困至終。
這些良師益友，我永遠懷念他們。
他們攙著我長大
文．亮軒
讀小學時曾念過一篇描述師恩的文章，背景應是戰亂時期，那時小學生讀書，也要離鄉背井。其中說到有個孩子生病，為師者衣不解帶地照顧，末段說到生病的孩子從昏迷中醒來，第一句話是：「老師，我要喝水！」老師聞後的狂喜與安慰，即使是年幼的小學生，也為之憾動。
我自小便不是個好學生，對於老師，只要情況可能，總是疏而遠之。許多教過我的老師對我也許有印象，但大多是壞印象吧？誰會喜歡一個不交作業，又常翹課的學生呢？老師記不記得我、喜不喜歡我，我毫不在意，或許有些老師做夢也想不到，他們的言行是如何影響了我。
「人」的構成很微妙，朝夕相處的人未必對你有重要的影響，而有些浮光掠影卻觸及性靈深處，甚而變換氣質、左右前程。
我初來臺灣時讀的是國語實小一年級，家母是上海人，我一向隨母親生活，到母親與父親離異，孩子的監護權歸了父親，別的問題且不去談它，語言的障礙卻非常嚴重。因為我只會說上海話，不大聽得懂國語，在學校裡，老師講課我僅能一知半解，輪到我開口，那一口「鄉音」總惹起許多訕笑。
話固然說不清楚，書卻讀得比一般孩子多些，肚裏略有一點典藏。當時課程表上有一堂「說話」課，級任老師就常要我到臺上說故事。小小年紀當然體會不出老師的苦心，起初覺得是樁苦差事，久而久之，在老師鼓勵與同學支持下，也就習以為常、泰然自若了。
小孩子能說的故事畢竟有限，沒多久故事就說完了。這時，老師卻要我把說過的故事再說一遍，於是我也老實不客氣地老調重彈，另外添油加醬，大家也都聽得津津有味，沒有人在意我那口奇怪的國語。
學期中，老師指定我參加演講比賽，我還記得講的是華盛頓砍櫻桃樹的故事。老師極有耐性，一個字一個字地教、一個動作一個動作地示範，小孩子不知天高地厚，上臺比賽時，也就了無忌憚地依樣演述。演講後公佈結果，竟然得了個第一名。
如今回顧我已度過的半生，多半是靠一口標準國語及不怕在任何場合表達意見的訓練謀生，我不能不感激這位已記不得她姓名的老師。
還有一位老師，她每天中午不像其他老師坐在辦公室裏用餐，而是把便當帶到教室來，跟我們一塊吃飯。
有天，她特別問起有一位同學怎麼好幾天都沒來上學了？一位小朋友，也許是那位同學的鄰座還是鄰居，很鄭重地瞪著眼睛回答說：「報告老師，××同學死了！」
老師一聽，當下大驚失色，要更進一步打聽死因，卻不得要領，忽然間老師抑制不住情緒，伏在桌上哭了起來！我們這些孩子也給嚇得不知所措。不一會兒，老師抬起頭來，抹抹眼淚，恢復她那慣有的微笑，要小朋友好好吃飯，不要吵鬧，就收拾便當走出教室去了。
到了下午上課時，老師走進教室，依舊面帶微笑，看了我們大家半晌，然後愉快地宣佈：某某同學並沒有死，只是病了，明天就會來上學。
她沒有處罰那個危言聳聽的小朋友，連罵都沒有罵一句，只是和顏悅色地告訴大家，小朋友講話要誠實之類的話，詳細的說詞我記不得了。不過我當時的確納悶，我們才剛剛開學，她又沒有跟一位小朋友特別親近，怎會那麼傷心？——這是當時童稚心靈中唯一的感覺。那時年紀畢竟是太小了吧？
中小以後就轉到了北師附小，校長是王鴻年先生。對於王校長，有三件事至今印象深刻。
王校長予我們的印象比較嚴肅，小孩子遇到他寧願繞遠路，免得又被他找到扣子沒扣好、頭髮太長等等缺點。有一年學校開運動會，壓軸節目是「老師賽跑」。與賽的老師並沒有穿運動衣、運動鞋。校長也參加了，記得他也是穿著皮鞋跑。
裁判的槍聲一響，老師衝出起跑線，大概因為平時缺乏訓練，模樣千奇百怪，校長的姿態更是一絕：皮鞋踏踏踏跺得很響，腦袋努力的一步一點，起先在後面，慢慢超過了幾位老師，經過我們班上的參觀席時，雖隔著幾步之遠，我還是清楚聽到他奮力向前衝刺咻咻的喘息聲。這種事在當時並不會引起什麼領悟，年齡愈大，這幅景象在記憶中卻是愈為清晰。
我們快考初中了，畢業班中有些算術特別差的同學，校長就在降旗後給我們補習。我這才發現校長上課是那樣和藹可親——當然他沒有收一毛錢補習費。
班上有位同學是運動健將，校長常在升旗臺上讚揚他。但他似乎智能不足，又患有嚴重的近視，校長總是不煩厭、笑瞇瞇地在黑板上以特大的字體寫下算式，從各個角度為我們講解。
我們離校前拿紀念冊找校長題字。校長總是從座位上起身歡迎，一時沒時間處理，也客客氣氣地請我們把紀念冊暫時留下。從王校長對待我們的態度，我真覺得自己一下子長大了。
那年我以多出標準零點二分的成績考取師大附中，我應當感激許多老師與長輩，其中當然包括絕對不會記得我的王校長，不過我想愛戴他的小朋友一定很多。
我畢業那年暑假，有一天早期畢業的學長張法鶴騎著單車「造訪」我這個從來沒跟他交談過的小學弟，告訴我王校長已經調職，說是第二天要在學校大禮堂舉行一個歡送會，請同學踴躍參加。結果到場的歷屆畢業同學擠得滿滿一堂，我們看到校長激動得落淚，語不成聲。
小學期間還有兩位導師，也許在他們以為不過做一點份內之事，竟對我未來產生重大影響。
一位是陳祖屏老師，我讀四、五年級時，他是班導。由於我是極端孤僻怪異又不合群的學生，挨他的打罵乃是家常便飯，他甚至說過我是個不可「教要」的孩子，以後我才弄清楚他說的是「不可救藥」。
我從來沒有夢想過自己會有什麼長處，在家裡，我不是好兒子，經常逃課、說謊。在學校，成天做白日夢，與同學不來往，跟老師欠溝通。不必說家庭或學校，就是跟這整個世界，也幾乎脫了節。
課堂上不免有些隨堂作業要做，有一回上作文課，題目是「我的小史」。以往我寫作文都是拿起毛筆亂塗，能混過去就混過去，整本作文都是大丙，偶爾還有個「丁」錯落其間。陳老師氣不過，曾告訴我：「你文章怎麼寫都沒關係，只要字肯一筆一劃地寫，不要烏漆抹黑連成一團，我就給你個甲。」可惜這樣的鼓勵與誘導，對我絲毫不起作用，於是照舊大丙連連。
對那天的題目「我的小史」，我也沒一點得失之心，只是平鋪直敘而已。所不同者，是比過去一兩頁就解決的文章要多出許多，因為我的小史的確有些曲折，也不懂如何濃縮。
想不到作文本子發下來，居然破天荒得了一個「甲」。這大概是我第一次在課業方面得甲，有幾分高興，但也沒到如何瘋狂的程度，大概是油條慣了，自己還有點納悶：會不會是老師一時胡塗弄錯了？
