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年輕的新任行政首長——研考會主任委員馬英九

卅八歲、高大英挺的馬英九身兼數職，既是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又是「國家安全會議」修訂「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辦法」的工作小組召集人之一行政院「大陸工作會報」的委員兼執行秘書，同時也在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國貿系授課。他每天拎著二個塞滿公文的大型手提箱上下班，還被問過：「是不是要出國啦？」

回家後，用過晚餐略作休息，隨即上「夜班」——看公文，歷時約三個鐘頭。自從擔任研考會主委之後，馬英九已減少許多應酬，因為在外多花一小時吃飯，睡眠就相對減少一小時，「絕對是立竿見影」，他笑道：「我喜歡『今日事、今日畢』，即使實在做不到，起碼也要『明日畢』。研考會是一個要人提高行政效率的單位，自己總不好意思積壓公文吧？！」

雖然工作忙碌，他表現出來的卻是氣定神閒、從容不迫。每次露面，總是精神奕奕，令人眼睛一亮。這要歸功於每天清晨的跑步。「運動時，肌肉緊張，大腦卻很輕鬆。我很喜歡迎著朝陽、邁步向前那種奮發的感覺」，馬主委說。而參加業餘的小馬拉松比賽，也成為他繁忙工作中的最佳調劑。

在人生的跑道上，這位十三全大會後行政院人事調整中最年輕的首長，步伐也是既快速又穩健。

馬英九曾擔任　蔣總統經國先生的英文秘書達六年之久，他認為這段工作期間獲益良多。（張良綱）

聰明敏銳，學有專攻

台大法律系畢業，獲美國紐約大學國際法學研究碩士、哈佛大學國際法博士學位的馬英九，法學素養深厚，在返國服務這七年間，工作之餘，各出版了一本中文和英文論著，此外還發表了六篇論文和書評。他的反應快、頭腦清楚，「對新聞界與有關人士解釋他負責的方案時，仔細而有條不紊，所說的話不需經過剪輯，就可直接播出，而且幾乎沒有錯誤」，中廣記者陳百嘉說。

雖然他頗得重用，但待人卻謙抑誠懇，一位新聞界人士表示，馬英九對新進記者都以禮相待，不因對方缺乏經驗而有絲毫不耐和傲氣。

這位被喻為政壇彗星的研考會主委，是湖南衡山人，曾任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秘書，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

在大學時代，馬英九就是風雲人物，他積極參加活動，大三時考上美國國務院「亞太學生領袖訪美計畫」，赴美訪問三個月。中國時報駐華府特派員傅建中在一篇特稿中回憶在美初識馬英九的印象是：「……當時就覺得他器宇軒昂，對自己將來要走的道路頗有定見，和同時代台灣學生的想法大異其趣。」

跑馬拉松，是馬英九繁忙生活中的一項消遣。（張良綱）

示威活動的「健將」

而這趟美國行，也提高他對國際事務的興趣，埋下他日後鑽研國際法的種籽。

民國六十年四月，他參加抗議美日之間私相授受釣魚台的示威活動；六十一年九月，參與抗議日本與中共建交的示威活動，貼標語、遊行，也丟過雞蛋。

他的想法是，關心國家本是天經地義的事，知識分子示威，嚴正表明態度，這正是五四以來中國學生特有的精神。此外，適度的抗議活動，對政府也有幫助，因為在對外交涉時，有了國內充沛的民意支持，就握有更多的籌碼。

赴美進修在哈佛念博士時，他投入「波士頓通訊」的編輯工作。這是一份聯繫反共留學生的政論性刊物，草創時期只有四頁手抄油印紙。馬英九接手當主編後，邀稿、寫稿，還經常兼任抄寫員。半夜從研究室走出來，別人抱的是撰寫中的論文，他則是左手抱論文，右手抱著即將送廠的稿件。有時「在同學家編完稿子，深夜二、三點一個人開車回家，還會打瞌睡」，他回想，那時心中充滿了成就感，覺得自己不愧為一個中國國民黨員。

汗水並沒有白流。「通訊」裏一些嚴肅的評論，固然常被港、台兩地的報刊轉載，其他以嬉笑怒罵筆調修理左派的專欄如「聲討七十年代」、「毛蟲照妖鏡」，也都讓人津津樂道。後來波士頓通訊的「規模」也擴展到卅二頁，發行超過二千份，連印尼、澳洲都有訂戶，「業績」不凡。又獲哈佛、哥倫比亞大學等校東亞圖書館的收藏，也引起國內相當的注意。

