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中國」和「台灣獨立」
早從五○年代初期,美國就一廂情願地開始研究「兩個中國」的可行性,費正清又「適時」提出「大陸中國」和「海洋中國」(台灣)二分法,再度受到美國政府青睞。而費正清對推動「台獨」尤其熱心,不僅在報章上鼓吹,還「鼓勵」他的台灣籍學生陳以德在每年二月廿八日向聯合國及美國政府「申請」台灣獨立;甚至在一九六四年,彭明敏因「台獨」言論被我國政府逮捕,費正清還投書紐約時報,控訴台灣的「政治迫害」。凡此種種,當然又使得我國政府對他「另眼相看」。
事實上,美國研討「兩個中國」政策背後的目的,就是想要「既不背棄台灣,又能和中共發展比較好的關係」——包括讓中共加入聯合國、解除中共在國際上的孤立地位等等。而這一切策略的大前提——「聯中(共)制俄」——則完全是以美國的現實利益為出發點。這也是費正清在一九七七年第六度訪台,接受中國時報的採訪時,對「中國問題」的解釋。
「所謂中國問題,就是美國為了要對抗蘇俄而與中共打交道所產生的」,費正清明白指出,「而台灣問題是中國問題的一部分,涉及國際承認和美國的道德責任。」換言之,不管是「兩個中國」或是維持現狀,美國終將給予中共「法理承認」,而對台灣則改採「事實承認」。
中美斷交,成為箭靶
一九七七年,「美匪建交」的傳聞已經日盛一日,原先費正清等人提議的「台灣獨立」論調,早就因中共嗤之以鼻而自動放棄,現在美國又眼看著就要屈服在中共提出的中美「斷交、撤軍、廢約」三條件下。偏偏費正清此刻「不識相」地訪台,還大談他認為「中美防禦條約本來就只是一個象徵」、「中共無意、也無實力攻打台灣,台灣人民不必憂慮」,以及「美國仍然會和台灣保持經貿、文化友好關係」……等等在當時聽來不入耳的「風涼話」。
這樣「坦率」的放言高論,當然引起台灣學界及政治界對他群起攻之。在胡秋原發起的「反對費正清出賣自由中國座談會」中,費正清的「罪狀」被一一列舉,從以前的「共黨同路人」老帳開始算起,再到「陰謀策動台獨」以及眼前「罔顧道義、出賣盟友」等等,費正清正式被列為「最不受歡迎人物」,從此被拒於台灣門外。
其實,事隔十多年,如今台灣風氣開放、思想解嚴,對於所謂國際「現實」,更是看得透徹。因此,以往被視為絕大「禁忌」的言論,今天根本不足為奇。因此加「台獨」、「中共代表中國、台灣只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問題要由兩岸自行解決……」等等國際間流行的各種論調,也在「不贊同但能諒解」的態度下,逐漸能心平氣和地面對。但無論如何,費正清等「中國通」在台灣的地位,卻再也沒有提高。
學術地位仍受肯定
或許有人奇怪,從中美關係紛紛擾擾的歷程來看,費正清的角色可謂標準的「御用學者」——適時提出各種理論依據,以方便美國政府制訂對華政策。至於在政策制訂的實質影響力方面,比他有「實力」、擔任實際決策或執行者的「中國通」更是所在多有,為什麼台灣獨獨對費正清印象深刻呢?
