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分，很多時候只是一組號碼。這號碼，最好像收藏妥當的祕密，別讓人知道。

今年42歲的蘇先生，在龐大的社會管理系統中，有些你我都有的號碼，更有幾個平常人少見的號碼，幾個他一直希望能拋棄的號碼。

4年前，他吸食毒品首次被捕入監，號碼繡在囚衣上，獄卒捨棄名字，只用代號叫他。跟6成煙毒犯一樣，三百多個在監所裡與毒害掙扎的日子，並沒有讓他脫離毒癮糾纏，出獄後他重新接觸海洛英。

「去年平均一天打3次，每次10cc，」如今在桃園縣自家經營早餐店的他說，冬天比較沒有顧慮，夏天穿短袖，他只好往腳部和鼠蹊部扎針。但至少，他說，自己開店可以把「東西」放在工作場所，免得犯了癮卻沒有「藥」可用。

早餐店內，平日人來人往，蘇先生和太太輪流掌廚， 5歲的一對雙胞胎女兒偶爾客串服務生，每個早上總有幾千元的收入。

「不過，怎麼賺都不夠用，」他說，每天近3000元的海洛英開銷，幾年下來讓他花光了積蓄。然而，厄運對於這對看似平凡的夫妻並未就此鬆手。

跟著他打海洛英上癮的太太，農曆年後在朋友家中被逮捕，判刑後執行入監前的健康檢查，發現她已經感染了HIV病毒。

「不能共用針頭，這我懂，」蘇先生心情既懊悔又無奈，「我也一再跟她說。平常在家裡打沒問題，我連我的針都不給她用。」

檢驗結果出爐後，蘇先生沒有懷疑太太的忠誠，而幸運的是，他自己的檢測呈現的是陰性反應。

比起個性謹慎，平日只會在家裡打，而且一套針具平均只用3次的蘇先生，個子只有150公分出頭的蘇太太偶爾會呼朋引伴一起打。跟她一起被逮捕的朋友當中，還有一位女性也感染了HIV，警方推測，蘇太太就是與她一起打才出事的。

邊緣的真實

比起一般傳染病病原的頑強剽悍，號稱「世紀黑死病」的愛滋病毒其實非常嬌嫩，幾乎一離開人體就會死亡，所以只能藉著像性行為這樣親密的接觸傳遞。1980年，愛滋病開始在舊金山地區的同性戀者中傳佈開來後，性、特別是偏離了常軌的性，就與這個疾病相互烙印，時至今日，這樣的印象仍牢不可破。

然而，就在美國疾病管制中心確認HIV經由「精液」傳佈後不久，接受輸血的血友病患以及靜脈注射感染者的接續出現，也讓「血液」這個管道現形。比起性行為傳播愛滋的5%感染率，經由血液管道感染的比率要高上整整8倍。

事實上，要藉由性行為傳染，必須要接觸者皮膚黏膜破裂，病毒才得以進入感染者的血液系統，機率自然比不上血液直接感染。這也解釋了男同性戀者之所以成為高危險群的原因：肛交容易導致黏膜破裂流血，愛滋入侵的機率自然大過異性性交。

至於毒癮愛滋，台灣自1988年通報第一個個案以來，毒癮愛滋感染者比率一直控制在2%以下。但這樣的情況到了2003年忽然有了改變。

2001年前一直呈現個位數字的毒癮愛滋感染者通報數，到了2002年首度突破2位數，達到19人， 2003年又暴增為86人，佔所有通報個案的10%。

這樣的爆炸性擴散是個明顯的警訊：根據國外經驗，一旦HIV病毒在毒癮患者當中傳佈開來，如果不馬上採取行動，每年都會呈現倍數成長。

2004年，國內的毒癮感染者持續上升，而2005年國內新增的3662個案中，竟有2434個、高達71.7%是毒癮患者！這樣的發展也使毒癮患者取代了過往的同性戀患者，成為愛滋病肆虐下最主要受害族群。

「台灣慢了一步，」愛滋病患權益促進會執行長林宜彗扼腕痛心，「在毒癮愛滋剛開始成長的時候，政府沒有立刻應對，現在恐怕做什麼都太遲了！」

疫情失控？

2005年各項數字猛升，讓台灣多年來建構的愛滋防治網看來脆弱不堪，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局長郭旭崧也坦承「疫情幾近失控」。　