有天放學準備回家時，一位同學急忙跑來跟我要作文簿，說是老師要的，我嚇了一大跳，因為那天有作文課，作文應該當堂交上去，兩堂課我都在畫漫畫，文章根本沒寫，就把本子私自裝回書包。同學這麼一說，我想準是偷懶不交本子給發現了，少不得又要挨罰。那裏料到老師竟是要把「我的小史」登上壁報。
壁報刊出之後，因為文章實在長，橫跨了滿滿一欄，又有些戲劇性，轟動一時，自己不免就得意起來。想想自己沒什麼本事，就立志當個作家吧！這段故事，應當算做以後廿年間不斷搖筆桿的淵源。
陳老師不太會讚美人，至少對我如此，他對那篇文章的評語是：「文采平平，內容尚可。」不過對我也十分受用了。
陳老師還有一件事，也可稱作奇招：到我家訪問，在先父面前堅持要我自動留級。
小學本來沒有留級，考得再爛也能順利畢業，我已經是連年連月的「不列名」——不知現在還有沒有這個名堂——「不列名」者，不及格科目太多，列於名次之外也。陳老師當時的意思是，如果跟著班級往上升，中學一定考不取，要是肯自動留級，還有「一線希望」。
我姑媽顧到面子不好看，尤其還是大學教授的兒子！先父卻「從善如流」，當機立斷地接受老師的建議：留級！
後來我真的考上初中，且是一所公認不錯的學校，這不能不歸功於陳老師的真知灼見。不過陳老師獲悉我考上時，也沒什麼興奮，只淡淡說一句：「你看嘛，我說得對不對？」一付滄桑見慣，穩如泰山的樣子。
我留級以後，遇到另外一位終身難忘的老師——先師方啟明。
我們讀小學的年代，民風純樸固屬事實，然其閉塞可笑也不容否認。學校裏的小孩，絕大多數男女彼此不講話。上課時雖然男女同座，但課桌上必用鉛筆刀刻出一道「楚河漢界」，男生越界的事情是有，女生不小心越界，男生就一掌砍下去，毫不留情。下課時偶然碰到一下女生的裙角，就會被眼尖的同學大聲譏笑「愛女生」。
方老師教的這班學生，可能是中高年級唯一男生跟女生交談、一塊兒玩耍的一班。他一再強調男女不來往就是「不文明」，現在看來這也許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多想一想當時的「風氣」，就不能不佩服方老師的細心、耐性、與誠摯而又巧妙的說服力！
我是一名糊里糊塗的留級生，羞恥感似乎沒有，榮譽感簡直就摸不到邊。沒料到自從到了方老師的班級以後，作文經常得甲，主要原因在於方老師每次出題，至少三個，可任擇一題，假如你不滿意，還可自由命題。只要自由命題，我就如魚得水，因為我的腦袋瓜裏有一個詭異離奇的世界。我時而散文、時而小說、時而議論、時而詩歌。少年不識愁滋味，我卻也曾為賦新辭強說愁，也為了耍「幽默」，而寫出幾篇方老師拿來宣讀、引起鬨堂大笑的文章。
方老師對我謬愛過甚，有一次居然對著全班同學稱讚我為天才，談到「王陽明」、「韋蘇州」等以籍貫為名的歷史性文豪，說將來也會有個「馬金州」——因為我是遼寧金縣人。結果全班又是一陣哄堂大笑。
我對如此被「戲弄」深表不滿，乃在下一次作文課上寫了一封長信給方老師，抗議他的「諷刺」。
方老師趁其他同學都去上體育課，而我當值日生時，到教室來與我長談，告訴我他對我的稱讚是真心的，一件件細數我的「優點」，提醒我對自己的前途要有信心。及至方老師知道我是「沒娘的孩子」，一把將痛哭的我摟入懷中，陪著我默默垂淚。
大約是我上高中的時候，有一天接到平生第一封訃聞：方老師因鼻癌去世，得壽僅四十九歲。方老師沒來得及看到他這位學生已被一些人稱為作家了。
回首從前，我平生所欠天地人情的恩典難以計量，老師只不過是其中一小部分，小學老師又是老師中的小小一部分而已。但即便是如此之點點滴滴，也令我愧疚無限，不知從何報償。
九月懷師恩
文．王大空
每到九月，教師節到臨，我就特別懷念起老師。
我感謝每位教過我的老師，儘管我並不完美，甚至可說缺點多多，但是他們的愛心耐心、言教身教，塑成了今日的我，或者說今日我的主要部分。我常想：要不是他們的苦口婆心，循循善誘，以身作則和全力以赴，也許我現存僅有的一點善性良行，都會被惡性和劣行淹沒，永遠無法顯現。
從孩提到成長，從小學到大學，教過我的老師難計其數，每位我都崇敬愛戴，常懷於心。但是其中有兩位給我的印象和影響最深遠，一位是心理學家蔡樂生博士，一位是史學大師顧頡剛教授，他們都是對日抗戰時期，我在四川成都華西壩齊魯大學就讀時的老師。
我在大學念的是政治經濟學系，讀了好些政經課程，卻覺得心理學很重要，是人人都應該多少懂得一些的學問，於是在大三時選修了這門課。真是十分幸運，教我這門課的，就是當年在國際上已頗具盛名的蔡樂生博士。
蔡博士上課很少用課本，即使用也絕不照本宣科，他總是用生動的言辭、適度的手勢、關切的眼神、趣味的引喻；即使是最深奧的理論，最艱澀的內容，通過他的傳播講授，使我們個個聽得入神，永久納入記憶。
比方說，我常向學生推介的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教授（Prof．A. Maslow）的人生需要五階層理論：
一、生理的需要
二、安全的需要
三、愛和所屬的需要
四、尊敬的需要
五、自我實現的需要
就是當年蔡教授傳輸給我的。慚愧的是，好幾十年過去，雖然自問也曾流過汗、盡過力、用過心、動過腦，卻依然停留在生理需要的最低層次，怎麼也攀不上自我實現的最高階。
蔡教授教的是心理學，有時上課，難免也拿學生做實驗，例如有一天，忽聽他說，你們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好像在看，並且什麼都看進去了，其實並不；你們的耳朵張得大大的，好像在聽，並且什麼都聽進去了，其實也並沒有。說著，他就用雙手把領口密密的搗住，然後問我們：「有多少人能確定我繫的是紅領帶？」
很多人舉手。他接著又問：「有沒有人說我是繫黑領帶的？」於是又有很多人舉手。
這時蔡教授挪開他搗住領口的雙手，大家才發覺，他繫的是一條灰色領帶。
我今天自覺比較能看得廣一些、聽得多一些、說得真一些、反應得快一些、感覺靈活一些，都拜蔡老師之賜。
顧頡剛教授在齊魯大學教歷史，我並沒有上過他的課，可是他是我的導師，所以有很多機會向他請益，有很多場合聽他教誨。他對事物鑽研和追根究柢的執著，深深使我感動。
