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意識──台灣人尋求在自家當家作主的強烈意願，背負了百年來歷史的斑斑刻痕，近年來在政治自由化、民主化後逐漸在島內形成超越黨派、省籍、年齡或性別的一種共識與圖騰，然而鮮少有人去解析其起源、內容、與走向；更重要的，在我們尋求與對岸中國大陸和平共存共榮的進程中，這政治正確、等同於「愛國情操」的台灣意識，究竟將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對我們的利害關係為何？

在立法院這一會期的質詢中，曾是台灣民主化戰將、一向倡導中國文化主體的立委朱高正就「台灣意識」此一主題提出對行政院會的質詢，雖有別於社會上的主流思想，卻可提供關心兩岸前途人士另一角度的思考方向。

同時，兩岸交流冰封三年餘後，年初首見春回之意，卻在海基會副祕書長詹志宏甫自大陸返回國門之際，我非洲邦交國幾內亞比索因中共與其建交，中國大陸究竟拿什麼心態與我們相交？我們又該如何看待中國大陸才最符合國家利益？台灣意識的深度思考益形重要。真理愈辯愈明，我們也希望識者能就不同角度來檢視這個重要議題，歡迎來稿。（編者）

最近，兩岸議題再度成為台灣各黨派之間爭議的焦點。

國民黨內部由李登輝總統倡導的「戒急用忍」政策遭到來自各界愈來愈嚴厲的質疑和挑戰，各級官員或承歡自保，或曲意媚上，導致兩岸關係持續緊繃，不僅企業界怨聲四起，輿論界的譏嘲與不滿亦日益上漲。

民進黨感受到來自美國的促談壓力，試圖在美、台、中共的三角關係架構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於是，自今（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三日起，舉辦一連三天的「中國政策辯論會」。就形式來看，這是民進黨內各派系首次就兩岸議題公開對話，其坦然面對問題，尋求共識的努力，值得肯定。然而，就內容來看，各派系所爭執的焦點，卻無非是對美方「中國政策」的不同解讀。辯論會以「後冷戰時期國際新秩序」為起點，不同派系的交鋒中卻有一致的思考脈絡：美國是國際新秩序的主軸，自由市場經濟則是新秩序的最高準則。這樣的思考雖然符合部分的國際現實，卻也造成一定的偏執。這種偏執反映在兩岸關係的處理上，一則容易依附於美方觀點，成為美國維繫其在東南亞勢力的應聲蟲，而使中共產生不必要的疑忌；二則容易以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做為檢定的標準，而忽略社會、文化的層面，對於中共「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無法做持平的理解。

在台灣的政治光譜中一向被認為主張兩岸和平統一的新黨，也因為有部分公職人員提出「一中兩國」的新主張，在黨內引爆巨大的路線爭議。主張「一中兩國」的新黨公職人員認為這是基於「台灣優先」的考量，反映了台灣社會的需求。批評者則認為「一中兩國」背叛了新黨的創黨精神，是為台獨或兩個中國舖路，將導致新黨的崩盤。

國民黨的「戒急用忍」，在宣傳上刻意強調其「根植台灣」的用心。民進黨的「中國政策辯論會」，最後由許信良領導的美麗島系和邱義仁所代表的新潮流系勉強湊合出「強本西進」的共識，所謂「強本」，亦無非是強調其「根植台灣」的用心。新黨部分公職人員所提的「一中兩國」更明指是基於台灣優先的考量。

三黨共識：台灣優先

歸根究柢，三黨在處理兩岸議題時，都共同面對一個不可觸摸的政治圖騰。這一圖騰對內可以形成民粹的訴求，對外則可輕易型塑出「他者」，並從而製造對立，或拉出必要的距離。不管是「根植台灣」、「強本」或是「台灣優先」，其實都是以「台灣意識」為前提。李登輝總統日前接受日本產經新聞專訪，就主張「台灣意識愈強愈好」。他說，在其總統任內，希望將台灣的民主化更向前推進，使國民的「台灣意識」更為堅強。

「台灣意識」的形成，有其歷史、文化、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層面的繁複背景，在台灣的近現代史上也不乏其建構「文化主體意識」的積極意義。但是，當朝野各黨競相以民粹、媚俗的語言爭取選票時，「台灣意識」也可能在相激相盪之下，一方面不斷被強化、被無限上綱，另一方面卻也被過度化約、甚至扭曲，從而變成封閉、排他的宗派性情結。值此世紀之交，為了更客觀地面對國際局勢，為了更有智慧地處理台海兩岸的問題，我們有必要把「台灣意識」拉回理性的殿堂，重新加以審視。

