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984年從台大法律系畢業。讀大學時，因為參加「台大大新社」，從報導學校事務、討論校園民主出發，觸角也漸漸伸至社會各界的議題。

大學畢業後，我當上律師，接觸到眾多家庭暴力的個案，像是1993年震驚社會的「鄧如雯殺夫案」，我就是其中的主辯律師。

從這些個案我才發現，原來台灣社會根深蒂固存在著眾多兩性不平等的刻板觀念，例如婚姻暴力中的受虐婦女，常必須承受外界「這個女人一定是自己做錯事才會被打」的異樣眼光；遭受性侵害的婦女，也必然會被歸責是「自己穿太少」、「行為不檢點」，我投身兩性平權運動，就是希望藉由自己的法律專業，從制度面的改革提升婦女地位，進而喚起台灣女性的自我意識覺醒。

在1980、1990年代，婦權議題其實是屬於較非主流、甚至還帶有某種負面印象的社會運動，我也深刻體認到，要扭轉這樣的社會氛圍，必須從根本的「觀念改造」著手。

因此當年我們這群人從事婦運，是採取從「點」到「線」到「面」的逐步擴散方式，例如由鄧如雯殺夫案，我們促成了「家庭暴力防治法」，再透過此法，要求中央設立「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地方則必須有「家庭暴力防治中心」，這個網一撒下去，從此之後，台灣受暴婦女就可以到各縣市的負責單位尋求協助，不致像過去因求助無門而必須長期隱忍。

2008年馬總統上任後，我在前行政院長劉兆玄的徵詢下入閣，擔任勞委會主委。當時劉院長說服我最關鍵的一句話就是：「妳還有什麼想做、卻還沒做到的事？」我想了想，就決定進來。

那像我這樣一個長期在體制外的社運人士，進入勞委會後究竟能做什麼？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促成體制的質變」。舉例來說，勞委會的多數同仁，待在這裡都已經二、三十年，他們縱使有心做事，卻因和外界的接觸較少，不管在政策的制定或執行，都很難真正做到「體察民情」；而像我這樣擁有豐富第一線經驗的運動者進駐後，就可以帶來新的觀點、態度和做事方法，不但在決策上更貼近民意，也較能跳脫僵化的「依法行政」邏輯。

在我任內的這兩年，非常重視透過制度面的保障來改善勞工處境。例如在2008年7月，我們完成「勞工保險條例」的修正工作，終於促使勞工保險從傳統的「一次給付」改為年金制，這也是勞保實施58年以來的最大變革。2009年3月則促成「就業保險法」修正案通過，將中高齡及身心障礙者的失業給付從6個月延長為9個月，並且增列女性勞工多年來殷殷期盼的「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另外，擔任律師的多年經驗，也讓我深切體認透過勞工訴訟對惡質資方施壓的重要性，因此我們也編列了每年約新台幣5,000萬元的「勞工權益基金」，提供勞工在訴訟期間必要的法律扶助及生活費補助。

雖然這段時間因為全球金融風暴影響，台灣失業率屢創新高，身為勞委會主委的我，當然也必須承受各界的批判，坦白說，這可能是我投身社運二十多年來從未有過的經驗。剛開始我看到媒體的負面報導常十分介懷，總會想盡辦法澄清，但日子久了我就想開了，因為要做的工作實在太多了，不可能花太多時間在「擦掉黑點」的解釋上。

而且我始終認為，這個社會是公平的，無黨無派的我，本來就是無所求而來，該離開時我絕不會戀棧，但留在體制的每一分、每一秒，我都會盡我所能，做好該做的事，我相信自己絕對經得起檢驗，日後社會自有公評。

現在常有來自各領域的青年運動者到勞委會抗議，我對這群年輕孩子是非常敬佩的，這是因為人要有這種「不求回報，只是認為這件事該做就去做」的熱情、正義感和執行力，其實並不容易，我看到他們，也彷彿看到當年的自己。當然在從事運動的過程中，他們也註定會遇到各種挫折、打擊，不過到最後這群年輕人一定會發現，獻身社會公義，收獲最大的其實是自己，這也是我這一路走來的由衷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