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由中國的生活與工作環境,已成為中共外派學者和留學生嚮往之地,先後已有姜友陸、李天慧、李根道、徐家鸞、王品義……等人回到國內,本刊曾報導他們回國的經過,以及工作和生活的情形。
去年十一月,國內報紙又刊登了兩則令人振奮的消息:兩位大陸科技學者丁勝懋和陸懋宏也加入了國內科技研究工作的行列。他們有共同的體認——大陸上的生活不是人應該過的;他們的看法相同——台灣是中國人的希望;他們更有一致的理想——願為壯大「中國人的希望」,竭盡所能,好使全體中國人都能有好日子過。
「請您幫我接丁勝懋教授辦公室。」
「好的,不過你最好讓電話鈴聲響久一點」,接線生熱心的告訴筆者:「他常常在實驗室裏工作,要費點時間趕過來接電話。」
「做事積極踏實,待人親切風趣」是丁教授同事對他的描述。當他推開桌上的日光燈,笑呵呵地站起來,熱心的引導我們參觀他一手設計、安排的實驗室時,我們很快便感受到他發自內心的愉悅之情。

「人就是應過『人』的生活!」陸懋宏希望全體中國人都能早日過著像他今日這般有「人的尊嚴」的生活。(歐陽芷汀)
被批為「反動資本家狗崽子」
丁勝懋教授民國卅三年出生於上海,小學到高中,一直都在當地念書,一九六二年高中畢業,投考大學。他說:「當時大陸上的入學考試,根本名不副實,往往高幹或首長的子弟,成績很差,走後門就能鐵定被『錄取』,然而真正優秀的青年,卻往往不得其門而入。而我,由於父親曾在上海經營棉紗紡織業,開了一家『協祥紡織廠』,大陸淪陷後,自然被中共打為資本家階級,家中五兄妹也被批鬥成『反動資本家狗崽子』。這種身份使我當時原本不可能進大學,但由於中共特權階級的作風,引起大陸青年普遍不滿的浪潮,紛紛要求將錄取者的分數公開,中共才不得不按分數錄取一些人。我那年剛好考得不錯,才以第一志願進入北平『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主修雷射理論。」

陸懋宏教授在實驗室中指導學生做實驗。(歐陽芷汀)
歷經「文化大革命」浩劫
一九六六年丁勝懋從「中國科技大學」畢業,不幸碰上中國人的浩劫——「文化大革命」,知識份子被毛澤東評為社會上九等人中最下的一等——「臭老九」,批鬥的批鬥,下放的下放,一批批大學生被弄到農村或工廠勞改,接受所謂「工農兵再教育」。丁勝懋也就在此時被分到山東的一個小工廠,做翻砂、鑄造、電工、倉庫保管等和雷射風馬牛不相及的體力勞動。
「體力勞動雖然很辛苦,但還可以忍受,最恐怖的還是政治鬥爭。」丁教授提起來仍心有餘悸:「只要那個領導看你不順眼,你就完了;別人胡亂給你安個什麼罪名,只要有二個證明,罪狀就成立了;然後由『專案小組』裁定你是『反黨』、『反軍隊』或『反社會主義』等罪名。反正帽子大得很,也多得很,隨便扣上那一頂,都可以把人壓死。罪名裁定之後,往群眾鬥爭大會一送,除非俯首認罪,否則那種折磨人的鬥爭大會,可是不死不休的;不知有多少人在這種巨大恐怖的壓力下,被鬥瘋、鬥死,真是慘得很。每個人成天都提心吊膽,因為誰也摸不清,惡運什麼時候會降臨到自己頭上。」

工作之餘,丁勝懋最喜歡開車到各風景名勝去遊覽。
被鬥得險些自殺
父親是資本家,在校念書時又對政治課不夠積極,丁勝懋早就被列為「白專份子」。在工廠做工時,更是逃不過被批鬥的命運,一度他被整得萌生自殺的念頭,「但後來我愈想愈不甘心,我為什麼要自殺?白白的犧牲不是正稱了共產黨的心?我偏要好好活下去,要設法推倒這堵共產黨的朽牆。」
直到一九七四年,「文革」接近尾聲,混亂的局面稍稍穩定下來,大陸各地的知識份子紛紛調回正常的崗位上,丁勝懋也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的分支機構「上海激光(雷射)研究所」重新開始研究工作,先後做過玻璃雷射和蒸汽雷射的實驗。
鄧小平上台後,大搞所謂「四個現代化」,卻發現人才不足是大障礙,開始允許知識份子出國留學。丁勝懋便在一九七八年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西德交換學者獎學金,離開中國大陸,到漢諾威大學應用物理研究所學習。

丁勝懋說:「研究工作一定要全心投入,不可有一日懈怠。」。
那不是人過的生活!