「台灣意識」是台灣歷史發展的產物，基本上可以做為一種「精神現象」來觀察。歷史如同一條悠悠漫漫的長河，是流動，而非靜止的。各種歷史事件的起因原本就已潛藏在遠古的過去之中，只在某些特定條件下才能正式浮現。當我們後人重新研讀歷史，一定要對歷史各個階段的演變有「同情的了解」，才能確實掌握歷史發展的脈絡。「台灣意識」固然是歷史的產物，卻是一個仍在發展中的概念，而且是個經驗概念，不是絕對概念。絕對概念是先天有效的，譬如正義或至善的理念；經驗概念則只有在特定時空條件下才有效，譬如忠君思想或本土意識。任何把台灣本土意識絕對化、封閉化、定型化的企圖，都是非理性的作法，違反歷史發展的法則。而任何未經理性殿堂嚴格審視過的意識型態，也不適做為道德和價值判斷的最高準則。然而，在各黨派相激相盪之下，台灣意識已發展成「政治正確」的民粹訴求，其中夾雜著道德性的宣示、選票結構的考量，同時也摻混著對台灣前途的焦慮和身分認同的危機。

在現代社會，任何意識型態的形成都會對人民、社會與國家有深遠的影響，因此，都應該置放在理性的殿堂上，審查其：是否合理？其依據為何？其局限性何在？台灣意識這種精神現象的存在，有歷史的成因，其中摻混著理性、感性和情緒（激情、悲願）。若是刻意做民粹的訴求，即興的煽惑，將使其扭曲而成為野心家的工具。唯有透過理性批判的方法，分辨出台灣意識的哪種提法對整體文化的發展有正面、積極的意義，哪種提法有負面、消極的意義。對正面的提法加以發揚光大，對負面的提法則予以揚棄。唯其如此才能建構出健全的「文化主體意識」。

所謂「文化主體意識」乃是指一個民族自覺到該民族本身是一個以創造文化而相與結合的命運共同體。全民族擁有共同的記憶，即該民族的歷史，並認為該歷史為本民族所固有、所獨有。對自己民族的歷史不斷反省、檢討，從而自我批判、超越，終至揚棄其弊端，光大其優點，不斷自我完善的、積極能動的主體意識，這就是「文化主體意識」。具有文化主體意識的民族有明確的奮鬥目標，而非任人推擠的、毫無主體性的、處於懵懂狀態的「人群」（有如「畜群」）而已！

台灣意識並不等同於文化主體意識。因為絕大多數台灣同胞的祖先來自中國，台灣文化基本上與中國的閩南、客家文化雷同，是地區性的中國文化。台灣歷史，因此，也與中國歷史息息相關。

只有透過歷史的鑑照和理性的批判，才能清楚地掌握到台灣意識形成的背景及其演變的歷程。

台灣意識的形成，可追溯自一八九五年的馬關條約。甲午戰爭清廷敗北，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台灣同胞在異族殖民統治之下，為了維護固有的文化傳統和生活方式，前仆後繼地進行抗爭。正是在抗爭的過程中，愈益感受到日本殖民母國和台灣本土之間的差異，本土意識油然而生。起初，本土意識是透過爭取保存漢文教育而呈現出來的。

日本在台灣長達半個世紀的殖民統治，一切皆以殖民母國為主體，其在台灣所推行的政策，莫不以殖民地母國的發展、壯大為目標。當時，台灣人和朝鮮人一樣，在日本統治者眼中，皆是二等國民。如果說現代法治國家的重要特徵是，人民的角色從卑微的「臣民」(Untertan) 變成自由、自主的「市民」(Buerger)，那麼，日據時代的台灣人，恐怕連「臣民」都不如。他們所受到的歧視，在教育上，即反映於二元教育政策之中。

日人與台人的教育分屬不同系統。日人唸「小學校」，台人唸「公學校」。公學校的教育只在傳授日語，為殖民統治舖路。因此，有「台灣新文學之父」美譽的賴和，在其短篇小說〈無聊的回憶〉中，即對公學校教育做如下的描述：「 日本話之外，別無所謂讀書，學問也就在說話之中。」