那怕是偶然在路上拾到的一塊破瓦片，他也要研究半天，一定要推敲出它的年代來。他一生鍥而不捨地辨真偽、分黑白，在他的巨作「古史辨」裡，竟把歷史上治水的禹，說成是一隻大爬蟲，並且言之有據，令人嘆服。我想，顧頡剛教授的這種治學方法，可能來自主張「一切拿證據來」的他的老師胡適博士罷？
這些年來，我曾當了一段時間的新聞記者，也曾在幾所大學兼過課，我常把當年老師傳授給我的，放進工作裡。
我在教書的時候，總喜歡學習蔡樂生教授，用生動的言辭，傳神的目視，適度的姿勢，趣味的比喻和隨時可能突發的靈智，作活的教學，儘量做到不呆板、不枯燥、不冗長和不沉滯。
在我做記者採訪新聞時，我常先抱持對事物存疑的態度，然後對那些價值較高、影響較大的緊追不捨，求真求速。在新聞報導上，正確是最重要的，否則再快也毫無意義。我想我的這種懷疑態度和扒糞精神，應該是得自恩師顧頡剛教授。
寫到這裡，忽然想起不久前報上刊出一則新聞，說我們這兒有位歌星，大陸願意出折合新臺幣四十億元的代價，請他去那兒做秀。我對數字一無概念，直覺一窮二白的中共出不起這個價錢。唱得也並不壞的「龍的傳人」作者侯德健，去年潛回大陸，據說日子也不好過，常常唉聲嘆氣，淚流滿面呢！我想這位僅憑道聽塗說就發新聞的記者先生，一定不是顧頡剛教授的門徒，也當然不會是我的學生。
九月教師節，師恩浩蕩，我懷念恩師。
生命裏的指引
文．席慕蓉
剛進大學時，雖說已學了好幾年的繪畫，但是對自己真正的興趣和能力，仍然一無所知。也因此，所謂目標、理想，都是些模糊不清的東西，每天跟著大家一起上課、下課，日子過得渾渾噩噩的，不知道在前面等待著的，會是一條什麼樣的路？
一直到那個下午，林老師微笑俯身下來對我輕輕地說：
「好極了！就是這樣！就這樣畫下去。」
老師的聲音裏有一種強烈的鼓勵與關愛，是我從來沒有感受過的。抬起頭來看老師，他就站在我身旁，眼裏滿是笑意，對我頻頻點頭，好像我做了件令他非常得意的事情似的。
那時候，我正蹲在地上畫一叢雪白的懸崖菊。
那天下午是林玉山老師的國畫課，他帶我們全班到青田街他朋友家作花卉寫生的白描。整個院子裏開滿了一盆盆懸崖菊，從高高的架子上如瀑布般奔瀉下來，每一朵都正歡然怒放，剛看到的時候簡直不敢相信，每個同學問老師：
「這是真的花嗎？這些都是真的嗎？」
這些確實都是真的。只有種花的人一年四季花心血照料與呵護，才能在這一個秋天的午後，向我們展現這樣無法置信的美景。
我想，大家都受到感動了，開始認真而嚴肅地畫起來。我看上一叢雪白的，那枝葉伸展的姿態簡直讓人屏息，我蹲在地上也不敢喘一口大氣，從最低處的蓓蕾開始一朵一朵畫上去，直到林老師走過來，輕輕地在我耳旁說出那句話。
在那一刻，我開始明白我最愛的原來就是這些怒放的生命，也開始知道只有屏息專注地描摹，才能在紙上重現這些怒放的生命。在那一刻，心裡忽然非常清朗，幾年來一直散漫紊亂的心思似乎都凝聚在一起，自己都能感覺出隱隱間那種蓄勢待發的力量。
其實，在我的紙上，那時也不過才剛剛勾出幾朵蓓蕾而已，現在回想起來，一個剛入大學的新生，又能有多大的本事？
但是，林老師確實是在用他的全心全意來稱讚我、鼓勵我。從我稚拙但誠摯的筆觸裡，他也許找到一些線索，而就用這些微弱的線索，給我打開了一扇門，指引了一個方向，帶我走上一條永遠不悔的道路。
「恩師」的意義，大概就在這裏面了吧。
這麼多年了，每次在盛開的花朵前寫生，我心裡都會想起林老師，謝意仍在，敬意也仍在。
而林老師不只是在繪畫方面讓我們尊敬，在生活裏面，他給了我們更高的榜樣。
前年夏天，到紐約去玩，見到了好幾個大學時的同窗好友，她們帶我到處逛。去博物館、看櫥窗、也去近郊的名勝遊覽。
悅珍帶我去的地方美極了，整片起伏的山丘上都是參天古樹，樹下是綿延的草地，每棵樹都能成為一幅單獨的構圖，令人目不暇給。
悅珍說：
「去年林老師也來過。」
「哈！那林老師一定會在每一棵樹前都停下來畫上一張吧？」
我笑著對悅珍說。那樣用功的林老師，對著美景從來不肯放過，當然也不會錯失這寫生的良機。
悅珍對我搖了搖頭：
「沒有，一張也沒畫，因為師母走得太慢，老師甚至沒能看到幾棵樹就回去了。」
師母早已不良於行，那天在山坡上走得更是艱難，老師不肯讓她受累，也不肯捨下她一個人再往前多走幾步路，於是大家都只在入口處稍稍轉了一下就回去了。
在回程的車上，老師向悅珍夫婦道歉，覺得辜負了他們陪他來遊園的一番好意，老師說：
「你們師母雖然身體不太好，我還是希望能多帶她出來玩玩，多看幾個地方。」
那天，悅珍在樹下把這些話轉述給我之後，我們兩個人都沉默下來。
我想起在師大時，每次出去寫生，林老師總是興致勃勃地和大家一起畫。在教室上課時，筆也從沒停過，不是改我們的畫，就是在臺上畫給我們看。他筆下的夾竹桃和麻雀，是經無數次寫生才有的氣韻。
這樣一位手不離筆的藝術家，卻為了照顧年老體衰的妻子，犧牲了許多。
可是老師卻不這樣想，他只對悅珍說：
「我希望能帶你們師母多看幾個地方。」
在斜陽裡，能一齊看的景色才是景色，能一齊走的路途才是路途吧。
「伴侶」的意義，大概也都在這裏面了。
生命裏最重要的東西，到底是什麼呢？在我年輕的時候，老師給我的指引是，要用全心全意去再現那怒放的自然。
而在廿年後，他卻告訴我，要用全心全意去愛。
在生命的十字路口上，老師給我上了最長的一課，今天，我願在這裏向他獻上我最深最深的謝意。
吾父為師時
文．陳韻琳
記得數年前，當母親向我宣佈父親要去某專科學校教書時，我並沒有太熱烈的反應。
在我心目中，父親一直是個古板、固執、不善變通的人，從青年到中年，他把所有時日毫無怨尤地投注在刻板的工作裡，白天上班，晚上還把工作帶回家做。
偶爾母親想把他從這種幾近不健康的生活模式裏帶出來，鼓動他帶全家大小去游泳，父親便莫可奈何地坐在池沿，看我們在水中嬉戲。他太過白晰的皮膚，與怎麼也不肯摘下的深度近視眼鏡，和游泳池內外的風景完全不相稱。
或者母親帶我們到路旁小吃店，吃些她做不來的食物換換口味，我們吃得津津有味，父親卻手指著碗筷皺眉斥責不衛生，拒絕與我們一起分享。就連平素對食物的品嘗，他也只能接受「鹹」這一味，其餘酸甜苦辣一概拒受。
因為太熟悉父親這種不會轉彎、缺乏情趣的性格，對父親教書一事就不抱太大期望，想來也是刻板、固執、一如平日，既不會猜考題，也沒有和學生打成一片的幽默，更不會採用能幫助學生吸收的新教學方法。雖然我確信他是絕對認真負責的。