對於這點,現任美國俄亥俄州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的張灝提出解釋,他說:「撇開政治不談,費正清『近代中國研究』宗師的地位,以及他的學術成就是不能抹煞的。」
張灝指出,早在一九四一年費正清組織「遠東協會」(即今天的「亞洲研究協會」)時,就倡議揚棄老式的「漢學」模式,以新的方法來研究新的主題——近代中國,這種「創見」,奠定了美國從「漢學」轉移重心到「中國研究」的基礎。
其次,費正清是最早引用「現代化理論」來評估中國的學者之一,並且致力於建立哈佛的「東亞區域研究」,把「中國研究」提昇為一門正式的學問。當然,「現代化理論」及「區域研究」在學術上不是沒有爭議,不過它開啟了美國研究「非西方世界」的另一扇窗,則是無可否定的。
此外費正清的「宗師」地位並非僥倖得來的。「他非常忠於教學」,張灝指出,費正清指導學生論文一向非常仔細,對於幫助學生爭取獎學金、出版學生作品,甚至替學生找「出路」也都相當熱心,因此許多學生都很感謝他,願意追隨他。而綜觀美國,從五○年代到七○年代,各級大學的「中國研究」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費正清的「指導」、「發揚」功勞,是不能抹滅的。
著作等身,謬誤也不少
不僅如此,中研院張朋園更指出,費正清著作等身,而且文筆明快,從早年的「經典之作」——「美國與中國」開始,一直到一九八二年出版的自傳「夢縈中國」、乃至於三年前出版的新著「中國觀察」等,既是學術著作、又被列為暢銷書。但是,費正清的中文頗為「差勁」,而且「言多必失」,所以他的言論中謬誤、誤解、自相矛盾,甚至不敢自承錯誤的情況,也就相當普遍了。
舉一個例子,筆名「南民」的著名政論家指出,費正清在六○年代大力鼓吹「兩個中國」和「台獨」,但是在厚厚一本「夢縈中國」中,卻完全找不到隻字片語關於這方面的記錄。而費正清在一九八七年接受「基督教科學鏡」採訪時,還將毛澤東強迫全中國人人一本「毛語錄」的洗腦政策解釋為「教育農民,使農民也能參與國家政治」!
當然,這個例子也使人聯想起一位記者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採訪他時,問道:「你認為現在的中國大陸有民主嗎?」他的回答同樣教人啼笑皆非:「有這麼多平民參與政治活動、能在講台上發表意見,怎麼會不民主?」
或許,正如費正清自己說的,「世界上不可能有真正的『中國通』。」對一個不諳中文、又沒有深厚中國背景的西方人來說,要瞭解中國,是一段漫長的摸索和修正的過程,只是在這段過程中,自覺或不自覺所造成的實質傷害,卻是難以彌補的。
現在,暫且拋開惱人的「評價」問題,讓費正清為自己說些話吧!
問:六四天安門事件至今已屆滿一年,您對這個事件有什麼看法?您以前「親共」的色彩相當明顯,這件事會不會改變您對中共的評價?
答案隨「六四」而逝
答:我想不會的。因為事實上,我對中國的看法是一直在轉變的,而中國共產黨統治大陸四十多年,它在世人眼中的評價早就和當初相去很遠了。當然,「六四」是中國歷史上的大悲劇,一個「大倒退」,但我相信它終究會慢慢恢復過來的。
現在最大的問題反倒是,中共對於中國的未來已經猶疑不定,不再有答案了。以前他們覺得可以不管自由民主,只要「四個現代化」就能解決所有問題,現在當然證明不可能了。而既然共產黨又不准別人取而代之去試試別的方法,事情就僵在那堣F。
知識分子的迷惘也是顯而易見的:他們不可能再真正相信共產主義了,可是又沒有別的選擇。當然,他們多少還是相信中國舊傳統、儒家思想等等。不過在我看來,那些舊傳統的主要概念:中央集權、知識分子只能扮演視死如歸的規諫者,而廣大平民在君臣思想下既無知又溫馴……,這樣的結構不徹底改變,是不足以因應中國的現代化的。
問:中國本身的傳統不足以現代化,難道近十年來的開放後,大量的中共留學生吸收西方思想,也不足以將中國帶上現代化的道路嗎?
答:留學生還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應用所學,而且也不見得西方的觀念就能適用於中國。中國太大了,外來的影響充其量也只是「助力」而不是「主力」,一切的轉變都要從中國內部發起,內在的因素一向重於外在因素。
內在外在,兩面手法
問:這也是當年你認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農村改革者」,不是蘇俄侵略傀儡的理論基礎嗎?
答:基本上是的。國民黨當時的無能是主要因素,蘇聯的介入只是助力。當然,我的看法也已經有一些轉變。我認為,毛澤東雖然採用了某種西方意識型態——馬列主義,但他表面上對蘇聯「老大哥」唯唯諾諾,處處稱是,私底下做的又是源自中國傳統的那一套。不像洪秀全,他也採用西方的意識型態——基督教義——建立「太平天國」,但卻一味排拒西方國家,當然也就得不到外來的助力了。
不過依我看,「表面一套、私下一套」的作法同樣在台灣也如此。蔣經國總統表面宣稱「反共復國」、「反台獨」,私下卻默默做著立身台灣的長遠打算。到他晚年,一方面他安撫國民黨內保守派,強調要維持威權、不容許騷亂,事實上他不聲不響地放寬尺度,一手「安排」了民進黨的生存空間,讓他們發生作用。這種「兩面手法」似乎成了一種藝術。當然,蔣氏父子的國際評價目前已經大幅提高了。
問:您剛剛提到,源自中國內部的力量往往是造成轉變的主導力量,但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又怎麼說呢?