二元教育的另一目的，即在消滅漢文。在日人眼中，只有消滅漢文，才可同時消滅漢文化，消滅台灣人的漢民族認同。在此壓力之下，漢文傳習和延續的責任，轉由民間的「書房」擔負。書房生徒最高總數達一萬七千餘人。民間宿儒更以創辦刊物來彌補漢文傳習的缺憾。抗日先覺者蔡惠如在《台灣民報》的創刊號上，便如此寫下：「我們台灣的人種，豈不是四千年來黃帝的子孫嗎？堂堂皇皇的漢民族怎麼不懂自家的文字呢……噫！我們最親愛的台灣兄弟快快醒來！」

教育機會的剝奪與民族氣節的摧毀，莫不與貶抑台灣人的政治、社會地位息息相關。日據時代先後入獄四次的蔡培火對於殖民政策的一貫性有很深刻的了解，他在《與日本國民書》中寫道：「對於我們，不許有個性的存在。我們的語言終於無所用之。我們除了勞動以外，一切活動的機會盡被剝奪；但我們受到獎勵，以服從阿諛為我們應守的美德；對於氣骨正義，主張節操的，徹底遭受壓制……日本語中心主義的政策，是先在政治上及社會上堵塞我們的嘴巴，使我們無能為力。因此，我們必然要由一切有責任的地位退卻， 連明白說明我們意志的機會都已沒有。」

除了文化歧視、政治、社會地位的貶抑之外，台灣人還得承受殖民政策下的經濟榨取。所謂「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治台方針，無非是將台灣的勞力與土地做為長期滋養殖民母國的養料。農民抗爭以一九二六年成立的「台灣農民組合」為高潮。僅一九二七、二八兩年，農民組合介入的農民爭議事件，即達四百二十餘件。

「台灣意識」正是在不滿與抗爭中形成的，而在抗拒日本的殖民政策、皇民化運動中，漢文化始終是蔡培火所強調的「氣骨正義」之根源。且不提割台初期丘逢甲等人成立台灣民主國時倡明「遵奉正朔，遙作屏藩」。後來投入抗日運動的仁人志士，無不對「祖國」魂牽夢縈，因為那是與生俱來的情感。在台灣文學史上具有崇高地位的吳濁流就在《無花果》中如此寫道：「當時的抗日戰爭，是自發的，不是受人宣傳、煽動而蜂起的。台灣人在無意識中，認為台灣是自己的祖先所開拓的，我們做子孫的，有保護它的義務……台灣人具有這樣熾烈的鄉土愛，同時對祖國的愛也是一樣的。」

吳濁流已指出「鄉土愛」與「祖國愛」是可以共通的。因此，受日人欺凌壓迫而激發出來的「台灣意識」自始即有對祖國眷戀的成分。也因此，在抗日運動中幾乎無役不與的蔣渭水提出「要救台灣，先救祖國」的呼籲，在抗日陣營中獲得廣泛迴響。在《台灣新青年》上的一篇文章，可看出這一主張的具體內容：「我們自救的方法『若要救台灣，非先（從）救祖國著手不可』！欲致力於台灣革命運動，非先致力於中國革命不能成功，待中國強大時候，台灣才有回復之日，待中國有勢力的時候，台灣人才能脫離日本強盜的束縛。」

抗日志士的「祖國愛」並不是盲目的，那是源自對中華文化的浸潤與信仰。一九二三年的「治警事件」中被逮捕的陳逢源，在法庭上他如此抗辯：「中華民族自五千年來，雖常常有同化他民族，但至今尚未被他民族所同化。見之中國歷史，只布施善政，無論什麼異民族都可接受他所統治。若要排斥中華的文化，人民必起反抗心。」 可見，不僅「鄉土愛」與「祖國愛」可以互通，抗日與護衛中華文化也是一體兩面。「台灣意識」做為一種精神現象，在歷史上的確展現了反抗強權壓迫、尋求本土認同、維護漢民族文化尊嚴的強韌生命力。

令人失望的祖國

然而，歷史是變動不居的，每一個時代都有其終極關懷，也都有其必須面對的挑戰。「台灣意識」因反抗日本殖民統治而產生，但是它在日據時代的意義和性質，也隨著台灣的光復而有所轉變。一九四五年，台灣重回祖國懷抱，百姓欣喜若狂地等待接收，其心情正如吳濁流所描述的：「島民似一日千秋，又像孤兒迎接溫暖的母親般的心情，等待著祖國軍隊的來臨。」不幸的是，當時負責接收的部隊和官員對台灣缺乏了解，一個較落後的祖國政權要接管一個現代化程度相對較高的台灣社會，本已存在無可避免的隔閡與猜忌， 加上陳儀部隊貪污、腐化、自大，百姓大失所望。一九四七年爆發二二八事件，全島整肅，百姓更是寒心透頂。