這份刊物，雖然耽擱了馬英九畢業的時間，但讓他交到許多肝膽相照的朋友，也磨練了文筆；又因寫作需蒐集資料方能下筆，他大量閱讀中文書報，對國內政經狀況有所瞭解，沒有因留美七年而產生隔閡。學成後，在紐約實習不到一年，他就辭去了華爾街律師事務所高薪的工作，決定回國。「一起辦通訊的朋友幾乎都回台灣了，我們用『腳』證明給左派人士看，建設國家要用實際行動，不能光喊口號」，馬英九說。

九月廿日，馬英九首次以新閣員身份參加立法院的院會。圖左為新聞局局長邵玉銘。（張良綱）

政壇新星

民國七十年回國，他到總統府第一局擔任副局長；三個月後，兼任　故總統經國先生的英文秘書，那年他只有卅一歲。

這段期間，馬英九謹言慎行，刻意避免曝光。民國七十三年，奉派擔任執政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後，才開始接受國內外新聞媒體的採訪，更在電視上談論國會充實案和「統一獨立」問題，無礙的辯才和良好的形象，使他的知名度大為提高。

而執政黨目前與世界四十餘國、一百四十幾個政黨建立聯繫關係和友誼，馬英九這位推動「政黨外交」的大將功不可沒。此外，他也在執政黨解除戒嚴、開放黨禁的政治改革措施中，扮演重要角色。參與「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動員戡亂時期集會遊行法」，和「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的規劃幕僚工作。其後，從執政黨十二人小組研議國會充實方案到黨政協調，乃至於參與草擬十三全會的政綱，馬英九較為開放性的建言，都發揮了影響力。

目前，他還負責推動研考會的許多計畫。以下是本刊訪問的摘要：

問：什麼是您在研考會推動的工作重點和方向？

答：可分為五個重點來說：

一是研究發展。我們除委託學者專家作專案研究，也推動行政機關，包括研考會自己在內，進行研究工作。另一重要職責是「國情調查」，也就是民意調查。從民國六十七年至今，已進行七次大規模調查，目的在使政府施政時充分掌握民意趨向。第八次調查也已規劃完成，正在進行中。

二是綜合計畫。就是編審行政院年度施政計畫及推動各部會長、中程計畫。因為政府施政，不能只靠直覺，必須有嚴密計畫，而預算、人事必須按計畫編列。目前，主計處和人事行政局是院長預算和人事方面的幕僚，研考會則負責計畫方面。

三是管制考核。計畫定好、開始執行時，我們要加以追蹤、管制和考核，為的是保證計畫執行時能符合預定的進度和目標。追蹤是追蹤進度，管制則還要調查和求證，考核就要打分數了，說來這是比較容易得罪人的工作。因此，我們的信條是「以服務代替管制，以協調解決問題」。在各部會提出施政計畫的列管項目中，經建會負責大型經建計畫，國科會管科技發展，研考會管的是非經濟計畫，如教育文化、社會福利等。計畫一旦列管，我們定期追蹤，選項加以查證，並看過程中有無困難。去查證並非找碴兒，而是發現困難，來協助他們解決。

馬英九在行政院研考會新舊主委交接典禮中致詞。（張良綱）

提高行政效率

四是資訊管理。希望建立全國資訊行政系統，運用現代化的資訊設備和技巧，來提高行政效率。

五是圖書與出版。一方面我們本身有很多研究報告要出版，有自己的圖書館要管理，另方面推動全國行政機關出版品的統一編號、管理。今年六月中旬成立了行政機關出版品展售中心，目前營運情況還不錯，但還要改進，如加強郵購服務等。有些機關的刊物暢銷但量少，由於他們多印會增加預算和業務，誘因不強，我希望能授權由研考會來印，以滿足民眾需求。政府出版物是政府和民眾溝通的橋樑，可使民眾瞭解政府在做些什麼。目前研考會正在大力推動這項工作。

這五項工作說來龐雜，動員的人力不少，預算員額有一百零七人，目前實際上只有八十四人，我希望趕緊補足人力。

問：請談談您參與國會改革的情形和目前進行狀況。

答：從今年二月三日執政黨中常會通過決議後，採取的方向是三管齊下：

一、是廢止及修正有關國大代表遞補的法規，使遞補制度終止，這已經在今年三月完成。

二、是製定退職條例。目前仍在中央黨部與立法院協調之中，希望能在這個會期完成立法，這樣明年初資深中央民意代表退職就會有依據。這個法的基本精神是尊重他們的意願、肯定他們的貢獻、維護他們的尊嚴，和保障他們退職後的生活。