答:當然,孫逸仙有很深的美國和英國的背景,我想他可以算是很好的「國際組織者」。但不容否認的,一直到他晚年,他都沒有在中國獲得真正的成功,他在中國知識分子心目中的評價也不算高。老實說,「三民主義」——政治要民主政治、民生要社會主義、國家要民族主義——只是由當時西方最新穎、最流行的思潮中擷取來的,實在也不怎麼高明。我認為,孫逸仙的影響力主要來自他的「至誠」:他是一個愛國愛民、大公無私的「象徵」,這是最受重視的。
剖析「台灣經驗」
問:那對中國大陸來說,台灣介乎「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之間,它能不能提供大陸什麼力量?
答:台灣的成就當然令人矚目,具有很大的鼓舞作用,但它的答案不見得就是中國大陸的答案。大陸太大了,有許多「大」問題,而台灣呢?一方面台灣太小,二方面台灣光復時本來已有日本人打下的基礎,從鐵路到農會制度都是,這和大陸的殘破落伍有一段距離;其次當年的「美援」對台灣幫助很大,但同樣的「美援」投到大陸,可能沒什麼作用。再說,蔣家父子起用的領導階級都是實事求是的務實人才,不太在乎意識型態,而大陸的意識型態和理論教條的包袱太重,很多改革就被拖下來了。
台灣目前當然更進步,有了民進黨就有「競爭」。這和「日本模式」差不多:自民黨雖然也是一黨獨大,執政四十年,但只要還有其他政黨存在,它就不得不收斂一點、更努力一點,「有競爭才有進步」是絕對不會錯的。可惜鄧小平就是堅持中國傳統式的中央集權、一統天下,偏偏大陸這麼大、這麼複雜,要想勉強維持都很難,別說進步革新了。
台獨?沒有必要……
問:目前「統、獨」問題在台灣引起很大爭議,您個人對「台獨」的看法如何?
答:別提「台獨」了吧!現在講「台獨」只會給中共抓到極大的話柄——要「收復」台灣……等等。因為整個中國歷史儘管分分合合,「一統天下」卻是每個帝王都要背負的使命,因此「偏安」和「姑息」都會被視為「歷史罪人」。而且台灣若搞獨立,中共一定會說是有美國、日本在背後「陰謀操縱」,就像這次六四天安門事件一樣。
其實,台灣目前的狀況比很多「獨立」國家都好,而且現在這個世界,政治經濟外交文化……環環相扣,所謂的「獨立」已經愈來愈不是那麼回事了,又何必介意名詞上的區別呢?
問:那麼將來呢?台灣和大陸的關係有沒有答案?
答:這要視大陸的政治情況而定,而各種可能性——從最好到最糟——都是存在的。大陸現在一團糟,實在很難預測,或許要想有大變動,還是得寄望共軍中有新的領袖崛起,承認以前的錯誤,提出新觀念、新作法……。
不過,我一直認為,中國這麼大而複雜,「分區而治」——類似聯邦式的半自治型態——應該是比較好的。倒不一定要以現在的省份劃分為標準,可以像湖廣、四川、海南等等地域來劃分。但和目前的「經濟特區」不一樣,除了經濟,行政、立法也都可以獨立自主。我還是那句話,有競爭才有進步,每一區可以發展不同的特色,並且以地方本身的動力來推動,各種計畫也會比較容易推行,這些我在一些書籍言論中都有提過。當然,有「分區而治」的彈性,台灣問題會比較好解決。
其實說真的,關於改進中國,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嘗試的,只是「一統天下」觀念牢不可破,這樣的方法難免令人聯想到分裂或群雄割據等歷史老套。再說,長久以來,中共當權者沈迷於權力鬥爭以及維持權威,怎樣建設中國倒成了次要目標了。
共產主義已經完了
問:共產主義當初似乎充滿理想色彩,為什麼今天會演變成這樣?現在蘇聯和東歐都有了重大變革,中共能單獨對抗時代潮流,繼續維持共黨政權嗎?
