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歷史,民族就失去記憶,記憶的形成,往往不是全靠歷史學家,而是一些個人經歷的累積,台灣在九○年代興起的最新一波口述歷史風,補充了文獻記載的不足,也重構了往昔曾被忽略的歷史片段。
您可知日據時代的理髮師,並非人人可當,得經過「政府」的考試,一考好幾科,理髮師還必須身體健康,不能有肺癆等傳染病,還要研究生理學。
您可知光復前經濟困難時,台灣民間盛行將女兒送人養,然後換「媳婦仔」回來,當時送養的女兒若碰到有意中人,要毀婚,養父母還不敢將她嫁掉,怕人家說是「賣媳婦」。這是當時民間在生活困苦時,發展出來的婚嫁關係。
日據時代末期,許多家庭改了日本姓,在家說日語,成了「國語家庭」,但是您可知真正的原因是什麼?「天下父母心」,原來是為了子女的升學問題。
口述歷史新風潮
這些事情都不是空穴來風,全都源出於最近坊間出版的幾本口述歷史著作。
曾幾何時,口述歷史成為坊間書市的搶手書刊,以中央研究院在民國八十一年出版的「口述歷史」期刊──二二八專號為例,二月出版,到十一月中旬,兩千冊期刊已銷售一空。「一直到現在,還經常有人在詢問這本書,」三民書局櫃檯小姐這樣表示。
不只是學術單位,在一些縣市政府的出版品裡,口述歷史也是重點項目。例如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去年出版的「台灣人日本兵的戰爭經驗」口述歷史,今年計畫出版的「台灣人中國兵」、「台灣人教師的時代經驗」、「日本時代北縣婦女經驗」等書,均以口述訪談的方式進行。
南部的嘉義市政府,在市長張文英的主導下,從去年起也以計劃贊助的方式,為嘉義地區二二八事件死難家屬,製作了三本有關二二八事件的口述訪談。
另一方面,不管是政府或是民間社團,這幾年都有大規模的耆老座談會持續地在進行,座談的主題從婚喪習俗的演變、傳統產業如糕餅、布莊等的興衰,到日據時代軍事、教育的狀況,詩社的源流……等包羅萬象,這類耆老座談的記錄,也算廣義的口述歷史。
挑戰主流歷史
二十世紀末被認為是觀念「解構」的世紀,過去被認為是正統的、主流的價值觀,一再被提出來重新思考,史學來說,傳統的歷史架構,由「統治者、士大夫,主要族群漢人、男人建構的歷史」紛紛被挑戰,少數民族、婦女、勞動者等不同角度的歷史出爐。
放到台灣的歷史時空,從民國八十年代至今,口述歷史的風行,還有其他原因。
這幾年本土風潮興盛,政府與民間社團均致力於對台灣史的研究,當大家熱中於認識過去時,首先面臨了一個難題:原來文獻裡對過去所記載的資料,特別是常民歷史的部份,居然如此欠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許雪姬舉例,寫產業史,公家機構如台電,還有一些資料可追索,但是若要寫民間產業如雕刻的歷史,資料便很欠缺,只能借用口述史來補充。
許多過去被列為禁忌的歷史,民間跟政府對事件的看法有差異,這也是促成口述歷史風潮興起的原因之一。二二八事件是最明顯的例子。「政府的資料千篇一律,對二二八受到傷害的人,一律以『反抗政府的暴徒』帶過,」許雪姬說,資料的缺乏及偏差,使民國八十年初,當政府開始要正視二二八的問題時,形成各說各話或無話可說的情況。口述的補充,雖然還是不足,但可彌補一些缺憾。
歷史學裡的老傳統