緊接著國共內戰，國民黨政府一九四九年遷台。翌年，韓戰爆發，美國杜魯門總統下令第七艦隊協防台灣。於是，被日本占據五十一年的台灣回歸祖國懷抱僅才四年，即又陷入國共對峙的危機之中。國民黨政府厲行反共政策，制訂「懲治叛亂治罪條例」，白色恐怖籠罩之下，與大陸往來懸為最高禁忌。直到一九八七年，筆者在立法院發動強力抗爭，終於在當年七月解除戒嚴，十一月開放大陸探親，兩岸重新開始接觸。

日據時代，即使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台海兩岸同胞仍往來不斷。但是，從一九四九到一九八七年間，整整三十八年，兩岸全然隔絕。加上國民黨施行戒嚴體制，不讓人挖掘、研究台灣內部的問題，包括本土文化、藝術也遭到全面打壓，這是台灣社會異化最為嚴重的階段。凡是文化自覺程度較高的藝文工作者，都要經得起考驗：一方面要面對白色恐怖的羅網，一方面要另闢蹊徑，尋找社會關懷和文化創作的出路。七○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正是戒嚴時期文化自覺運動的一個高峰。台灣本土意識也因此開展出新的面貌。這時倡議「本土」，基本上是用以抗拒國民黨的反共教條和文化政策上的全面監控。其實，戒嚴三十八年，國民黨的作風，在一定程度上，與日本皇民化的措施並無二致。七○年代的本土化運動與日據時代的「台灣意識」也有一定的繼承關係。「鄉土文學」同情被剝削者、譴責美、日資本在台灣的掠奪、控訴官僚體系的腐化無能，這與日據時代反帝、反壓迫的本土意識並行不悖。

遲來的出頭天

回顧歷史，一八九五年成立的「台灣民主國」，實不失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雖然唐景崧被推為「總統」後，去電北京表示「今之自主，為拒倭計，免其向中國饒舌，如有機，自仍請歸中國」，卻也不可否認，「台灣民主國」得以號召同胞血戰日本，的確含藏有當時菁英分子當家做主的悲願，以及士紳階級與聞國是的理想。

這樣的悲願與理想，直到九十多年後才出現轉機。在此之前，政治是專屬於台灣總督府、行政長官公署，或是總統府，台灣人沒有置喙的餘地。一九八六年五月怳憿A總統府國策顧問陶百川偕同三位自由派學者，邀宴黨內、外人士， 就黨外公政會擬設立地方分會一事（其實是黨外人士組黨的前奏），進行溝通。這可以說是自一八九五年以來，台灣本土菁英第一次有機會與統治當局就現實政治問題交換意見。同年九月二十八日，民進黨宣布成立。年底，黨外中央後援會在立法委員與國大代表兩項選舉中大有斬獲，這才拉開了體制內改革的民主化序幕，台灣人民積壓近百年的能量由此得以宣洩。

過去，公開談論政治被視為禁忌，動輒危及身家性命，養成一般民眾對公共事務的冷漠和疏離感。即使是專家學者，也不敢在研究課題上觸及任何社會現實，只得長期禁錮在象牙塔內，以求自保。一九八六年肇始的民主化掃除了這些禁忌，鬱積的能量一旦釋放出來，便如百花齊放，百川決口，大家開始把注意力投注到生活的周遭，開始密切關心公共事務，除了喧鬧、激亢的政治抗爭外，形形色色的社會運動也風起雲湧，從環保、女權到農民、勞工的紛紛結社爭取權利，台灣人當家做主的意識勃然興起。

一九八七年是關鍵性的一年，一方面是民主運動和社會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一方面是解嚴之後，「台灣意識」逐漸被轉化為「台灣獨立意識」，而與過去反帝、反殖民、反封建的傳統割離，並刻意與「中國意識」形成對立，甚至決絕的關係。