答:我想不能。共產主義已經完了、一去不回了。它曾經是世界主要的政治信念及政治制度的一種,將來不可能了。不過當然,這種說法對我們自由世界的人是很容易也很中聽的,連電視上的傳教節目都常常得意洋洋地藉此發揮。但別忘了,光是在蘇俄和中國大陸,共產黨員及「既得利益」者就數以百萬計,對他們來說,共產制度垮台是非常難受的。
至於共產主義為什麼「變質」走樣?我想它一旦取得政權,很快就轉變成一種龐大的「國營事業」,於是腐敗、效率低落也就隨之而來了。
當然,資本主義政府同樣也會衍生腐敗無能,不過資本主義的前提是「自由競爭」,比較不至於做得太過分,而自從列寧把「共產經濟」(國家計畫經濟)和「一黨專政」互相結合,共產制度就註定失敗了。話說回來,共產制度是崩潰了,但它的重要理念仍然存在;而且共產主義失敗,也並不代表它對世界沒有貢獻,事實上,它是有重大貢獻的。
把中國擺到一邊去
問: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特別是在蘇俄已經轉向西方世界示好,「聯中(共)抗俄」已經不必要的目前,美國對華未來政策會是什麼呢?
答:對華政策?我可以坦白地說:美國現在「不需要」中國了。我相信鄧小平自己也瞭解這一點:天安門開火射殺學生,這個代價太大了,恐怕是他到死都不能彌補的。現在世界又發生了整體性的變化,中國不管在戰略地位或市場經濟的價值上,重要性都大大不如以前了。當然,美國還是會善待中共留學生的,這和歐戰時期,許多德國學者流亡美國一樣,日後證明,他們不管是滯留美國、或是返回德國,對美國而言都有很大的貢獻。善待學者,提供獎學金,是絕對值得的。
問:您對於身為美國「中國研究」的大師,您有什麼感想呢?
答:老實說,我覺得相當「幻滅」,甚至許多情況更覺得很「諷刺」、很可笑。
在我開始研究中國時,大家對中國都很陌生,我去了幾次中國,下了一番功夫,就被視為「專家」(當然,現在是沒這麼便宜的事了)。我又寫了很多書和文章,滿受歡迎,所以我也就相當知名,而且逐漸成為某一種「象徵」了。
不甘被利用為「象徵」
的確,別人常常「利用」我來做一個象徵。在國共鬥爭以及美國的「麥卡錫」時期,我被視為「共產黨的幫凶」;在美國致力於「中(共)美關係正常化」時期,我在台灣被——特別是被胡秋原等人——視為「出賣盟友」的象徵;而一九七二年我去中國大陸,又被周恩來用來做為「中(共)美友誼」的象徵。
但我想我這個人偏偏有點「棘手」,不甘心做別人的「象徵」,所以國民政府儘管不諒解我,我還是常常往台灣跑,也和南港中研院的學者們有很好的情誼。而儘管別人認為我「親共」,但我對中共也有很多批判,周恩來最後感謝的「中國三友人」並不包括我,可見我也不是他們眼中的「乖乖牌」。
問:以一個「中國研究」學者來說,你認為外國人真能瞭解中國嗎?此外,到目前為止,你有沒有最得意的著作?
答:我覺得西方學者看中國,大趨勢、大重點或許可以掌握,但也有許多盲點,像是中國人講「關係」——誰是誰的小姨子,誰和誰有「師承」關係或是有恩怨……,這些錯綜複雜的關係,外國人就很難搞清楚。當然,看不清楚「關係」,很多事情發展的脈絡就搞不清楚,這對研究中國政治是很大的缺憾。當然,有許多人研究中國經濟制度、社會制度,就可以做得相當不錯。
至於我的書,我當然每本都很喜歡,但到目前,我還沒有自認滿意的……它們都各有不足之處。當然,我對中國的看法一直在改變,甚至我手上現在在進行的一本書,我就準備給它「中國新史」之類之名稱。新的事情每天發生,每天都是新的歷史,所以歷史的史觀要做不斷的修正,這就是我用歷史角度來研究中國的不足吧!
〔圖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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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正清今年已八三高齡,但仍然神采奕奕,每天都到哈佛的東亞研究機構——費正清中心——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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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卅一年的「美國援華會」上,中美兩國國旗並懸,正是當時雙方「親密友好」的象徵。(中央通訊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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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卅四年底,馬歇爾特使抵達南京,蔣中正委員長及夫人都前往迎接。(中央通訊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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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四十年初,政府已撤退來台,美國第七艦隊司令史樞波中將來台參觀海軍基地,有著安定兩岸局勢的作用。(中央通訊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