口述歷史,是中外歷史學裡的老傳統,我國重要的文獻像史記裡的《刺客列傳》,外國像「馬可波羅遊記」,所運用的就是道地的訪問材料。甚至新約聖經中的馬太、馬可和路加福音書,就是作者以個人記憶及與耶穌同時代人物所談而成書,也就是「口述歷史」。
但口述歷史真正盛行起來,還是二次戰後的事,向以歷史研究聞名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是其中翹楚。拜錄音機發明之賜,哥大對橫跨二次大戰前後,在政經軍事等各範疇引領風騷人物做訪談。
民國四十八年開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對大陸來台的政治、軍事、經濟等人士做過大量訪談,至民國八十三年為止,已出版過五十三個人物訪談錄,由此帶動中國國民黨黨委會、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史館等歷史研究單位做一系列經歷過抗戰、剿匪等現代史人物訪談,這是台灣在戰後以口述歷史留下史料的第一波。
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許雪姬表示,近史所當年所以做口述歷史,是因為口述者並非每個人都可以寫書,而他們的經歷又的確有價值,是某個事件的主導者,處於關鍵地位,對研究歷史的幫助很大。一方面也是中國大陸淪陷,很多資料來不及帶出來;再者,國共內戰經年,政治上敵對之立場,對歷史事件常以截然不同的角度記述、詮釋,整理出來這些回憶錄、口述資料,對史學的研究會將很有貢獻。
補充文獻不足
為已有的歷史文獻補充資料,這原是口述歷史的目的之一。近來台灣意識大興,而過去對台灣歷史的研究一直相當缺乏,因此坊間對台灣史的需求若渴,有關台灣史的部份,以口述訪談為方法,的確也補充了許多文獻的不足。
例如作家廖嘉展在《老鎮新生》一篇文章中,描述當日本人入台「走日本反仔」的情況:
「七月怳迨憿A日軍已開到大蒲林,反抗軍群起抵抗,但反而被打貓街民圍攻追殺,逃至新港,被庄民捕獲。在奉天宮的團練局內,庄民都主張將『叛勇』(反抗軍)斬殺。在這時候,開到中部打了敗仗往南撤退的反抗軍,沿途幾乎都被無知的庄民殺害,有些來台靠補缸補甕為生的唐山客,也都被誤作奸細而遭不幸。逃到新港的十二名叛勇得到林維朝的力保,才倖免於被殺害。」
一般對日人領台之初的歷史理解,多半侷限所謂台人「抗日、禦武」等概念,但當時地方對政權遽變的反應,其實牽涉到許多錯綜複雜的「地域主義」及「抗日實況」。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助研究員周婉窈認為,這段口述訪談對後人的理解有很高的價值。
又如宜蘭縣史館去年針對日據時代的戰爭與教育兩個主題,在全縣各地所做的耆老座談,最後匯集成「日治下的軍事與教育」一書,講到二次大戰期間不少宜蘭人死於盟軍的「爆擊」,及皇民化時代,不少國語家庭改姓名的背景,領台之初,不少台灣家庭偷學漢學的情形,對日據時代宜蘭人的生活實況,「上至國家認同,下至日常生活的細節,」周婉窈說,都可得到豐富的訊息。
目前坊間盛行的口述歷史,一般以七抪野H上的耆老為對象,因為他們曾經歷日據、國民政府來台兩個時代,走過戰爭,及戰後政治經濟變遷的歲月,尤其是對於日本統治最後十年的歷史資料的補充,很有幫助。這些耆老有時追溯青少年時期「耳聞」的經驗,也就是歷史口傳的部份,補充的歷史資料還可以往前推,如果是八、九抪釭漲悀H,還可以聽到日本領台之初的口傳資料。
被壓抑歷史的反彈?