其實，「台灣意識」自始即含藏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緬懷祖國、維繫漢文化命脈以及台灣人當家做主、與聞國是的多重情結。日人據台時期重要檔案《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就將「漢民族意識」視為台灣社會運動的基礎：「漢民族向來以五千年的傳統民族文化為榮，民族意識牢不可拔。屬於此一漢民族系統的本島人（按即指台灣人），雖已改隸四十餘年，至今風俗、習慣、語言、信仰等各方面仍沿襲舊貌......所以，在考察本島社會運動時，必須對作為其基礎的泛漢民族的思想、信仰、一般社會傳統、習慣與民族性，有相當程度的研究與認識。」《警察沿革誌》中雖然將「漢民族意識」稱為「民族偏見」，卻也不得不承認從「議會請願運動」（一九二一到一九三四年，台灣菁英請願在台灣比照日本設置「議會」共達怳郎腹^，到「文化協會」以迄「台灣民眾黨」的組建，都是「民族主義啟蒙運動」的一部分。

台灣人爭取政治權利，要求介入公共事務的努力，在日據時代即前仆後繼，不絕如縷。彼時，漢民族意識是推展運動的動力，也是思想理論的依據，更是日益高漲的台灣意識的基底。

如今台獨人士將「台灣意識」標榜為至高無上的價值，卻也無法否認長期以來台灣意識源自漢民族意識的血緣關係。為了合理化台灣獨立的訴求，他們一則美化日本帝國主義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再則將國民黨在台灣的戒嚴軍事管制與共產黨在大陸的極左風潮結合起來，醜化中國的歷史傳統，不僅刻意淡化，甚至否定漢民族意識，終而竟將漢民族意識推到台灣意識的對立面。同時，他們又不斷強化、神聖化台灣意識，將台灣意識建構為主流價值的圖騰，甚至成為檢定「國民道德」的標準。

台灣獨立意識

「台灣意識」被改造成台灣獨立運動的思想武裝，史明於一九六二年以日文撰成的《台灣人四百年史》首開其端。該書向來被視為台獨運動的啟蒙經典，在這部厚達一千五百餘頁的「史書」當中，史明就直接以「空想漢族主義」 抨擊台灣人的漢民族意識。他認為台灣的現實是「截然分為『台灣社會．台灣人』與『中國社會．中國人』的二重層次，而且，二者又因以『被統治』與『統治』的殖民地性矛盾對立，成為極端的對立關係。」這種過度化約的將「台灣」與「中國」二組語詞以二分法處理的模式，自此延續下來，成為台獨論者封閉而耽溺的思考邏輯。據此而形塑出悲情、苦悶的台灣史觀，也從而烘托出蠻橫、充滿併吞意圖的中國觀。

當然，悲情的台灣史觀在一定意義上乃是歷史的產物。清廷的割讓台灣、日人的殖民統治都是傷痛的記憶，而二二八事件，更是讓台灣人從光復初期重回祖國懷抱的雀躍，跌落到驚悚恐懼的深淵。二二八事件彷彿歷史的幽靈，迄今仍飄浮在美麗寶島的上空。

二二八事件在本質上是一場反貪污、反腐敗的民變。事件發生後，台灣士紳林獻堂、陳逸松、李萬居、連震東、黃國書、王添燈、黃朝琴、郭國基等人集會組成「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並隨即發表〈告台灣同胞書〉，說：「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在爭取本省政治的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 在〈處理大綱〉中亦強調「對於貪官污吏不論其為本省人或外省人，亦應檢舉轉請處理委員會協同憲警拘拿，依法嚴辦。」

台灣何其不幸：好不容易才從殖民帝國奴隸統治下解放出來，隨即被迫面對一個瀕臨全面內戰的貪腐政權。因此， 台灣人很自然地將記憶猶新的日據時代被殖民者欺壓的怨忿與憂懣，轉移到新政權身上。

二二八事件除了反貪腐的肇因之外，當然也有新舊移民之間的利益衝突和文化認知的差距。但是，再怎麼講，也不能如史明一樣，將此一悲劇定義為「台灣人起來反對外來中國人統治者的殖民地解放鬥爭」。這種無視於歷史事實，刻意分化台海兩岸的扭曲性詮釋，其實是帶有政治意圖的，是對二二八事件受難人士的公然污辱。如是的政治意圖甚至可能導致更大的悲劇。