然而，浮上檯面的數據永遠只是冰山一角。根據WHO的研究，全世界約有3%的人使用毒品，其中靜脈注射毒品者占60%，約7200萬人，這些人中約有12%會染上愛滋。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吸毒、販毒與色情市場往往互動密切，也因此同為愛滋高危險群的靜脈注射毒品使用者，與性工作者和嫖客也彼此流動。另一方面，許多國家對於注射針頭嚴格管制，也助長了共用針頭而產生的愛滋感染。

在台灣，以法務部推估的人數計算，全台13萬使用靜脈注射的毒癮者中，感染愛滋病毒的可能有1萬5,600人，減去目前通報的3,662人，等於還有1萬2,000名感染者尚未浮現。

「當毒癮遇上愛滋，女性感染者激增是首見的問題，」疾病管制局第3組組長楊世仰指出，在國內感染者中，經由異常性行為和濫交等傳染的男性個案一向佔了大多數，即使在毒癮愛滋病患增加後，因為性行為而感染的男性個案仍佔總數的65%以上。不過，隨著毒癮愛滋的增加，毒癮患者的伴侶也容易被感染，特別是性器官比較容易發生擦傷的女性。

因此，台灣女性感染個案成長的趨勢也很明顯，從2003年前的不到5%，激增到2005年的12%，符合國外的經驗。

「如同蘇氏夫婦的案例，男女雙方若都吸毒，無論是因為性行為或是共用針頭，發生交叉感染的比率更高，往往最後都雙雙中獎，」楊世仰指出。

不過，相對於這些性伴侶固定的族群，一些為了缺錢買毒而下海賣身的女性更成為移動的病毒散佈者，也是更危險的防疫缺口。

2004年起，國防醫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教授李思賢開始一項龐大的追蹤計畫，目標是270位吸食安非他命以及施打海洛因的女性毒癮戒治者。他發現，女性毒癮患者中，有超過32％曾以「性」換取毒品或金錢。這些用身體換毒的「糖果妹」，每人每半年的性伴侶數平均高達30至50人！

而當女性感染機率提高後，接下來會發生的就是母子垂直感染。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包括單一性伴侶的女性在內，全球總計有250萬名孕婦為愛滋感染者，2004年生出了63萬名愛滋寶寶，預防母子垂直感染已成為聯合國近年的愛滋防治重點。為此，衛生署自前年12月的愛滋日起開始免費提供孕婦愛滋篩檢，2005年篩檢了近25萬名孕婦，發現了28名帶原者。至於愛滋寶寶，「截至目前為止只發現了個位數案例，事實上，台灣有史以來也總共才13例，問題尚未惡化，」楊世仰指出。

不過，數據中仍暗藏危機，「如果現在不採取行動，自1997年起連年感染率成長都超過10%、已被聯合國列為愛滋病危險疫區的台灣，將徹底淪陷，」林宜彗說。

在被保護、隔絕的暗處，一名愛滋寶寶拉開布幔，嚮往外面的光亮。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每年全球有六十多萬名愛滋寶寶出生，不分地域和經濟發展程度，愛滋寶寶已成為各國政府防治愛滋的關鍵課題。

大敵當前

擴大的疫情和可以預見的災難，讓整個公衛系統如臨大敵。然而，不能不問的是，「毒癮愛滋」突然惡化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體制上，經由各種管道通報的愛滋感染個案，在疾病管制局建檔之後，再知會鄉鎮層級的公衛系統，「無論病患是設籍在此地或居住在此地，都會被追蹤，」台南縣六甲鄉衛生所的公衛護士蔡佩玲說，「包括轄區監所內在押的感染個案，我們也會知道。」

以人口不過2萬5,000人的六甲鄉為例，總共有19個通報案例，除一位鄉民外，其餘案例全部都來自於當地的台南軍事監獄，而且煙毒犯多的監獄，毒癮愛滋病患也較多，這些愛滋病患均隔離囚禁，然而，從病患沮喪的情緒到戒護員的人身安全，在在都挑戰著獄政管理。