父親進專科學校教書時，已自軍中退休，體力大不如前。就如我當初所料，他帶了一大堆課業、作文本、書法、周記回來批閱，或埋頭準備次日的教書材料，總是忙到三更半夜。我常看見他垂著頭，口角流著唾液，眼鏡滑落到鼻尖，不知不覺睡著了，房間裏只剩下電風扇吹動紙張的聲音。
他教國文。我可以想像他上課時像宋明理學家一般的道貌岸然，與不偏不倚正經八百的教課。有一次，我無意間看了他學生的作文，作文題目正是父親的品味：「談盡忠」、「論孝道」，學生一個個抄襲著作文範本的思路與論述，寫的頭頭是道，但絕不是他們心中本有的觀念；父親卻被取悅了，在行間用紅筆連連圈點，並加上註解。
父親一直相信像他這樣對國、對家、對工作絕對忠誠是好的，也期待他的妻、子女、學生與他一樣。
有時候，看見父親穿著稍稍嫌短、在風中隨步伐擺動的寬大西裝褲，抱著簿本擠上公車，總好奇地想，學生會給他取什麼外號？
老實說，我不會喜歡像父親這樣的老師，在我就讀的學校中也有幾個，不管教授什麼科目，我們都忍不住會在下頭打瞌睡，或傳紙條。他們被我們戲稱為冬烘先生。
父親授課半年後，我開始感覺他的變化。
先是放寒假時，有幾個學生到家裏來玩，父親竟親自下起廚來。父親菜燒得很好，但他除了逢到端午、中秋與除夕，會興致勃勃一露身手以外，平日是不輕易下廚的。
當五個學生排排坐在客廳裏嗑瓜子看電視時，父親埋首在熾熱的油煙中，從他誇張的動作，可看出他極喜歡這幾個學生的造訪。師生極其融洽地吃過一頓飯，再回到客廳時，其中一個學生利用當時那自然和諧的氣氛，向父親問及期末考的成績。
父親立刻體貼地答道：「你們是考得不好，但是儘管放心，我不會為難你們的。」
幾個學生笑開了，再坐一會兒便禮貌地告辭。
那天晚上父親一直快樂無比。我知道父親為什麼快樂，但是我也知道那五個學生來造訪真正關心的是什麼，因為我也是學生。我為父親這一晚的付出有些不值。
然而，父親為學生的付出是一日比一日更多。
有次，父親翻箱倒篋，找出媽媽壓在箱底、質地甚好的棉絮，親自動針線縫上被套。
母親訝異地問他：「你這是幹什麼？」
父親沉默了一會兒，才簡單地答：「給學生用，有個學生家裏窮。」
顯然他害怕母親不答應，不願多說，母親也沒有說什麼。
還有幾回，父親把學生帶回家裏住，跟母親解釋：「房東不租房子給他了，臨時找不到住的地方。」
母親仍舊沒表示什麼意見，只是儘快地為學生理出一個床，招待他們住了幾宿。
後來，父親開始拿自己的薪水幫助需要錢用的學生。學生總是有事發生，或是突然生場大病，或是零用錢花多了沒錢付房租……，他們總是想到去找父親，於是父親拿回家的薪水一次比一次少了。
有天母親在點過父親薪水袋後，終於說話了：「你還有太太小孩，不能光顧著學生哪！」
父親回答：「孩子有你，你有我，這些學生家在南部，沒父母照顧。」
「也不曉得學生有沒有騙你？反正你一定看不出來。」母親知道不能改變父親，轉身嘆了一口氣：「你總是這樣，做什麼都要把整個人都投進去，費了大半天力，還只賠不賺。」
這些都還是小事，後來父親為了學生，開始跟學校當局頂撞起來。事情是這樣的：
才進學校沒多久，因為教書認真負責，父親當上最讓人眼紅的總務主任。本來可以皆大歡喜地幹這工作的，父親卻屢屢為學生的事與學校弄得不愉快。
先是為制服起衝突。父親嫌學校訂的價格太貴。「布料差勁的要命，又褪色又縮水，還比別人貴三倍。到底是辦教育呢？還是作生意？」為學生爭取減低價格之事不成，他轉而向母親憤憤地道。
後來又為伙食問題有爭執。父親指責學校辦的午餐既不新鮮又不營養，還收這麼高的伙食費，是昧著良心做事。「我看過伙夫買回來的菜，根本是主婦撿剩不要的渣滓。」
母親勸他：「是私立學校，有自訂各項費用的權利，學生要讀這所學校也是自願，你管什麼閒事？人家退休下來找個工作做，是為了讓自己的生活有些樂趣，你倒像是特意給自己找麻煩似的，何苦嘛？你對教育懷有一份理想，人家未必有啊！」
但父親還是連學生住宿、交通、教科書的問題都管起來了，一直站在學生的立場為學生爭取，當然是受挫的時候多，便帶著一肚子憤憤不平回家，不時嘆氣道：「這那裏是辦教育，這那裏是辦教育嘛！」
做了一年半的總務主任，父親不知和學校爭執幾回。本來選個認真負責的人作總務主任，是為了便利政策的執行，沒想到卻是處處礙手礙腳，最後董事會決定換一個新的、能事事為校方著想的總務主任。父親轟轟烈烈的上任轟了幾砲，淒淒涼涼的下了臺，只剩下一周八堂的代課教師職位。
當總務主任期間，父親據理以爭，得罪了不少人，離職後招來不少閒言閒語。有說他貪肥水被學校逮到的，也有說他能力不夠的；而真正知道內情的人，又畏懼新總務主任的勢力，不敢當眾為父親辯駁。
父親突然間蒼老起來。滿頭黑髮斑白了，直挺的背脊傴僂了。但他仍舊頂著炎熱，或冒著風雨，為僅有的幾堂課，捧著五、六十本簿子，奔波於赴校和返家的路上。
新學期開始，父親給新同學的第一個作文題目仍舊是「談盡忠」，學生也仍舊用抄襲來的思考論述填著格子，但父親還是被取悅了，拿紅筆在行間圈圈點點，然後不知不覺的垂下頭打起瞌睡，房間裏只剩下電風扇吹動紙張的聲音。
雖然經歷這許多，父親的某些特質卻一直沒有改變。他還是一樣刻板、固執、不善變通，沒有教學方法，也抓不住學生善用機巧的心。
但是我對他的看法卻改變了，甚至，我開始敬愛起那些我曾嘲笑過的冬烘先生。我開始瞭解，一個教師的好，不僅僅在於他的教學方法或幽默機智，更是在於他能執著於教育的神聖，與對學生源源不絕的愛。我發覺，做像父親這種老師的學生，實在是很幸運的。
精神的標竿
文．桂文亞
老師教我們國文的時候，都已年逾七十了。只見他，春、夏、秋三季不外兩截式夾布唐裝；冬季裡，一襲藏青長袍，終年布鞋白襪，手搖摺扇，扮相很是古老而中國。
同學似乎並不把老師放在心上，上課吵吵鬧鬧，交代背誦的課文沒背，交代要寫的功課遲交；老師一開口，大夥就掩著嘴笑：「好奇怪的口音喲！有聽沒有懂。」
老師一口濃濁的鄉音，成為同學理直氣壯不用心聽課的理由：反正是聽不懂，聽了不也是白聽嗎？
算起來，那已經是十八年前的事兒了。十八年前十六歲的我，無論正過來倒過去說，都是非常青澀和幼稚的。