但是這幾年口述歷史的影響,最多的還是對過去歷史裡頭「被忽略的」領域,如二二八、台灣兵,乃至於女性、庶民史等範疇的重構。
以二二八為例,可以這麼說,有關二二八的基本史料,是由口述訪談一點一滴建立起來的,而這其中,因為相關資料的不足,透過對談,一個套一個的訪談查證,如今得以建立起最基本的,例如各地區事件發生始末的史實,以及受到傷害者的生平等資料。
又如中日戰爭期間,為殖民政府動員、打仗的台籍日本兵的歷史。「在過去的歷史記憶裡,中日戰爭就是『抗戰』,歷史教科書從來沒有『台灣人為日本人打仗』的這段,」為台北縣立文化中心撰寫「台灣人日本兵的戰爭經驗」口述歷史作者的鄭麗玲說。
歷史記憶裡沒有台灣人日本兵的故事,日據時期一些台灣仕紳的生平傳記,很有趣的,「常常也從二○年代直接跳到戰後,」鄭麗玲說。
台籍日本兵的口述訪談,除了將這段期間台灣人到海外當兵、動員等基本的史料弄清楚了,也「幫助我們瞭解中日戰爭期間年輕一代的邏輯和感情,」周婉窈說。
例如志願兵的「志願」,有些是因為要改善家中經濟使然,而有些卻是「被迫」,而更多人則是認為當兵是件光榮的事,能夠跟日本人「一樣」的去當兵,是將殖民身分抬高了。
周婉窈認為,重構這段歷史,對於我們瞭解日據時代殖民政府如何將「台灣人」塑造成「日本人」,當時台灣人如何回應等心態,對目前歷史界尚在爭論、探索的所謂「台灣人意識」的歷史源流問題,是很重要的線索。
以女性的心情寫史
台灣史範疇之外,有關女性、平民史的建構,也是這幾年口述歷史的主要方向之一。
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前理事長江文瑜指出,往昔的歷史多半是為統治者而寫,而統治者又多半是男人,有關女性生活跟生命史的書寫,例如台灣在農業社會時,民間盛行的送養女兒、童養媳、招贅等事情,在往昔以政治為主的架構裡,大概都只是寥寥數語,也不太可能以「女性的心情」來陳述,這一波的口述歷史,讓這些走過時代的女性,有了發言權。
所謂的女性史觀,江文瑜指出,狹義的說,是指以「女性權益」的角度來看事情。例如《消失中的台灣阿媽》寫「二二八受難家屬莊政華」,重點不在二二八事件的經過,或死難者莊政華父親的生平,而在莊政華與父親的關係,以及因為二二八事件為莊政華及莊家所帶來的經濟、婚姻等困境。
而因為做女性口述史,「走進歷史的真實感受」,使江文瑜更貼切地反省到,在面對歷史事件時,一般人習用的男性觀點。例如電影《超級大國民》,描述二二八受難者的妻子在面對遽變時,以自殺收場。但是江文瑜根據她的女性口述經驗表示,大多數二二八受難者的妻子很少以這種方式來面對傷痛,相反的,她們大多都是更堅強的負起家庭經濟重擔,獨力將孩子養大。
坦克必朽,梨子永生
的確,不只是女性歷史可以書寫,二十世紀是民主的世紀,選舉時人人都有一張選票,眾人平等之下,誰說平時汲汲於生活的常民百姓,不能有自己的歷史?
庶民史的建立,不是新觀念,但是在台灣匯集資源真正去做的並不多,這幾年口述歷史的風氣,將庶民史料的累積,又往前推了一步。這其中,刊載在宜蘭縣史館刊物「宜蘭文獻」上包括理髮師、廚師、牽罟、客運司機、戲班樂師、鐘錶、棺材店、做灶等行業的口述訪談,是目前有系統對地方庶民的訪談之一。
這些訪談留下了不少傳統行業的史料,例如理髮師張旺坤,繞著理髮這個行業走,可看到他在日本時代的理髮生涯:工作環境有電扇可吹,是年輕人嚮往的行業。當年理髮界的種種行規──例如,學理髮時先學洗頭,再學修面、當時人流行的髮式、學理髮的時間,以及出師後要開店,得經公家考試取得執照等。
又如另一篇宜蘭著名歌仔戲班──「宜蘭英」歌仔戲班的樂師兼演員劉進的口述訪談,他七抪釭漱H生,幾乎與台灣歌仔戲班的興衰同步,劉進因與宜蘭歌仔戲圈著名人物──已逝世的「宜蘭英」相熟,透過劉進訪談,對宜蘭英的性格人情,也有很生動的描述,對日後研究宜蘭戲曲史的人們,留下了第一手史料。
宜蘭庶民史的口述,更呈現特定人群在歷史時空的悲喜故事。例如宜蘭農夫黃金萬在日據時代開墾大南澳的口述訪談提到,日本大正年間,大南澳共有近三怳嶀H家來此開墾,過程異常艱苦,如今當初來大南澳的墾戶,只餘黃金萬一個人,他最大的夢想是在當年「起水」(下船處)建碑,以紀念來時路,透過口述歷史,小老百姓的願望被表達出來了。
宜蘭文獻在庶民口述歷史訪談系列起始的刊頭語上,主編林克勤借用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的名言,有感而發地寫道:「但是坦克真的比梨重要嗎?……坦克必朽,梨子永生。」
就這波的口述歷史而言,或許是吧!台灣在二十世紀末的口述歷史風的確擴大了我們的歷史觀,讓我們不僅可以看到主流帝王將相的歷史,舉凡女性、弱勢團體、庶民百姓的歷史,不也一一可親、自有其意義價值?