有「退」亦有「補」

除了「退」，當然也要「補」才行。國家安全會議有二個小組在推動「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辦法」的修訂。分別是專案小組和工作小組，而工作小組是專案小組的幕僚。我目前擔任工作小組的二位召集人之一。

現今，增額辦法的方向比過去更明朗，名額也有了輪廓，工作小組初步建議國大代表是三百七十五人，從八十一年開始選舉，分二期補足。立法委員一百五十名，目前有一百名，預計明年增至一百廿六名。監察委員共五十四名，明年是否要選，尚未作最後決定，如要選則將增加廿二人，如不選則在八十一年增加。

剩下就是職業、婦女團體和僑選名額比例的一些問題了，相信年底前一定有所決定。大體來講，改革步調並沒有放緩。

在這些方案中，我現在參與的只有「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辦法」修訂的規劃，而不再參與有關「退職條例」的協調。

問：您是行政院「大陸工作會報」的委員兼執行秘書，可否說明現階段的工作進度和具體成果？

答：「大陸工作會報」目前已開了三次會，主要的決定有兩項：一是同意由台北科學學會推派三位學者到北平參加「國際科學聯合會總會」舉辦的第廿二屆年會。

其次是根據十三全大會明文規定的政策，審查通過「現階段大陸同胞申請來台探病及奔喪作業規定」。現在，行政院長已經核定，內政部很快就可公佈有關細節。探病或奔喪，對象限於父母、子女及配偶，事由是「因患重病或受重傷、情況危急者」。至於認定標準和申請方法，還須由衛生署和境管局統一訂定。

隨時在調整角色

問：「大陸工作會報」和「執政黨中央大陸工作指導小組」的工作是否會重疊？

答：不會，指導小組對中常會負責，主要工作是政策的研究和規劃，我們則是大陸政策的協調與執行，到目前為止，還沒碰到重疊或權責不清的情形。

問：您在總統府副局長任內，極少曝光；到執政黨工作時，卻日漸改變作風，這其中分寸如何拿捏？

答：這看工作性質而定。在總統府工作，是靜態的幕僚性質，本來就不宜曝光。而總統本身是謙沖為懷的人，不喜歡部屬在外招搖。我記得曾經有個單位很好心地推薦我參加「十大傑出青年」甄選，被我推辭了，就是工作性質不允許，另一方面是即使選上了，人家也會以為：這是因為我是「總統的人」。

而黨務基本上是群眾的工作，不能整天躲在幕後不與群眾見面，於是我開始接見記者和演講。由於我負責國際友好政黨聯繫工作，必須經常接見外國訪客、出國訪問，是比較動態的工作，自然就必須調整角色。

我不太喜歡為曝光而曝光，一定是在工作上有需要才接受訪問。在中央黨部四年，前兩年比較沒有這麼多需要，後兩年因為開始參與推動政治革新，國民黨成為全國、乃至全世界媒體注意的焦點，每年有成百的外國記者來瞭解黨的方向，我也就責無旁貸地擔起簡報的工作。

從選舉到政治革新，都是外國記者有興趣的話題。我覺得這是讓他們瞭解我們運作、改變對我呆板印象千載難逢的機會，當然樂於溝通，因此也開了許多次大型的外國記者招待會，這在過去並不多見。

近悅遠來

凡是外國記者來，在中央黨部，都能找得到我解答問題，而我面對像「開放不會停止？」、「方向會不會改變？」「自由派和保守派有沒有磨擦？」……等問題，也都不迴避。

問：您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任內，大力推動「政黨外交」。可否談談您推動時的工作理念及方法？

答：在我之前，蔣彥士先生及陳履安先生已推動有四年之久，成效卓著；我來了之後是在既有的良好基礎上繼續發展，把它制度化，尤其是和國際組織的聯繫上，希望使國際友好政黨的關係，從「草創期」進入「發展期」。

「政黨聯繫」，新聞界把它說成「政黨外交」，我們自己是不叫它「外交」的，因為太敏感了。如果太強調外交，到無邦交國家反而會遭到不必要的困擾。政黨聯繫從困難層面來看，基本上還是反映出總體外交上的困難。換句話說，在無邦交國推展就比有邦交國艱困。但話說回來，如果沒有困難，找我們來幹什麼？

在無邦交國家，原先在那堨i能與當地政黨沒什麼聯繫，陳履安先生和我們去了之後，就一步步把關係建立起來。我始終認為，把「國際關係」分解開來，其實有不少成分是「人際關係」。和某黨交朋友，就是和這個黨的成員交朋友。如果這些人是關鍵人物，自然可以影響他的黨對我們的態度，因此我們下了很多功夫交朋友。