我和許多滿腦袋奇情幻想的十六歲女孩一樣，上課時，是非常偏愛窗外的。又恰巧窗外景色是那樣符合小說中的情境：一排綠楊柳迎風款擺，三兩白蝴蝶翩翩穿梭，天天天藍，教我不想下課也難。教室，一如囚籠，我、籠中的雲雀，嚮往著飛翔。
也總是不偏不倚這個節骨眼上，老師點起名來抽背書。
輪到我上臺背書了，我趕緊起身，往講臺前跑去。抽背書的時候，課堂總算安靜下來，我開始大聲背誦：「晉太原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我背得那麼順暢，那麼流利，老師滿意的閉上眼睛，搖頭晃腦，跟著背誦的節奏打拍子。背完了，老師高興得「好，好，好！好孩子！」讚個不停。才教的新課，不過一夜之隔，這孩子居然全讀熟了。
我得意地回坐。老師那裏知道，早在小學四年級，父親已教我背會這篇「桃花源記」了。
此後，每逢課堂抽背，老師一定喊我，如果是小時父親教我背會的古文，我稍一溫習固然就可背誦如流，那些沒有教過的，我也照樣輕騎過關。原因是，老師早已信任我，只要我一上臺，他就雙目微閉，滿心歡喜的聽我朗聲吟誦，殊不知，我居然是照著他攤在講桌上的課文，一字不漏的念了一遍！
老師一向只管用心講課，講到國恨家仇，便緊握雙拳，從右邊教室門口，一路跳到左邊教室窗口；講到忠貞之士可歌可泣愛國事蹟，就慷慨激昂，吟詩長嘯。老師聲若洪鐘，中氣十足，往往一聲暴喝，我們以為他生氣了，教室喧鬧的氣氛立刻安靜下來，卻原來是融入千古歷史，又與亂臣賊子力搏。
我始終弄不明白，老師為什麼不會生氣，不嚴加管教我們這群上課光會說話、傳紙條、吃零嘴、提早啃便當的頑皮鬼？老師只是盡心賣力地教，恨不能把心肝肺腸掏出來，而且是那樣激動，激動得非得從第一排跳到最後一排，來來回回無數趟不可。
尤其令我們興奮又奇怪的，是老師採取的「高分主義」。
國文是我們這所新聞專科學校的重頭課，特別是周記、作文，份量多，要求也較嚴格。但是，有一個很特殊的現象是，老師雖然仔細批改每篇作文，在分數上卻是絕對的「石門水庫洩洪」，即使作文再差，老師也通篇紅圈，給予各種鼓勵。（我是班上的學術股長，作文由我收齊交給老師，免不了有「偷看」的興趣。）
而在那樣不知世事的年齡裡，分數高低對我們通常有心理上的影響——一門功課，如果受到老師重視，分數自然會高；分數一高，讀書的興趣和信心也就油然而生。否則，再努力、再有興趣也不過掙來六、七十分，久而久之，勢必生疏氣餒了。
老師的高分主義，看來是有效的。不少原本對國文缺乏信心和興趣的同學，乍見老師的真心美言，不禁驚喜交集，紛紛加緊腳步向前；而那些一心一意做著記者夢、作家夢的文藝狂熱青年如我者，更是受到無以名之的鼓舞，生出一層感奮，覺得自己真要好好努力，才不致辜負老師的期許，不禁憑著一股傻勁，勤寫不輟。
翻開珍存十八年前老師批改過的作文簿，當年的作文題竟是：「別時容易見時難」、「無題」、「田園將蕪胡不歸？」、「春去也」、「知更鳥的故事」、「天涯未歸人」、「春歸何處」一類今日看來可笑可嘆的題目。回想起來，原來又是老師教學法之一：上作文課，他除列舉四、五個題目在黑板上任同學選擇外，也隨我們自由命題，自由發揮。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我，不但自以為美的「春花秋月」一通，還瞎編了好幾篇中年人的愛情小說，奇怪的是，七十多歲的老師，不但表示欣賞，還評為「寫得情意纏綿，逸韻奇趣！」
記得那年，林語堂先生在聯合報副刊陸續發表他對「紅樓夢」的考證和評論，我也搬門弄斧的在周記、作文本上發起謬論：「林語堂先生能寫他最敬佩的探春，我為何不能寫我最欣賞的史湘雲？最喜歡的劉佬佬？」
其實，「紅樓夢」原是我小學五、六年級時便有興趣翻看的一本課外讀物，加之父親書架上另有一本「紅樓夢人物論」，兩相參照，竟也看出一些苗頭來。
說真的，十六、七歲的孩子，又那裏懂什麼真假好惡？人說黛玉善感多愁，我也這般跟著憐惜；人說熙鳳陰謀城府深，我也就這麼地恨；人又說湘雲率真可愛，我看著如癡如醉，巴不得是她化身！
以致當我讀到報紙上討論的紅學，自然而然想賣弄一二，於是把各家「參考」來的看法，東抄一點，西抄一點，寫了一大篇「很有兩下子」似的「綜合什錦炒麵」。
沒想到，老師看了我的「大作」，簡直有若發現新慧星的狂喜，不僅立即推薦到校長成捨我先生那兒，還把文章交給校刊發表，更令我受寵若驚的是，作文簿上，堂堂批上：一百分！
更沒想到，老師從此益發對我偏愛起來，在學期結束後，成績單上的國文成績，總平均竟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一百分！
雖然說，分數不能代表一切，何況是這看著簡直有點過分的國文滿分，但是，對當年那樣一個充滿天真赤誠的女孩來說，還有什麼更能代替這一百分所包含的意義呢？
這一百分，代表著直追完美的精神標竿；這一百分，洗刷了我曾經幾何零分、三角卅二分的羞恥；這一百分，更賜給我追求成功、激勵奮發的勇氣！
當然，多年後的今天，我仍舊十分懷疑自己究竟有多少能力、多少能耐，在文學的浩瀚煙海中浮沉？然而，也每在失卻信心和信仰的邊緣，不忘提醒自己曾經擁有過這一個圓滿的紀錄！畢竟，在這個世界上，真有這樣一位長者賜給我全然的關愛與期望！
我也常在面對寫作瓶頸彷徨猶疑的時候，反覆回味十八年前，老師在學期結束後，特別在作文簿上的贈詞：「滿室芝蘭吐異香，一枝獨秀冠群芳，品高不與凡葩伍，文彩風流汥雅章。」這帖激勵劑，一直繼續支持我對自己的信心。
世事多巧妙，沒想到，多年之後，我也返回母校任教國文。站在老師曾經站過的講臺上，重複老師曾經要我背誦的課文，我不禁一而再、再而三的咀嚼：老師那種只有寬容沒有責備，只有鼓勵沒有壓抑的教學法，是多麼溫暖博大！
只是，我終究不能原諒自己——對與老師有關的一切——家世、背景、興趣、所學，甚至籍貫、年齡、住所——一無所知！
我所知道的，僅僅三個字，老師的姓名：鄒——子——珍，和那早已泛黃紙張上留下幾行文雅清靈的手稿，以及勢必將伴隨我終生的精神標竿——一百分！
難忘師恩
文．袁瓊瓊
大約是真的有「讀書運」這種東西，有人到處碰到壞老師，有人到處碰到好老師。壞老師真可怕，他不僅傷害小孩子的心靈，還給了壞榜樣，讓孩子學了，以為那是對的。