史明觀點

史明批評連橫著於一九二○年的《台灣通史》，「思想傾向封建中國，站在中國人方面的立場和觀點來論述。」 他自認為《台灣人四百年史》才是「由台灣人本身，同時站在真正的台灣人立場和觀點而記述的台灣史書。」 其實，史明接受日本教育，定居日本，以日文撰寫，在東京出版，豈不更是「站在日本人的立場和觀點來論述」？正因為他所使用的絕大部分是日文材料，因此也很自然地承襲了日本軍國主義者美化台灣殖民經驗，以及詆毀、貶抑中國歷史文化的「大和意識」。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即處心積慮想染指中國，擴大版圖，成就其「大東亞共榮圈」的美夢。詆毀中國，有助於合理化其法西斯式的民族優越感。至於強調殖民母國對殖民地「現代化」的貢獻，則是為了對其窮兵黷武的侵略行為卸責。

史明雖然用了許多筆墨描繪日據時代台灣的現代化歷程，卻也多少還保有反帝、反殖民的左翼風格。至於其他以日本為活動根據地的「東洋台獨」，則是幾乎完全浸淫在日本右翼政客「崇日恨中」的情緒當中。

史明之後的台獨著作，竟有對日本殖民統治作大肆頌揚者，如王育德 《台灣：苦悶的歷史》一書中，不乏如下的句子：「日本在台灣實施殖民統治能夠成功，有賴於上自總督下至市民乘國運昌隆之勢，為了祖國 (指大日本帝國) 的名譽盡其在我的滿腔熱情」「若以公平眼光觀察帝國占領台灣以後之治績，我台灣島民，應為地球上各國人民中最幸福之人民。」也有極力為仇視中國的意識型態建構理論依據的，黃文雄所著《中國的沒落》及《中國食人史》二書是其代表。在建構台獨理論的過程中，日本右翼人士當然也不缺席，長期擔任「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總本部」中央委員的宗像隆幸就是其中之一。宗像隆幸是日本人，卻以漢名「宋重陽」擔任日本台獨機關刊物《台灣青年》的總編輯，於台獨組織活動和撰述工作上均屬靈魂人物。他有譯著多種，從綱領性的《台灣獨立運動的思想與戰略》到《醜陋的中國人》、《老昏病的中國人》、《絕望的中國人》等書，可明顯窺見其「崇日恨中」的脈絡。

美國是另一個台獨運動的大本營，我們姑且稱之為「西洋台獨」。

自從一九五○年韓戰爆發，美軍協防台灣之後，台灣對美國的政、經依賴日深，美國文化的影響力也日益擴張。六○年代末期，隨著台灣的經濟起飛，出國留學生逐年增加， 且多以美國為目標。留美學生漸漸超過留日。許多人後來選擇在美國落籍，成為中產階級的台裔美國公民，他們藉由組織台灣同鄉會來紓解鄉愁。這些人在取得美國國籍之後，才比較敢於表達對國民黨政權的不滿，批判其封閉、不民主。他們受到美國主流意識型態的影響，對中共也採取敵視、拒斥的態度。這些西洋台獨將台灣同胞視為一個新的民族──「台灣民族」，而與紅色中國劃清界線。

「台灣地位未定論」

西洋台獨人士雖已歸化為美國籍，由於心繫鄉土，希望能為家鄉盡份心力，以報答台灣對渠等養育之恩，並減輕羈留異地的愧疚之情，因此，想將台灣建立成一個新的烏托邦──一個民主的、非共的、以美國社會為範型的新國家。美國政壇早年流行「台灣地位未定論」，對台灣的歸屬問題，始終採取相當曖昧、游移的態度。這使得在美國的台獨運動有更大的想像空間，同時，也凝聚成一個可與美國政界相互為用的政治籌碼。這些台裔美國公民，與其說是一個新的「民族」，不如說是一個新的「階級」。他們對台灣前途的主張，更接近階級觀點，而不是民族觀點。楊逵是日據時代相當活躍的文學家和組織工作者，先後坐過日本人和國民黨的黑牢。他在去世前應邀訪美，在一次訪談中，他就感慨地說：「我是到北美之後才看見『台灣民族』的。」

由於台灣人社團在美國的資源有限，因此，這些「西洋台獨」組織對資源的競逐特別敏感。尤其在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之後，台獨的活動空間大幅縮減，資源也相對萎縮，台獨幾路人馬的紛爭日益檯面化。張燦鍙、洪哲勝、彭明敏、郭雨新、許信良等不同系統人馬隨著赴美的先後彼此傾軋，有時候甚至可以用「慘烈」兩字來形容。