刷新形象，廣結善緣

問：交朋友，說來容易，做來不簡單吧？

答：是的，交朋友有個前提，就是要讓人喜歡和我們交朋友。所謂「無友不如己者」，大家都喜歡交一個有優點，或是能力強、或是品德好的朋友。

要讓人覺得交我這個朋友是一項「資產」，而非「負債」，慢慢才能和他建立交情。因此我在推動政黨聯繫的一個口號和目標是：「刷新形象，廣結善緣」。一方面使人對我們有好印象，二方面多交朋友。

問：從客觀角度來看，您認為執政黨的優點又是什麼？

答：其實我們有不少優點，只是習焉不察。外國人看我們，認為我們不只是經濟發展快而已，貧富差距較小，政治革新能在很短的時間內運作成熟，都是頗佳的表現。儘管我們還有很多問題，但比起鄰近開發中國家而言，我們經歷的流血和動亂較少。這就是我們能交朋友的資本。

我們只是推銷員。但首先必須產品要好，否則推銷員再怎麼舌粲蓮花都沒有用。產品好，包裝也要好，才能讓顧客一看就喜歡，願意打開。我覺得現有的條件，使我們這些推銷員有相當大的空間可發揮。

最佳推銷員

問：您如何「推銷」呢？

答：第一要誠懇，人家才會相信。外交部章孝嚴次長有句名言：當你說「Yes」時，要讓別人感激你；當你說「No」時，要讓人雖不見得感激你，但至少尊敬你。我希望讓人感覺我很誠懇，不是巧言令色的人。

其次，在介紹「產品」時，要優缺點都講，讓對方得到完整的資訊。贏得他的信任後，再打交道就容易多了。如果隱瞞缺點，一旦被發現，日後就沒人肯相信了。

我介紹我的國家時，從不掩飾缺點。我要強調，有缺點並不可怕，怕的是不肯面對它。現在全國上下都以落實態度在面對問題，使國外感覺我們有信心、有希望。提出的方案也許不是最好的，但卻是當前最可行的。我們研究國會改革，也是從這個角度著眼；提出後，儘管有人不很滿意，但卻提不出更好的替代案，所以它是在可能做到的情況下，「相對」地最好，而非「絕對」地最好。

今年初在海外，美聯社記者曾經問我：「像你們這樣開放下去，國民黨會不會成為在野黨？」我笑著回答：「一個政黨是否執政，要靠選民的選票來決定。如果沒法得到足夠選票，想執政都不行！」

事實勝於雄辯

事實上，目前台灣省廿一個縣市中，有四個不是在國民黨的手中，從某個角度來看，國民黨在這些縣市等於是在野黨，這是已經在發生的事。而卅多年前，台北第一任民選市長吳三連先生，就不是國民黨員，這也顯示草根性的民主制度在台灣已有相當基礎。講出事實，不吹牛、不誇張，外國的記者就比較容易接受。

問：你曾擔任過故總統經國先生的英文秘書，在這六年之中，你最深刻的體會是什麼？

答：這是非常難忘的六年，我學到很多。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睿智，這包括高超的判斷力和遠見。對很多問題，他很早就開始思考。

以解除戒嚴為例，前年宣佈解嚴、去年正式執行，但遠在五年前，他就在注意這個問題，要我們負責幫他蒐集資料。經國先生一定等到他完全瞭解後，再選擇適當的時機作決定。我有時回憶起來才突然想通，原來他很早就在注意了，所以解嚴絕不是一件「即興」的事。

問：您在海外編過刊物，對在海外知識分子的心態有深入的瞭解，您認為從海外看國內，和從國內看自己有什麼不同？

答：在海外看國內，有時到底是隔了一層，因此比較容易受傳播媒體的左右而造成錯覺。有些問題，在海外看了會很擔心台灣會怎麼樣，其實天下太平，完全不如想像中嚴重；在另一方面，有些海外不注意的問題卻需要正視。

在海外通常只看到政治問題，其實很多政治以外的事也須注意。報禁解除之後，新聞報導可說是百無禁忌，民眾知的權利和滿足程度也是有史以來最大的，許多問題通通浮現到表層，這是我當年在海外所看不到的。

但是，出現問題並非壞事，重要的是要面對問題，不諱疾忌醫，這反而是比較健康的態度。面對問題，才能解決問題，這也正是現階段政治革新所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