子于在「建中養我卅年」裏寫：「最壞的老師是心胸狹窄，要跟學生鬥氣，喜歡譏諷學生。學生不能反抗，但心裡是明白的。」做老師心寬和厚道很要緊。心寬就不跟小孩計較，厚道是懂得給學生留餘地。
我自己也讓老師傷過，但是遇到的好老師還是多。如今回頭想，我所以成為現在這個樣子，是來自他們或大或小的影響；有些明顯、有些隱性。但這些老師我都記得，他們是我回憶裏最好的一些片段，想到時總很快樂，覺得自己幸運，接近過美好的人。
最喜歡的還是小學三年級的鄭任卿老師，寫著這三個字都會想起她笑瞇瞇的樣子。鄭老師極白、長長的臉、薄嘴唇、頭髮齊肩，稍微燙了些鬈，順順的從頭旁貼下來。現在回想，她好像身體不太好，從來沒站在講臺上過，總是坐著，一腿搭在另一腿上。她總穿旗袍，課本攤在講臺上，一邊用教鞭敲桌子、一邊上課。我坐第二排靠左，看見她腿長長的、交搭著晃啊晃的。
鄭老師愛笑，打起人來也總笑瞇瞇的，沒把這當很嚴重的事。大家排著隊挨打，因為考試分數不夠或是其他，打得也很痛，可是不是很痛苦的事，大家有點做交易、借貸分明的感覺：做錯了，所以該打，可是不影響什麼，我們覺得我們都是好孩子，並沒因為做了錯事，品格就不對了。
老師也一樣很喜歡我們，書念不好也沒什麼不得了，世界不會因此而改變。可是不想挨打就要考好一點，考壞了就挨打，這是規則和定律，不是對錯問題，只是規矩，好像買東西要給錢。
那一整年都過得很美，一年裡，一定是四季都過了，可是現下回想，完全不記得酷熱與嚴寒。好像一整年，都是春天，清清涼涼的教室裡，有涼涼的風拂著，室外的太陽是淡淡的，絕不是刺目的金黃色；所有的景致都像泡過水似的，乾乾淨淨，又極柔和。而雲淡風清，一切都悠閒和安靜。
鄭老師跟我們講故事、講閒話，說到她家附近發生火災，燒死了一家人，那一家人燒成了什麼形狀，細細形容著，用淡淡的家鄉口音。我們全都聽著，覺得可怕和悲慘，但是窗外黃黃的陽光啊，教室裏陰陰的，風吹得人很舒服，鄭老師笑瞇瞇的……，又覺得那些和我們不相干，我們很安全，無論這世界怎樣悲慘，我們知道同時也有陽光、有清風、有鄭老師的笑容。
鄭老師大約不能算模範教師，從來想不起她教了我們些課本上的什麼，只記得她的閒談，記得上課的感覺。那時候上學變成很重要的事，愛上得不得了，因為學校就是鄭老師。
後來遇到的老師，沒有像鄭老師這樣以氣質取勝的了。多半是課講的好，會上課的老師真是教人愛的。
初一時的張志成老師，教歷史，當時全班都認為他帥得不得了。他總是白襯衫黑長褲，字寫得奇大。每次一堂課上完，黑板上佔得滿滿的，全是巴掌大的字。他嘴堛瑣史活生生的，葉宏甲和陳定國的漫畫都能扯進去一塊兒談，講起戰國時代群雄相爭像講武俠小說。
我一直偏好歷史，跟初一張老師的啟蒙不能說沒有關係。可惜是初二遇到的歷史老師就沒有那麼有趣了。所以對唐代以後的一切始終沒什麼印象，因為唐代以後是初二才教的。
初中時代的老師好像比較能幹。初三的地理老師能不看書畫地圖，講到那一省，他拿著粉筆就畫起來，畫好省界，再畫主要山脈、河流、城市、道路、物產，通通點出來。整個中國卅六省的形勢都在他腦子裡，後來沒再遇過這種教地理的老師。
可惜到下半年，因為準備聯考，開始逼得很緊，一切就簡化和惡化，不停地考試，地理課開始讓人頭大，董老師也不畫地圖了。
我是卅九年次，我們那一代真是考試如吃飯——不是言其容易，是說它的頻繁性——小學考初中、再考高中、考大學，老是在備戰狀態，校內惡補、校外再補，補得一塌糊塗，老師全成了凶神惡煞。再好的老師，若一見面就說「考試紙拿出來」，委實也沒法給人什麼美妙感覺。那時唯一讓人喘口氣的，只有國文老師宋龍泉。
宋老師教我們初三國文，他是堅持不考試的，在那種「非常時期」，一片喊「考」中，他偏偏不考。現在想，他必定面臨過阻力：別的老師和校方的。他不但不高興考試，更偉大的，他在那一年堸鷎i整個班級的文學興趣，常常講課講到課外讀物上，抄了許多好詞好詩讓我們念，介紹我們看文學作品，還給同學的作文做講評，特別表揚有文采的同學。
我當年大概是渾沌未開，從未成為宋老師的表揚對象。但是稀里花啦看了許多課外讀物，造成我高中聯考落第——跟宋老師大概很有關係。但現在想來，如果讓我選一選，願意讀熟課本考試成功？還是願意把時間花在課外書上？而那一整年的狂熱，可能是我現在從事寫作的根源——我還是願意聯考失敗。
當年宋老師還很年輕，記得是大學才畢業，留平頭、生了雙銅鈴大眼，講到激動狂熱處，兩眼一瞪，老實說是相當怕人，並不浪漫也不文藝。
第一次上課就跟我們講念書不能念死：「念死書的人，讀書再多，也不過是個兩腳書櫥。」這「兩腳書櫥」後來被他一再使用，常常要我們：「別做兩腳書櫥！」讚美人是：「他不是兩腳書櫥。」到後來我們就給他個綽號叫「兩腳書櫥」，當然絕不是原意。
現在回想他當年推介我們看的課外讀物，並非了不起的作品，所介紹的詩詞也多是已有定論的名家作品，他個人沒有特殊和深入的見解，連品味都不算頂高。但宋老師憑著他那「初出茅蘆」、橫衝直撞的熱情，大大影響了我們那一批半大不小的孩子。
那一年拚命於聯考的各種試煉裡，宋老師的課讓我們得到喘息的機會；他幫我們在升學的唯一世界媔}了窗口，讓我們看到另一片天地。
好老師是各形各色的。我後來高中轉考商職，考上了。我們的珠算老師真可怕，吳季福老師，矮個子，一個腦袋特別大，兇得一塌糊塗，只有他上課帶教鞭，動不動就把黑板打得劈啪響。
他也長雙大眼睛，說任何話都瞪著眼，以吵嘴口吻出之，他連念心算題：「三千六百四十五加二百八十五加六百一十三加……」你都覺得他在罵你。可是兩個月後全班都知道他是虛張聲勢，他那啪啪響的鞭子從來沒落到任何人頭上。
初二時我們換了老師，大家都很懷念他。過聖誕節時，全班合送了聖誕禮物和聖誕卡。過了幾天後的中午休息時間，大家正在埋頭吃飯，突然「啪！」地一聲教鞭打黑板的聲音，抬起頭來，睽違已久的吳老師正站在講臺上，他拿著我們送的禮物，包裝已經拆開了。
吳老師一邊敲黑板，一邊聲色俱厲：「怎麼可以送這個給我？我知道這很貴吶！我在店裏看過。你們這些學生，亂花爸媽的錢，豈有此理！年紀小小就學會亂花錢，……」他一邊講，一邊打黑板，笑也不笑，和從前一樣兇巴巴的吳老師。全班都鼓起掌來，越拍越響，吳老師說不下去了……。
