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黃裕翔是你近期作品裡的靈魂人物。透過三部影片，你想呈現什麼樣的裕翔。

張榮吉（以下簡稱「答」）：我跟裕翔認識在2005年的總統教育獎頒獎場合，受獎者都是身障或家庭困苦的學生，主辦單位請我挑選一位得獎者拍攝他的紀錄片。

當時我較年輕，拍紀錄片很容易與被拍攝者感同身受，承載他們的心情對我來說會是沉重的負擔。

我知道裕翔是視障音樂家，於是特別留意他。他在現場很安靜、靦覥，但打開琴蓋彈奏時，完全變了一個人，有更多自信、笑容。因為這樣，我覺得他是比較適合當作拍攝的對象。

紀錄片《序曲》完成後，裕翔考上台藝大音樂系，跟我同校就讀，我們才有更多機會接觸。

剛上大一的裕翔生活適應不良。與他一起相處、分享後，我當下覺得該用一種有別於純紀錄片的方式來講他的故事，於是寫了一個劇本，2007年拍成劇情短片《天黑》。

我讓裕翔參與演出，讓他體驗不一樣的生活經驗，認識許多不一樣的人。坦白說，透過《天黑》，裕翔好像可以跨出生活中很多因看不見而帶來的限制。這是他自我跨越的一個經驗，而不全然是一個演員的經驗。

問：從紀錄片到劇情片的轉換，你是有意識地要用不同的形式來呈現裕翔的故事嗎？

答：拍紀錄片讓我學習到對人物與事物的觀察，對於日後如何去形塑角色、創造一個屬於電影裡的真實，幫助很大。

拍《天黑》的時候，雖然人、事是真的，但我希望說的是一個自己想要表現的故事，而不全然是裕翔的故事，我希望能跳脫完全寫實的框架。確實，真人真事是一個很好的基礎，但有了《天黑》的經驗之後，我意識到真的要再跳脫一點，不要被那些真實的狀況所困住，劇情應該更天馬行空，可有更多的姿態。

凡是學電影的，一定都想要完成一部劇情長片。一旦有了足夠的資源，過去拍攝紀錄片與短片的累積，讓我更能較成熟地去完成長片的運作。

問：《逆光飛翔》講的是一個平淡的故事，你沒有調動太多情緒。何以如此節制？

答：好比唱歌，每位歌手演繹歌曲的方式都不一樣，唱歌其實就是一種說話的態度，一個人用什麼態度，端看他的個性。所以那個態度是來自於「作者」。我覺得自己的批判性格不是那麼強。我用比較生活化、沒那麼濫情的方式，去說我的版本的看見／看不見的故事。那就是我的個性，我的口氣。

但未來在拍片策略上能不能跳脫這種模式？也是可以。我拍過許多廣告片，也會編入很多喜劇或浪漫的情節，所以口氣也不是絕對的，但至少拍《逆光飛翔》是用這種溫和的態度。

問：《逆光飛翔》裡，除了裕翔之外，你自己最喜歡哪一個角色？

答：比較有趣的就是阿清，這個角色呈現的，就是我們（劇組人員）對待裕翔的方式。我們就跟阿清一樣，就只是用稀鬆平常的方式跟裕翔相處。透過像阿清的角色，我們想打破一般人對盲人題材電影的刻板印象。

另外一個是許芳宜老師，她戲裡、戲外都是一個可敬且讓人學習的對象。有些演員在戲裡的形象跟本人差很多，但許芳宜戲裡戲外都一樣，我們其實只是把她最真實的一面呈現在電影裡。有許多場景是她跟學生的互動，我們之前去看她怎麼上課，怎麼教跳舞，我們就只是創造一個類似的場景、狀態，讓她在裡面做她習慣會做的事情。我不會去創造一個她不熟悉的，或者是她會覺得彆扭、不自在的空間。

問：在《逆光飛翔》裡，有沒有你個人的投射？

答：投射之一，當然是阿清對待裕翔的方式。以前我擔心說話會傷到裕翔，即使是無心之言：講「看不見」會不會傷到他？講「你可以自己去」會不會傷到他？於是處處小心。直到前幾年，我跟裕翔之間會亂開玩笑，有時候我會要求他應該自己去完成某些事情，我覺得這才是正常對待弱勢朋友的方式。我試圖透過電影裡的角色把這種態度傳達出來。所以阿清跟樂團團員就是這種態度的投射。

小潔也是我的一種投射，我在成長過程中看到太多類似的例子。我們學電影的，對電影都有很大的夢想，可是從大學或研究所畢業，真正走上電影路，特別是當上導演的有幾個？

小潔也是時下許多年輕人的縮影，畢業後陷入現實生活的困境，無法完成學生時代的理想。

跟裕翔相處，我學到最多的是關於「看得見／看不見」這件事，這也是我在這部電影著眼的核心議題。我們現在看得到，但在看的過程中，也許會被某些狀態所蒙蔽而看不清楚。並非「看不見」才叫弱勢。小潔也有她的弱勢，阿清也有，我們每個人都有弱勢的一面。

透過《逆光飛翔》，我想要創造一個電影的世界，在那裡，裕翔可以沒有那麼多限制，不必畏懼那麼多事情，不用在意那麼多眼光，而且他可以靠一己之力處理生活瑣事，不會有太多的依賴，這些也是我拍《天黑》的初衷。

《逆光飛翔》是「看得見／看不見」三部曲的終篇，也是張榮吉與裕翔合作完成的首部劇情長片。圖為兩人在拍片現場溝通演出細節。

參與電影演出，讓裕翔結識喜歡玩音樂的朋友，大夥共組「爸爸辦桌」樂團。圖為在live house的演出，他為日籍主唱馬場克樹伴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