「這些感染者年紀大都在20歲左右，大都是因為吸毒而入監服刑，入監前檢驗才知道自己感染了HIV病毒，」蔡佩玲說，多次出入監所輔導感染者和獄政人員，讓她對於毒癮者的習慣有了較深的了解。

大多數的靜脈注射毒癮者施打毒品時，通常在將針頭插入血管後，會先「倒抽」把血液抽出來，以確認針頭已進入血管。其中有些人把針筒裡的毒品連同血液打進血管裡後，又重複「倒抽」再打回去，如此重複幾次，才將毒品完全注入血管。這是由於打到血管外人體組織的毒品，會由肝臟吸收，減少快感，也因此，為了確認毒品一滴都不浪費，「倒抽」成了儀式般的不可或缺的動作。

因此，「不同長短、不同柔軟度的針頭，對於毒癮患者來說，其實是相當講究的，甚至產生了針具的品牌忠誠，非特定牌子的針具不用，」蔡佩玲說，「但相對於這種講究，部份毒癮患者對於避免愛滋病感染的知識卻貧乏的可憐。有些人懂得不要共用針頭，卻因為把自己的針頭伸進了已受感染的稀釋器（塑膠小杯、用來將粉狀的毒品與注射液混合，方便注射）內而中獎。」

另外，由於「倒抽」盛行，針筒與針頭幾乎百分之百被使用者的血液沾染，這樣一來就是想對針具進行有效的消毒，也變為不可能。

知識的缺乏之外，毒癮患者不同的使用習慣和文化，也是導致問題惡化的一環。

「黑道大哥帶著小弟一起打、毒鴛鴦兩個人共享，毒癮圈當中的共享有時候更成為一種表示親暱感、產生聯繫的儀式。在這種氛圍下，沒有人會不識相的搬出愛滋病，作為拒絕共享的理由，」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主任楊士衡認為，「當毒癮與愛滋結合，反毒和抗愛滋彼此的關連性日益加強，對於這些毒癮犯之間的次文化，警方和醫界都有必要更加深入了解。」

無法禁絕就加以疏導，是減害的核心理念。即便在公娼時期，西門町暗巷裡的「站壁仔」也不曾斷絕，禁娼後，疑懼公權力的性工作者往往淪為防疫的缺口。

神祕的親暱感

另一方面，近年國內毒品查獲量和毒癮愛滋感染者人數的成長數字也相互呼應，一前一後達到突增的高峰。2002年以前，國內每年的毒品查獲量穩定的維持在2000公斤左右，然而到了2003年，毒品查獲量卻一下子成長了4倍，達到八千多公斤，幾乎與毒癮愛滋病患陡升的時間點相同。

「在時間之外，另外一項地理上的線索，也可以看出台灣愛滋問題和毒品的高度關連性，」疾病管制局副局長林項說，目前國內最常見的HIV-1愛滋病毒株也蔓延於中國南方一帶，「盛行的區域可以從雲南一路拉到台灣，幾乎和運毒的路線完全重疊。」

毒品問題嚴重，警方查緝加強，「幾個有用藥的朋友告訴我，為了抓毒，警方不惜在藥房前堵人，甚至要求藥房提供線報，方便他們從針具購買者中找出毒癮患者，」NGO組織「台灣同志諮詢熱線」主任賴岡言說，「這樣一來，讓原本流通沒有問題的針具變得取得困難，自然增加了針頭重複使用、共用針頭和稀釋器的機率。」

根據法務部矯正司統計，國內目前使用毒品者總數約達21萬人，其中13萬人使用的是海洛英一類的靜脈注射毒品，其他則多屬大麻和近年流行的搖頭丸等「軟性毒品」。

「特別是同志圈中，軟性毒品比較受到歡迎，」賴岡言說，然而，不需靜脈注射的軟性毒品同樣對愛滋傳染具有推波助瀾的效果。「比起海洛英，搖頭丸使人性慾亢進，特別是在『轟趴』的場合，許多人吃了搖頭丸，沒戴『雨衣』（保險套）就做，結果一樣染上愛滋。」