台灣解嚴之後，海外台獨分子紛紛回台尋求發展，整個局面已全然改觀。目前的獨立運動，已幾乎是由本土台獨主導的局面。

本土台獨的發展，美麗島事件是一個決定性的分野。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之前，台灣本土的台獨論者，多是個別的、透過秘密結社的方式活動，偶而張貼「反動標語」或散發油印文件，缺乏代表性，也沒有群眾基礎，一旦不幸被捕入獄，鮮有外來的奧援。

美麗島事件的受難者與以前的台獨論者不同，大多為戰後在台接受教育的知識菁英，有些已辦過政論刊物或參與過選舉，有一定的群眾基礎；有些甚至是檯面上的政治人物，有其政治影響力。他們透過雜誌宣傳理念，透過活動擴大組織，共同提出當家做主、與聞國是的具體訴求。國民黨對美麗島政團採取強力鎮壓的手段，使得事件中被網羅者一夕間成為民間的悲劇英雄。而公開審訊的方式，更使得受難者的主張和信念得以透過媒體的傳播，積累更多的同情、更厚實的群眾基礎。

當時包括美麗島政團在內的黨外人士，其主要訴求是民主， 而不是民族，是擴大政治參與，而不是台灣獨立。他們也強調「台灣意識」，但是其意涵是「本土化」，是「台灣人出頭天」的歷史悲願，而不是台灣獨立的訴求。

台獨黨綱

但是美麗島政團的確也一舉吸納了過去台獨老政治犯所積累的政治資源。老政治犯難免心生憤懣，認為這批政壇新貴是踩著他們的血跡、踏著他們的肩膀上去的。解嚴之後，台獨不再懸為禁忌，過去鬱積的能量得以痛快宣洩。於是，前美麗島政治犯將其悲情、血淚化為道德訴求，將「台灣獨立意識」升高為檢定忠奸的標準。而後，以關懷台灣為藉口，排擠「統派」政治犯，組成「政治受難者聯誼會」。他們以「台獨先知」的道德形象積極介入反對運動，並擴張為黨內最有影響力的次級團體。民進黨內的第一大派系「美麗島」本來是不贊成搞台獨的。諸如康寧祥、高雄余家、邱連輝、尤清等要角均對台獨訴求持極為謹慎的態度，但由於「政治受難者聯誼會」的強勢運作，為了避免得罪老政治犯，紛紛改口支持台灣獨立。民進黨通過台獨黨綱，就是「先知們」的傑作。從這一點來看，在本土台獨的發展過程中，美麗島政團微妙地扮演了承先啟後的角色。

如今，海外台獨已匯流到本土，前美麗島時代的老台獨與新生代的台獨接軌，「台灣意識」也從日據時代的（漢）民族訴求、七○年代鄉土文學論戰期間的民主訴求轉變為獨派政治認同的圖騰。國民黨固然要為這個轉變負責，共產黨卻也難辭其咎。畢竟從一九五七年「反右」到「文革」結束，歷經二十年的折騰，政治缺少寬容，生產力發展遲緩，國民經濟嚴重落後，這在在使得台灣同胞視統一為畏途，國家觀念不夠堅強、中國文化主體意識不夠堅定的人，當然極易受到台獨訴求的誘惑。這是新時代的精神現象。

最嚴重、也最危險的是：由於堅持「台灣」與「中國」截然二分，迄今未能對中國大陸做務實、客觀的了解，輿論界也持續以敵視、貶抑的態度對待中共，從而產生了嚴重扭曲的中國觀，未來在處理兩岸問題的關鍵時刻，很可能因此而形成錯誤的判斷與決策。

民進黨內部開始有人覺悟到問題的嚴重性，因此舉行「中國政策辯論會」，兩造的辯爭雖仍有意識型態的糾葛，卻也嶄露出黨內願意正視兩岸問題並積極尋求共識。可惜的是，由於長期疏離，民進黨對大陸的認知，主要仍是透過美、日的資訊，且由於派系解讀的不同，竟出現南轅北轍的觀點。

民進黨的局限也反映出台灣整體社會因為歷史的隔閡和本位主義作祟，對大陸的認識基本上仍停留在過去國民黨政府反共宣傳的階段。即使是在彼岸已投產多年的台商，對大陸的資訊仍有一種慣性的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