除了傳統以文字書寫的口述歷史外,這一波的口述歷史風,還帶動許多人嚐試以錄音、錄影等方式,記載下今日重大的事件和身邊的見聞,成為活生生的影像史。
歷史的巨輪不斷向前,透過史觀的重建,新科技帶來記錄工具的進展,當二十一世紀的人們重看我們這段歷史時,又將有什麼樣的反省? □
p.78
圖中老先生曾參與日據時代新文學運動,訪談後不久即因病去世。耆老訪談面臨跟時間賽跑的壓力,的確是在「搶救」史料。(薛繼光攝)
p.80
位於宜蘭海邊的碉堡,是中日戰爭末期日本人為防制美軍登陸而建。
抗戰期間,從日本戰俘身上取下、為參加「聖戰」軍士祈福的簽名布。「祈武運長久」、「一人戔行」(一人殺怳H)的祝語可感受當年日本鼓吹軍國主義下人人尚武的侵略氣氛。(卓越傳播提供)
p.81
台籍日本兵曾是一段被忽略的歷史,這幾年才逐漸為人所知。圖為一九三八年楊梅鎮民祝達文從軍紀念。(吳金榮提供)
p.82
(右圖)民國八十四年二月,台北新公園內舉行的「二二八紀念碑」落成典禮上,李登輝總統以國家元首身分向二二八死難家屬致歉,承認政府過去所犯的錯誤。新公園後來被命名為「二二八和平公園」。
(左圖)典禮上,一位婦人手捧親人遺照,難掩傷痛之情。
p.84
過去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做灶行業,如今行將沒落,少見的做灶傳人也接受了口述訪談。
「宜蘭英」歌仔戲班鼓吹手劉進能自寫樂譜,這是他為老闆兼好友「宜蘭英」所寫下的懷念歌謠。(張文義提供)
p.85
宜蘭理髮師張坤旺說,日據時代流行的「西裝頭」,源自日本明治維新時期。老先生不僅能說古道今,理髮手藝更是一流。
p.86
從抗戰、光復以迄於今,歷史的詮釋因為時代的替換,幾番更迭,鑑古觀今,歷史的弔詭在此。圖為一九四五年楊梅座(楊梅戲院)。(吳金榮提供)
p.87
日據時代,台灣人被任命為學校「訓導」(老師)的證書。殖民政府在教育上如何將「台灣人」改變成「日本人」,是口述訪談探索的題目之一。
抗戰期間,從日本戰俘身上取下、為參加「聖戰」軍士祈福的簽名布。「祈武運長久」、「一人十殺行」(一人殺十人)的祝語可感受當年日本鼓吹軍國主義下人人尚武的侵略氣氛。(卓越傳播提供)(卓越傳播提供)
台籍日本兵曾是一段被忽略的歷史,這幾年才逐漸為人所知。圖為一九三八年楊梅鎮民祝達文從軍紀念。(吳金榮提供)(吳金榮提供)
(右圖)民國八十四年二月,台北新公園內舉行的「二二八紀念碑」落成典禮上,李登輝總統以國家元首身分向二二八死難家屬致歉,承認政府過去所犯的錯誤。新公園後來被命名為「二二八和平公園」。(張良綱)
(左圖)典禮上,一位婦人手捧親人遺照,難掩傷痛之情。(張良綱)
過去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做灶行業,如今行將沒落,少見的做灶傳人也接受了口述訪談。(張良綱)
「宜蘭英」歌仔戲班鼓吹手劉進能自寫樂譜,這是他為老闆兼好友「宜蘭英」所寫下的懷念歌謠。(張文義提供)(張文義提供)
宜蘭理髮師張坤旺說,日據時代流行的「西裝頭」,源自日本明治維新時期。老先生不僅能說古道今,理髮手藝更一流。(張良綱)
從抗戰、光復以迄於今,歷史的註釋因為時代的替換,幾番更迭,鑑古觀今,歷史的吊詭在此。圖為一九四五年楊(吳金榮提供)(吳金榮提供)
日據時代,台灣人被任命為學校「訓導」(老師)的證書。殖民政府在教育上如何將「台灣人」改變成「日本人」,是口述訪談探索的題目之一。(張良綱)