「減害」登場

從衛教到治療，台灣每年投入愛滋防治的經費高達新台幣13億元，大筆金錢投入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讓74%的HIV感染者接受藥物治療，並將其10年存活率提高到84%。然而，在衛教預防的成效上卻難以令人滿意。

疾管局去年進行的調查顯示，在性活動逐漸邁入高峰的大學生中，只有不到30%的人每次做愛都使用保險套；而屬於高危險群的性工作女性當中，更有高達86%不敢也不主動要求客人使用保險套。

在毒癮愛滋的氾濫即將一發不可收拾的關頭，國內對抗愛滋的策略顯然已來到改弦更張的時刻。

為了減少共用針具的危害，衛生署從去年8月試辦「減害計畫」，並於11月正式在台北縣市、桃園縣及台南縣近200個定點提供乾淨針具。試辦期間，衛生署還破天荒協調警方和檢調單位網開一面，不要以針具做為吸毒的罪證。而今年7月之後，這項計畫更將擴大在全國各縣市推行，全年預計發出一千萬套針具。

從廣發保險套到廣發針具，預防愛滋的工具不同，但整個防治核心在某些人眼中並沒有不同。「為什麼愛滋感染者至今需要嚴密的隱私保護？」林宜彗說，「因為只要一曝光，他們的就學、就業、就醫等基本權益就會因社會眼光而受害。但如果他們一直不出來，預防和治療很難進行，對社會危害更大。」

「因此，談愛滋人權不只是保護弱勢的人權問題，只要深入去看，你就會發現這是防疫之所必須──不保護他們，所有人都可能成為受害者！」

位於永和的基督教晨曦會裡，牧師用宗教力量幫助毒癮者。然而這類煙毒戒治單位為數有限，絕大多數吸毒者即使有心戒毒也不得其門而入。

信任的網絡

投入愛滋病治療12年，經常各地演講的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院內科部感染科主任王任賢也說，「會乖乖坐下來聽我演講的人，都是沒有高危險性行為的人。我應該去對酒店小姐上課，去對嫖客、毒蟲上課才對。但他們是不可能來聽課的。那要怎麼辦？」

事實上，當愛滋成為當代人類健康最大威脅之一，有關的疫苗開發工作也不斷進行。「然而，疫苗開發需要累積足夠的臨床實驗樣本，但許多藥廠遇到的瓶頸跟防治的困難非常類似，」美商默沙東藥廠台灣分公司醫藥學術處長楊冠洋說，疫苗有沒有效，要從危險族群身上驗證，而這些族群卻躲在暗處，臨床測試不足，大大拖延了開發的腳步。

「發針具不是目的，是藉由這個管道建立聯繫，」疾管局副局長林項指出，針具是個象徵，把政府的訊息傳達給這些毒癮和愛滋感染者，讓他們了解政府的善意，願意信任政府、接受政府的幫助。

與毒共存

回到根本去思考未來，近來，醫界也有了些新思維。在愛滋病毒現身前不久，1977年10月間，最後一位自然感染的天花病例被通報並完成治療，成了人類有史以來首度完全撲滅的病毒。天花消失之後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埋首於實驗室、醫院和公衛前線的醫生和科學家懷抱希望，期待一個一個根除包括痲疹、小兒痲痺等的病毒。不幸的，這項任務比他們預期的要艱難許多。

「我們也發現，消滅了舊病毒，反而可能促進另外一種更難纏病毒的發生，」疾管局長郭旭崧說，「因此公衛界出現一種新思維，認為也許我們不須把病毒完全消滅，而是試著與病毒共存。」

「這種與毒共存的思維也存在於人文角度。為了避免得病者被社會妖魔化，我們也需要有『與感染者共存』的態度，」郭旭崧說，「過去，無論毒癮患者還是愛滋感染者，社會壓力把他們逼到暗處，現在則要再次鼓勵他們走出來。」這是對抗愛滋能否成功的關鍵。

查獲吸毒案的晚上，北縣一所警局裡陳列著查獲的金錢與和針頭等犯具。在基層員警心的認知中，擁有針頭等同於吸毒，也因此，許多毒癮者視購買針頭為畏途。

「減害」要成功，基層員警的執法尺度是關鍵。圖為北市某分局破獲販毒集團後將嫌犯押回警局的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