最後他還是收下禮物和卡片，臨走時用他那商標性的惡狠狠表情警告大家：「以後絕不可以，誰再送禮給我，我會回來打他！」
我覺得學生喜歡的好老師，不見得全是循循善誘或和顏悅色的，兇沒關係、嚴沒關係，瞭解他內心的善意，能從他身上得到好處，學生就會喜歡。老師真正敬業、愛學生、關心學生，我們能體會得出來。像子于寫的：「他們不說出來，可是心裡知道。」
某些老師對學生的特殊善行或教誨：負擔他的學費，解決他的家庭問題或人生問題，在沉淪時拉他一把，特別鼓勵他的某種才能，在犯錯校方要記過時特別為他陳情……，這種老師我相信有，不過我沒碰到過。
對一般人來說，好老師其實也就是一些美好的人、善良的人、對自己負責的人，他們在我們成長的過程裡，用他們自己的方式來影響我們，用他們個別的方式帶領我們認識自己和世界。因為他們自己的好，給我們一種信心：知道這世界不管怎樣的險惡黑暗、爾虞我詐，你仍然可以做個好人活下去。而且你的好，會有人看見，也有人記得，即使永遠沒說出來。
善是隱伏著默默流動的東西，但是遇到的人一定都知道。好老師都教了我們這一點：德性才是永遠的。
黑旗班
文．丘秀芷
快滿十三歲那年暑假，我很神氣地踏入臺中女中大門。
新生訓練時還沒分班，我看到每位老師都鞠躬，連工友也不例外。有位老工友，臉黑黑的，頭禿了一半，身上穿著泛黃的布襯衫、藏青色卡其長褲，縐縐的，老在禮堂裏跟我們在一起。我在校園中看到他也恭敬地行個大禮。
新生訓練最後一天，訓導處叫我們各自看自己分到那一班，到教室等導師排座位。
我分到一年乙班。找到自己的教室，整個教室鬧哄哄的。
忽然，那個禿頭的「工友」進教室來！全班靜了下來，大家面面相覷，驚呆不已。這個「老工友」，哦，不！這位「老師」是我們班導師？
他站在講臺上，開口了。
老天，他講那一國的話？我一句也聽不懂，心中十分失望。女中怎麼那麼差勁？這種連國語都講不好、衣服又躐遢的人也來當老師？而且是我們班導師！
他在黑板寫上「閻兆遠」三個字，然後又說：「這是俺底醒命，俺是陝懂銀……。」
他又講了好多，我唯一弄清楚的是：他有一個可怕的姓，閻羅王的閻。
下課時間，班上一位個子高大的同學說：
「閻老師是我們班導師，他說他是山東人，住學校宿舍，叫我們有什麼不懂的事，要不就到辦公室找他，要不就到宿舍找他。他教我們地理課。」
我們大家共推這位高個兒同學當班長，一方面她長得體面，一方面是她聽得懂導師在說些什麼。班長叫任蓉。
開始正式上課，每天我到學校沒一會兒，「閻羅王」就到教室來了。「閻羅王」是我們導師在學校裏早已擁有的外號。
閻羅王「名不符實」，他從不疾言厲色，雖然他的嗓門大，神色卻平和。他常察看我們做作業，一一巡視。我們初上幾何，弄不懂，老師就從教務處借來大三角板和量角器，好幾天一早來就跟我們講解直角、40°、360°……。
起初我心中還想：「閻羅王不幫忙還好，愈解釋我們愈不懂，那一口山東國語，比數學老師的臺灣國語還難懂。」
那時我們已開始學英文。閻羅王教我們：拿一本小冊子，把英文單字、音標和中文意思全記在小本子上，隨時可拿出來念，比較方便。
他又教我們：國文要先瞭解全課的宗旨，再背課文就快了。歷史把各朝代、各皇帝帝號列一個表，年代寫在旁邊，主要大事也寫重點記在旁邊，做一個分析圖，這樣就不會把朝代弄錯、把事件前後秩序弄倒了。
讀地理的方法，最主要是畫地圖。畫過地圖就「一圖了然」於腦海中。
閻羅王上地理課，從不帶課本，每次帶一兩張地圖，先把地圖釘在黑板上，然後就閉著眼睛講課。奇怪的是，他閉著眼睛，卻能絲毫不差地指出地圖上的山川城鎮鐵路等位置來。
起初，我聽不懂他的話，只覺得他講課的神情很可笑。地理課都排在下午，我累了就趴在桌上睡大覺。老師也不管。
不過聽得懂老師的口音以後，就捨不得在課堂上打瞌睡了！那煙雨江南鶯飛草長，那塞外大漠平沙落雁，東北的「棒槌」、煙臺的水蜜桃和蘋果，關外回族異俗多，西南夷苗放蠱惑，還有蒙古包、喇嘛、長江、黃河……，上地理課，是臥遊故國山川，那裏捨得瞌睡？
上過好多省份，閻羅王都說：「這裡，俺待過。」然後仔細描繪當地的風土人情。他到過很多地方，知道許多奇情異風。
他從不責罵我們，也從不板臉孔，更沒拿過教鞭。他對我們班，近乎「縱容」。我們班從沒拿過冠軍旗，倒是經常拿黑旗（全校秩序、整潔最差），他也不責備。
升二年級後，我們班每天中午開同樂會。有的上講臺唱歌，有的表演話劇、有的跳舞，都是隨興的。後來，別班的同學也跑來我們班邊吃飯盒邊觀賞。
我們班人才濟濟，謝瓏瓏常在國語日報、小學生等報刊寫稿，任蓉是獨唱人才，陳夏生、謝明美、王明節等五六位個子高的是籃球校隊隊員（誰也沒想到陳夏生後來會倡導與籃球風馬牛不相及的中國結。任蓉成為名聲樂家倒是不離譜）。
這樣的一個班級，每天中午「歌舞不休」，無怪乎老得全校秩序比賽的「黑旗」。不過，我們倒把地上打掃得很乾淨——不乾淨怎麼能光腳跳舞、演話劇。有時，跳舞的同學跳瘋了，連課桌、講桌都跳上去！
其實閻羅王也不是「不管」我們，他管得才多。每天一早來，就看我們的課業。有那個同學身體不好，他就說上一大堆「如何使身體健康」的道理。
他常嚕嗦我，叫我：「字要一筆一劃地寫！」「要實實在在念書，別靠強記，臨時強記的不踏實！」「看小說和報紙別一直連著看，眼睛會看壞了！」
我是班上兩名近視眼之一，老師常嚕嗦我這一點（那年頭，近視眼的人絕少）。偏偏我每回自習課、下課到圖書館看報、借書，就碰到閻羅王，他也常在圖書館看書報。
升初三時，家搬得離校很遠，要通車上學。通車的同伴中有幾位高低班的同學，當她們知道我是「初三乙」的，臉上露出很怪的表情。稍後，他們說：
「反正你們倒霉，碰到閻羅王當導師，閻羅王國語不標準、衣服又邋遢，書不會教，學生也管不好！所以你們班班風不好！是有名的黑旗班。」
我十分憤怒，說：「哼！閻羅王才有學問，你要肯用心多聽幾堂課，就知道了！人不可貌相，更不能以衣著來衡量！閻老師的毛筆字寫得多有氣魄！學校裏有那位老師的字像閻老師那麼好！我們班風有什麼不好？人才最多！」
也許我說得「義正辭嚴」。所以她們不再批評我們班，也不再敢批評閻羅王了。本來嘛！怎麼可以憑外貌評斷一個人？
初中三年，他一直是我們班導師。有一次，隔壁班的同學作怪，在閻老師背後貼紙條，我們班同學知道了，跟她們吵起來。使她們很納悶：