回憶在大陸的卅四年,丁勝懋一再重覆一句話:「那不是人過的生活!」他舉了二個例子說明中共草菅人命的情形:
一位被下放到工廠從事刺繡工作的女學生,有一天半夜起床,被掛在牆上未完成的刺繡毛像嚇了一跳,說了句:「什麼鬼東西嘛,嚇我一跳。」就被人以不尊敬首長、惡意毀謗的反動罪名揪出來檢舉,逼得這位個性內向的女學生,因受不了精神壓迫,最後只有自殺。
另一位是丁勝懋的同學,平常沒事喜歡做做詩,某天吟了一句:「雄雞一唱東方白」,也被人提出來檢舉。因為共產黨是說東方「紅」的,詩中的東方「白」雖然意指旭日東升,但仍犯了共產黨的大忌諱,硬被安上「思想反動」的罪名,在鬥爭大會上被打得體無完膚。次日,領導宣佈他「畏罪」上吊自殺。丁勝懋說:「我去看過屍體,一頭一身的血,明明是被打死之後再套上繩子,造成自殺的假像。領導下令馬上就把屍體燒掉,連他母親都不准去看他的屍體。我真是恨透了他們不把人當人。」
「到了國外,我曾想寫信回去檢舉那些共幹草菅人命的惡劣事蹟,但是,就算我寫了,又能把信寄到那兒去呢?全大陸的共幹都如此,誰會接受我的檢舉?」這種有冤無處訴的悲哀,逼使丁勝懋認清了一個事實:「沒有言論自由,其他說什麼『人權』、『民主』、『法治』都是假的。」
決心反抗到底,回到自由祖國
到了德國,丁勝懋就像出籠鳥一般享受著自由氣氛,他更發現中共口中「腐敗」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竟是那樣繁華富庶,人們的生活不知強過大陸幾十倍。耐不住心中好奇,他曾到狄斯可舞廳去參觀,這使他被批評有「資本主義化」的傾向,領導便派其他中共留學生嚴密監視他,參與他所有的研究計畫,使他再度感受到那種膽戰心驚的強緊壓力。只是這一回,他決心反抗到底。
他開始想盡辦法和中共人員大玩捉迷藏的遊戲,廣交外國朋友、華僑和臺灣去的留學生,從他們口中和許多報紙雜誌上,他發現臺灣和西方世界一樣的民主自由,他特別提到:「大概是二年前吧,在光華畫報上看到一篇介紹工業技術學院的文章,使我瞭解臺灣有自由的學術氣氛,政府也很重視科技人才的培育和運用,這對我們研究人員來說,意義是十分重大的。這使我下定決心要回到自由祖國。」透過熱心華僑和留學生的協助,丁勝懋如願以償在民國七十年十一月回到國內。

丁勝懋說:「研究工作一定要全心投入,不可有一日懈怠。」。(歐陽芷汀)
專屬的實驗室,驚人的好成績
國科會依照丁勝懋的志願及專長,安排他在清華大學內的國科會精密儀器研究中心,專事雷射科技之研究。他興奮的著手設計專屬的實驗室,恨不得馬上開始工作,「我不是來享受的,而是來工作的。」所以,當實驗室的一切安排妥當,他便向國科會申請為期一年的釹玻璃雷射研究計畫,二百萬元的研究經費去年八月核下,所購置的儀器十一月裝好,到了十二月九日下午便製成了釹玻璃雷射光,他指出:釹玻璃雷射可達的能量極高,是目前能量最高的雷射,可在金屬板上打精密小孔,並可用於不同金屬間精密的點銲,還可以製造中子彈。
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即完成了一年的研究計畫,這種速度和幹勁是驚人的,丁勝懋開心的笑著說:「我這個人就是心急,不把成果搞出來,做其他什麼事都沒有心情。而且我也不要給共產黨看笑話,一定要做點成績給他們看看,證明我丁某人並非不是人才,而是一直在那個鬼制度下,被限制得沒有發展。」
對目前的工作環境滿意極了
一個人擁有二間十餘坪的實驗室和辦公室,充裕的經費,得力的研究助手,丁勝懋對這種工作環境感到滿意極了,「像這樣一間辦公室,在大陸上要容納八、九個人,且做實驗的空間也包括在內,那份兒擠啊,就甭提了。」撫今追昔,他有太多的感觸:「像這樣的工作環境,大陸上的科技人員連想都不敢想;尤其是在這兒,思想上沒有負擔,沒有政治壓力,可以全心全意的搞研究工作,這是搞科學的人夢寐以求的了。」