「瘋子班居然這麼尊敬閻羅王！」
快要畢業時，我拿畢業紀念冊請閻羅王為我題字，他寫下蒼勁的七個字：
「苦學才能長聰明」
然後說我：「讀書，要下苦工夫才行。再聰明的人，讀書若只是浮光掠影地看一看，也成不了自己的智慧。」
我那時是貪玩的年齡，那裏放在心上。果然，在高中聯考時，我考不上臺中女中，而考取第二志願臺中市立一中。
市一中和女中只隔一條馬路。可是我卻不再回女中去，總覺丟臉。不過我用功多了，高中六學期常拿臺中市政府的清寒獎學金。
高三時，有一天騎車回家，在中山公園門口被人叫住。我急忙跳下車來，一看是閻老師，恭敬地行個禮，叫：「老師好！」
「你怎麼都不回來看老師啊？」
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你的字還是那麼潦草嗎？字要好好寫，要不然，考試很吃虧。」
談一會兒，向老師告辭，老師叫我有空回去找他聊天。
而我始終沒去。
進大學後，我無時無刻不記著老師那句話：「苦學才能長聰明」。我不再汲汲於學校的分數，只在乎自己能長多少智慧。
常想：什麼時候再回臺中女中，找閻老師，告訴他：「老師，民國四十五年畢業的初三乙那班同學，永遠記得您！」
可是有一天，在中央日報第四版看到一則訃聞：臺中女中閻兆遠老師逝世。
我真恨自己為什麼不早一些去看他！這一生再沒機會告訴老師：「初中三年豐美而不受壓抑的一千多個日子，使我們每個人都發揮自己的才能，也發覺自己該走的路！」
日後，看到好多位初中同班同學，成為各行各業的佼佼者，就常想：如果那三年中，沒有閻老師的啟迪和縱容我們發揮自己，我們只會成為拘拘謹謹的一群木頭人罷了！
唉，老師，您以前老是看到我們班領「秩序最差」、「整潔最差」的黑旗，上蒼為什麼不讓您長壽？讓您看到我們各自在工作崗位上，領了一面又一面的獎章、獎牌？
我思，我念，我師
文．王書川
應該是四十年前的事了。
我還是一個初中的窮學生，家中只有四畝薄田。家父為了養家活口，除務農外，還要兼作礦工以為貼補。一談到我要念中學，他就火冒三丈，認為我們窮人家，念一個小學畢業，已是祖上的陰德了。
可是這個想法，卻拗不過外祖父母，他們因為沒有兒子，對我這外孫期望很大。
他們獨排眾議，硬叫我去投考學費昂貴的顏山中學——縣裏獨一無二的中學。
父親在「尊命難違」情況下，提出一個條件，那就是必須考取前五名，否則就回家學木工——此時父親已給我找了一個木匠乾爹，以作後路。
我自忖生死榮辱在此一「考」，連日連夜拚命準備，結果皇天不負苦心人，考取了第三名。
父親無話可說，典當了二畝薄田，又東挪西借，才湊足四十塊大洋（銀元），給我繳學費。平素的衣食住行、文具等，則由外祖父供給，我這窮學生於是跨進了富學堂的大門。
我自卑而侷促地混在富有的同學中，只有一個念頭，就是拚命地用功，恨不能一個學期就畢業。當時，心中最擔心的不是功課，而是下學期的學費。
這種情況，被國文老師徐愛濤先生看出來。一個晚上，他把我叫到家裡。
老師親切和藹，師母也熱心關懷。我把家中的情況一一報告給他們聽，然後情不自禁地哭起來。
老師與師母溫和地安慰我，叫我不必擔心，他們在下學期願意負擔我的一半學費，只要我好好用功，成為一個模範學生，他們就心滿意足了。
我把這個喜訊，向外祖父母及父母報告，他們也感到驚奇而感動。
禮拜天，外祖父母帶我到老師家去道謝。並且知道老師膝下猶虛，乃商得同意後，拜他們為乾爹乾媽。這是我們家鄉一般窮人家對恩人投報的唯一辦法。
從此，老師與師母對我更加關愛；但是平時仍要我以「老師」、「師母」稱呼，以求自然。
老師是河北人，個子修長、清癯、長臉、嘴巴寬大、戴近視眼鏡，透過那層厚玻璃，兩眼仍炯炯有神。他對於詩詞歌賦樣樣精通，最特殊的是他喜愛現代新詩、小說和散文，並且極有研究。他常向上海、北平各大報投稿，一經刊登，他便拿來給我閱讀，並且講解寫作經過及措詞、句法、結構等，使我畢生受用無窮。
師母是舊式家庭出身，氣度高貴慈祥，小腳、衣著樸素乾淨，梳一般婦女的髮髻，發絲整理得有條不紊。她說話時慢吞吞的，與老師的急性子正好相反。
老師有中國知識份子「不忮不求」的風範，有「幾曾著眼看王侯」的淡漠，有「一蓑煙雨任平生」的流狂。他對教書十分狂熱，常說他在我們學生身上，可以得到三大報酬：一是傳授智識的快慰，二是彼此領悟的啟示，三是智識不斷的反芻。
他在課堂上講起書來，旁徵博引，妙語如珠，每個典故或成語，都滔滔不絕地詮釋透徹。更可貴的，他除了課本外，更油印了許多份「古文觀止」、「左傳」上的文章，那些艱澀難懂的字句，經他一一講解，真如剝去貝殼的珍珠，拭去浮雲的星星，晶瑩奪目，透剔玲瓏。
從此，我們從敬畏而不敢探首古文天地，一變而為狂熱地鑽研探索。
徐師在批改學生作文時，也是褒多於貶，能有個切題的句子，或妥適的構想，他便紅圈連連，文後還要獎勉幾句，令人感到無比振奮。
老師經常叫我到他家裡，與他夫婦共進晚餐，順便講解做人處事的道理。尤其對於我的「貧窮」，更是一再慰勉。
他認為「貧窮」是一種激勵青年上進的酵素，能刻骨銘心地深知「貧窮」的痛苦，就是最好的推動力，推動你去冒險奮進、勤儉自勵。
徐師這段話，給我的印象最深，影響也最大。數十年來，我就是受這無形鞭子朝夕不停的鞭撻，在做人做事上，幸未稍辱師訓。
在蘆溝橋戰爭爆發後，學校停課，學生都四散逃亡。徐師因師母有病，不能久羈異鄉，決定趁火車還能通達，返回家鄉。
他夫婦走時，時局已動盪不安。我雇了輛獨輪車，把他的幾隻舊皮箱搬到車上，箱內大部分是書籍、文稿，另外就是陳舊衣裳。
徐師頭髮蓬亂、面頰消瘦，一忽兒像老了十多歲似的。我請外祖父籌借了十塊銀元，在上火車時遞到他手裡。他堅決不要，並打開皮包讓我知道他有足夠的路費。但我趁他不注意時，仍將十塊錢塞到他皮箱裡。
火車開了，鐵輪慢慢的起動，我與老師都含著滿眼熱淚。只有招手，沒有話說。
他清癯的面容，修長的身量，慢慢從我的淚眼裏消失！我知道從此一別，今生今世可能永無再見的機會了！
數算起來，我今年已六十五歲，老師可能早已作古，想來不勝感念。
我不禁想起李商隱的詩句：落葉人何在，寒雲路幾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