生活自由、愉快,體重直線上升
目前,丁勝懋住在清華大學的單身教授宿舍裡,花木扶疏,環境清幽,兩層樓房分住四個人,每人擁有自己的生活天地,客廳、臥室、衛生設備一應俱全。他的小客廳裏插了一盆花,壁櫃擺滿紀念品。他買了電視和錄影機,最喜歡看新聞性和知識性的節目。還動手裝了一座音響,聽古典音樂。他十分喜歡旅遊,去年購置了一部福特千里馬棗紅色轎車,花了半個月便考取了駕駛執照,才開二個月的車,就跑了一趟以路況險要聞名的蘇花公路,拍回不少照片,同事都誇他膽子不小。
在自由祖國生活一年多來,心情輕鬆愉快,使他的噸位直線上升,已從六十二公斤跳升近八十公斤了;丁勝懋對生活和工作上所受到的禮遇和照顧,表示感謝。除了傳播界將他的名字誤刊為「丁昇茂」一事外,其他的都感覺十分滿意。
對未來,丁勝懋希望能將釹玻璃雷射的成果擴大,且計畫再從事蒸汽物質雷射的研究,加速推展雷射的研究與應用,期能對促使臺灣工業技術密集化的早日實現而盡一份力量。
機場過境,投奔自由
在清華園隔壁的交通大學,去年下半年,電子物理系新進一位教授,直到十一月中,系中師生看了報紙的報導,才知道那位教學認真、學識豐富、溫文儒雅的「電磁學」老師,原來是位反共科學家!
他就是陸懋宏教授,現年四十三歲,江蘇鎮江人。祖父曾在國民政府做過事,大陸淪陷後,中共為製造寬大假像,選上陸家做為樣板宣傳的對象,陸懋宏得以幸運地進入上海復旦大學。一九六二年畢業後,即從事科技研究工作,是位傑出的光電科學家。
一九八○年三月,陸懋宏獲准以交換研究生身份,進入美國亞利桑那光學中心,研究進修光體工程。去年八月中利用在桃園中正機場過境的機會,投奔自由。在參觀政府有關機構和學校之後,他自己選擇、並經吳大猷博士推薦,進入交通大學任教,推展光電方面的研究,目前正和交大幾位教授計畫從事「紅外光系統研究工程」。
回到國內四個多月,陸教授細細品味著自由的氣息,以科學家特有的敏銳觸角,觀察周遭的一切,最直接的感受是:「在臺灣,人與人間的關係和諧而親善;在大陸上,則要隨時提防被別人出賣,誰都不敢相信別人,都不敢說真心話。這種精神上的苦悶,不是生長在自由天地裏的人所能體會的。」
大家都很關心他來到自由祖國以後,生活上有沒有什麼不能適應的?「怎麼會呢?對於人應過的生活方式,身為人,怎麼會不適應?」他說:「常聽曾回大陸去探親的華僑說,如何不習慣大陸的種種;但我們這些從大陸出來的,還沒聽說過誰不適應這種自由自在的生活。」
共產黨害慘了中國
陸教授在中共統治下的大陸生活了卅多年,他說:「我常覺得,毛澤東比希特勒厲害一百倍,也比希特勒無知一百倍。無知的是,他貶抑知識份子,扼殺創造力,摧殘了中國文化的根;厲害的是,卅年來大陸上一直操縱著一批人鬥另一批人,而毛總是勝利的一方。毛澤東固然厲害,但國家可被他害慘了,試想,一個家庭經得起成天擾攘不休嗎?況且一吵就卅多年,天天不斷,這個家還有什麼希望?還有什麼值得留戀?離開了這個家的人,還會再想回去嗎?」
「批評大陸上共產政權不好的話說多了,也有人問我:『共產黨真的這麼壞嗎?你怎麼從來不說它好的一面呢?』唉,我實在挖空心思也想不出共產黨有什麼好;有人覺得中共能發射人造衛星上太空,試爆原子彈,是了不起的成就,但容我說穿它,大陸上有十億人,一人吹一口氣也可以把衛星吹上太空,這有什麼了不起!老百姓想吃飽、穿暖,想改善生活,並不想吃、穿衛星啊。根據中共的統計,大陸上目前有三分之一的人,處於營養不良的狀態,這不好比把水腫當做強壯建康一樣不切實際,且自欺欺人嗎?」
對在大陸那段夢魘般的日子,陸教授不願多談,他和丁勝懋一樣,一再重覆一句話:「那不是人過的生活。」
慎選最有效的方式反抗
常有人疑惑,大陸人民的生活那樣困苦,為什麼大家只是逆來順受,而沒有人起來反抗?中國歷史上,官逼民反、導致改朝換代的例子,不是多得很嗎?「不是不反抗,而是控制得太嚴密,糧票、路條,把人民控制得動彈不得。如果想反抗,必須要仔細選擇最恰當的反抗方式。」陸教授又解釋說:「共產黨從不考慮民意,也從不在乎世界的輿論,人民沒有地方可講話,不像臺灣的報紙,常有讀者投書,或報導一些市政疏忽的地方,議會埵傍陪為老百姓爭取權益,法院也可為人民討回公道。在大陸上,所有的機關都是共產黨控制的,誰若提出相反的意見,馬上會被扣上『反動』或『右派』的罪名,然後被送到一個令你永遠沒有機會做第二次反抗的地方。不會有很多人聽到你的抗議,就不可能因引起廣泛共鳴而形成大股力量。在這種控制下,大規模的反抗實在太難了。」共產黨也十分瞭解這一點,因此,北京民主牆的壽命不長,「北京之春」也那樣短暫,大陸上實在有太多的魏京生、傅月華,只是外界不知道而已。「所以,人一定要在大陸之外,才有辦法有效的反抗,這也是我決心不回大陸的原因之一。」
割捨親情,只為把力量獻給中國
亞利桑那光學中心的研究環境相當不錯,曾有人勸他留在美國,但他不願意:「在美國,就算做得再好,也是替外國人做事。身為一個中國人,我最希望的,還是替中國人服務。」因此,他決心回到中華民國,「在大陸上,我有妻兒、手足,要拋下這一切回來,在感情上不是個容易下的決定;但是只要能把力量貢獻給自由祖國,使自由祖國日益壯大,這就是我們全家和全體中國人將來團聚過好日子的希望。」
雖然國內專家客觀表示,中共在光電方面的水準超過臺灣,但陸教授指出:「那是因為中共在只重軍事、無視民生的情形下,起步較早罷了。」他對臺灣發展光電科技的潛力深具信心:「臺灣的財力、物力和人力,是大陸遠不及的;而且此地有可使科技學者充份發揮所長的民主制度,只要政府大力支持,我相信假以時日,臺灣在這方面的成就絕對會比中共大。」
勉勵國人做個奠基的先行者
因此,他殷殷勉勵國內的青年學子,要在學校裏紮實的學習,要有「獻身於國家民族」的自我期許,「千萬不要只想畢業以後到國外留學,找個好工作就不回來了。」對於一些以國內研究條件不如外國為由、滯留他鄉的人,陸教授說出了他的看法:「正因為條件不夠好,才要回來幫助國家改善條件,創造條件。蓋房子總要打地基,不是每個人都能坐享其成的,後來的人總會佔點便宜,但不能沒有先行者。人除了為自己以外,也會不斷的為別人創造條件,只要能使國家更好,做個打地基的先行者不是更有意義嗎?」
陸教授十分稱許臺灣活潑的民主氣氛,他看過一些有著不同主張的政論性刊物,也讀到許多人呼籲「改革」的問題,他語重心長的指出:「我們不能忽略中共對臺灣的威脅,因此,任何一種改革,都必須要能確保臺灣現階段的安全,才值得嘗試,不可貿然去賭,因為若是賭輸了,我們便永遠沒有再來一次的機會!要知道:臺灣對整個『中國』的意義很大,她卅多年繁榮進步的存在事實,證明瞭三民主義民主和自由的生活方式,確可將中國帶往富強,這不是書本上的文章,而是實際的成績!」
「在和共產主義卅多年的競爭過程中,也證明瞭中國若要走向現代化,就一定要拋棄共產主義的包袱。」
「總之,臺灣是中國人的希望;若臺灣失去了,恐會是中國『萬劫不復』的悲哀。」
為了使全中國人將來都能過好日子,丁勝懋和陸懋宏這二位傑出的科學家毅然回到復興基地,為壯大「中國人的希望」竭智盡力。就在他們回到自由祖國的同時,大陸上卻傳出:另一位光學專家蔣築英,在極端困頓的生活條件,和迭受刁難的政治活動雙重壓力下,竟於四十七歲英年早逝,兩相對照,丁勝懋和陸懋宏都慶幸做了一個最明智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